李敖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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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希望
——庆祝总统华诞暨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特刊
今天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今日所受的失败和耻辱，都是由于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必替自我作辩护，要知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自侮”的成份一个不减少，怪别人为什么比你强，为什么欺负你。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你自己如果是眼高手低，志大才疏，那你就没有脸去开会、通电、示威游行、贴标语、喊口号……因为这一切形式化的行动都是徒然无益的，都是期望太奢而努力不够的行动。
在这非常的时代里，开会、游行、标语、示威、喊口号……等等是救不了国家的，救国是一番艰巨而庞大的事业，需要每个国民在自己的职位上札实的努力。国家是一个有机体，每个国民如都能做到“执事者各司其事”的地步，国家自然会强盛起来。
克莱勒说：“努力去做那些最近于你们目前的事”。易卜生说：“在这世界里，就好像在大海中，最要紧的，是先救你自己”。本着这句箴言，我希望我们能够说出心坎的话，做许多实际的事，要知道除此而外，其他一切的行动都是无裨救国的空谈。时至今日如果再背着良心来“高喊”救国，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因此，我们必须立下目标以奉为圭臬。
第一、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是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所造成的恶果。
第二、我们时时要职各人之所职，为个人之应为。必须如此，才能建造来日建国的事业。
台中一中李敖（1952-10-31/联合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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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书信两封
屡承你寄书，至感。所中书刊检查管制办法春来稍有更动，“书刊以曾经内政部登记有案准许出版者为限”，纵经登记有案出版者，如有左列情形之一之书刊，概不发阅（未经登记者自更属之）
（一）有违三民主义立国最高原则者。
（二）有违反共决策影响民心士气者。
（三）有违我国文化伦理道德者。
（四）有害在押或受刑人身心健康者。
（五）著作人曾经查禁有案者。
（六）时事，新闻，评述及剪报类。
（七）本所人力所不易辨识之外国语文。
（八）挂图，画报（刊）歌曲，及日（月）历类。
（九）日记簿，记事簿，笔记簿，及手册类。
（十）其他本所认为不宜在所内阅读或未经审查者。”
故你寄的书，多不能通过。你费神寄了，而我收不到，反倒有负好意。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再寄了，还是由我在这边托所方代买，先审后购，反易收到。我目前的苦恼是我的一些钱已非我说了算，不但被小八掌握甚至连准时汇我都做不到。你可以买我一套《中华古籍丛刊》吗？我想你汇我叁仟圆，此书原订价捌仟，现中文书涨了，你如卖得好，不会吃亏。附提书单于后，你可撕下向小八要。
六三、六、十五。敖之
凭此单提中华古籍丛刊壹套。李敖
j按：
1．十点中最妙就是那第十点。（十点原文未分段，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而分。）
2.《中华古籍丛刊》为段宏俊主持之大西洋图书公司出版，李敖偷偷帮忙者也！（6805初版，全32册。序为《<中华古籍丛刊>缘起》（680430），后改名作《古书新见》，收在《李敖文存》。）
3。“六三”指的是“中华民国六十三年”，即1974年。李敖还蹲在里头。
兄：
你除夕信及代垫卖书款贰仟元收到。你说：“房子二月不可能腾出来。”书，房二事乃一事，前者不得解决，后者即无法。我刚给孟一信，决定：“托丁卖书，丁已前后代为垫汇我九千元，如今他书没拿到，房子也腾不清，无法运用，我内心实感不安。我盼你再南下一次，周渝擅买那三个新铁柜及台中的家俱移丁处理，丁要的书，能找出多少，找出多少，立据给你。然后就现状稍事清理，把台中老家封存起来算了。台中书房似非等我出来，无法可想。”——目前只得暂决定如上。你的构想开店事，一来分出可卖不可卖之书太费周章，似非我莫办，二来能否售得顺利尚未定，而店面开支恐得不偿失，故恐难实行。
孟南下，你照我前述取得书物，即折价代垫，仍每月贰仟汇我，折光即停汇，我收款一定收得到，不再每次写信了，等有事再写。小八搅得我疲惫不堪，九月间去总医院检查，肺囊肿需开刀，血压且高到160。小八三号出狱了，老太说不好意思来看我云云。一直没见到。只知道他在靠老太吃饭，老太则靠海外四女儿“施舍”，家事不堪闻问，如此而已。
敖之六四、一、十一夜
j按：
1.这封信写于1975年狱中。这年蒋介石死了，而李敖也四十岁了。
2.“孟”应指的是萧孟能，“丁”应指的是丁潁（主持蓝灯出版社）
3.以上二信原件图版收在文化顽童李敖（武陵版），原图字小且为草字，故我的打字可能有错，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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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札记
快乐与技术
快乐是里应外合的。快乐可以内发，也可以“外打进”——先咧开嘴，你就会笑。林肯说你可以想要多快乐就多快乐，就是指此。“形式”可以决定“内容”、“程序”可以影响“实质”，这是技术上的真理。（1989年3月4日）
泪痕犹在，已见笑脸
在重大不快事件的干扰后，我的修养，不能做到无动于衷，我会受它影响，也不快乐。但是我的修养，却能在一小时内完全平定不快乐、完全恢复正常。大人当羡慕小孩子，小孩子啼笑之间，间不容一颗棒棒糖，泪痕犹在，已见笑脸，这是多么可爱的境界！（1989年3月4日）
美女与妖妄
早上电视节目中，有丁乃竺大谈密宗。多年前乃竺与胡茵梦到家里来，如在目前。这些女人脸蛋一百、大脑零分，都喜谈迷信与妖妄，不自知其无知，反而自得，此知识上“国王之新衣”也——明明上当赤裸，反以为华裳炫人，其脸蛋与大脑不相称如此，真美而愚也！（1989年3月14日）
是必为也，非必能也
晚饭前黄三问我：“你这样搞国民党有效吗？”我说：“搞国民党像搞屄。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只是要一搞耳！有性欲、无性能是另一问题，重要是你要志在一搞才行。”黄三大笑。（1989年3月24日）
坏的好人
吴越潮生前在信义路口对我说：“国民党里有很多坏人，所以局面弄成现在这样子；但国民党里也有好人，所以弄成现在这样子还能拖下去。”但我总觉得，帮助国民党作恶的好人，只是“坏的好人”耳！岂配称为好人哉？（1989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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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长不要脸
台大校长不要脸，过去也有不要脸的校长，可是像现在校长陈维昭这样不要脸的，是第一个。
今天报上登“台大校庆餐会，李远哲：真正校友，勿要谩骂”、“陈维昭说，社会持续教育缺失”，然后又批评“校园不谈品德”，学生品德不好了。陈维昭还写这个毛笔字“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个是台大的校训，代表他很重视大学生的品德。
大学校长重视大学生的品德是好事情，但可是陈维昭校长自己的品德都烂的要死。看我李敖怎么证明。
请看财讯杂志所刊的一篇文章，“台大校长任期比李登辉还长”，李登辉任期干了12年，陈维昭是从1993年做台大校长，本来应该做到1996年，做3年，按照规定任期应该到1996年6月届满，而应该在1995年8月召开校务会议，决定续任与否。
可是陈维昭没有召开会议，却在同年10月底研议当今教育部核定的台大组织规程，搞了个组织规程，将任期从3年延长到4年，并且立刻在当日生效，然后大学校长一路干到现在。
这太无耻了，你怎么在自己任上自肥呢？陈维昭这样无耻、自肥，台大教授就看不过去了，所以有个声明，认为“为台湾教育史上留下良好示范，台大校长续任应经审慎评鉴”，他们说，“现任台大校长是依八十二年大学法及当时台大组织规则上任的，其任期当然依当时法规规定，新的规定只能对下任校长生效，才符合法理。”
然而台大新组织规程于八十四年10月24日由教育部核定生效，校务会议却径行于规程中规定“本规程修正实施前，已任聘校长之初任为续任，准用第1项及第2项。”就是说这规定适合我了！陈维昭条款，使陈校长任期延为4年，并准用新的办法再来4年。
更不可思议的，这些条文都是在有关当事人亲自主持监督下，由校务代表举手通过的。这太无耻了吧！你这校长为了这样做太无耻了！太无耻了！陈维昭他写文章，“迈向21世纪的台湾大学”，台湾大学还没迈向21世纪，这个校长无耻，先迈向21世纪了！
台湾大学另外一个不要脸的校长，也就是小官僚钱复的爸爸叫钱思亮。钱思亮那个时代配合国民党压迫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殷海光就是雷震主持《自由中国》的第一个笔杆。怎么整他？就是让他下台，不给他教书了！
1994年4月17日，《自立晚报》刊出，台大校长陈维昭指出，大学时期看过《自由中国》，对殷海光民主思想深刻，他认为殷海光批评国民党，不但失去自由中国舞台，还被撵出台大教职。后来我李敖打官司，叫陈维昭来作证，因为你说殷海光是被撵出台大教职。陈维昭，这个不要脸的台大校长，不敢来作证，写信给法院，“本人与此事有何干系，因社务繁忙，不克到场作证。”这是多么的不要脸。
我们看到台大校长不要脸，一个是在自己任内不断延任，干到现在；第二个，明明你公开说台大迫害殷海光，然后请你作证却耍赖不出庭，不尊重真理、人权、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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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孙中山的票
1900年的7月24日，一群搞革命的中国人，为了取得外国人的援助，联名写了一封信给香港总督。这封信可说是集“告洋状”的大成。首先说他们想“挽救”“时艰”但是自感“势力微弱”、“政府冥顽”、大臣“观望”，他们想“定乱苏民”，要找谁呢？最后好了，他们找到英国、找到英国殖民地总督，“深知贵国素敦友谊，保中为心；且商务教堂，遍于内地。故某等不嫌越分，呈请助力，以襄厥成，愿借殊勋，改造中国。”他们告诉洋人说：“我南人”（我们南方人），要单独跟洋人合作，并且“机不可失，合则有成。”如果洋人肯帮他们，并且代为“转商同志之国，极力赞成”，完成大事后，“受其利者，又不特华人已也”。为什么洋人也占便宜呢？因为他们事先承诺了条件。条件是他们愿为洋人的安全与方便“迁都”；愿意还洋人债务；愿意放弃关税自主，“如关税等类，如有增改，必先与列国妥议而行”；愿意在铁路、矿产、船政、工商各业方面，让洋人“分沾利益”；最后还愿意照洋人司法制度来改革，“大小讼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不以残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
这一集“告洋状”大成的文件中，有的不无丧权辱国之处，有的倒也颇有现代化观念，例如它主张进行司法改革，“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就是与人为善的。所以，虽然写信的基本立场是里通外国，但其内容，荒谬之中也有可取者在。
联名写这封信的中国人，在写信后的十二年间，有的被砍头了，有的下落不明了。但有一个人却飞黄腾达起来，最后做了国民党的总理，他就是孙中山。由于孙中山的显赫，这封信，也进了《国父全集》、成为《总理遗教》，他的信徒们，自然也就不得不实行了。不过，九十年过去了，孙中山“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的遗教，似乎还在退票中。因为在他生前死后，所谓陪审陪审，丝毫没有一点影儿。
也许有人打哈哈说，影儿总有一点吧？例如中共的宪法中，不是有“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吗？
其实不然。共产党的人民陪审员，根据他们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乃是“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的家伙，所谓“同等权利”，是在事实认定方面、法律适用方面、刑罚量定方面，他们都要插上一脚，与英美陪审制中，陪审员只就事实认定有罪无罪，其它则归属法官者，根本不同。而且，英美陪审制中的“证据排除法则”，共产党也全不理这一套。于是，相信传闻证据、相信群众路线的人民陪审员，事实上，变成了以党员或多数干涉法官的“监审”人物，陪审陪到这种地步，其去人民公审也，也进步有限矣！——说共产党有陪审的影儿，是胡说八道！ 也许又有人打哈哈说，别提共产党啦，国民党在这方面，影儿总有一点吧？早在三四十年前，金门不就有过“试行陪审制度”吗？
其实也不然。根据1953年的《中华民国年鉴》，在金门《改良监狱及试行陪审制度》条下，明说“对于已经判决徒刑之人犯，经设立再生队，一律送队管教，以为犯罪者之感化机构，在队人犯，早晚均受感化教育，白天做工种菜，务使人人从事生产，免劳力浪费，其收获则归诸犯人。并使犯罪者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毋枉毋纵，经由各人民团体、职业团体、民意机关、推派代表组织金门行政区陪审委员会，对区内民刑案件，在辩论与判决两庭均由陪审委员会以观审方式，派员出席陪审。”由此可见，金门那种战地司法乃是“观审”的骨架，跟英美陪审制，完全是不相干的东西。——说国民党有陪审的影儿，也是胡说八道！
事实上，国民党是不肯实行陪审制的。原因是对它的统治，非常不方便。早在1929年8月17日，国民党就来过一套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随后又修正施行，行到头来，嘎嘎其难，废止了事。前例如此，任何美丽的宣传也就都是说着玩的。
说着玩的最新一次拷贝是国民党司法院长林洋港的表现。两年前他一上台，就大做革新司法秀；1987年5月15日，他对联合报记者谈话，在被问及“‘陪审’、‘参审’制是否适合我国”时，他的答复是：“这个问题有待派员赴德、美等国实地考察后再行研酌。”到了同年12月20日，他对自立晚报记者谈话，在被问及“是否考虑采行参审制或陪审制”时，他的答复是：“我们研究到现在为止，依旧觉得这个制度，与我国国情不符，实施后的正面效果有待研酌。”到了今年，这个官僚自己又从欧洲考察回来了，依旧是满嘴空话，所谓陪审制，还不知驴年马月也。
陪审制是孙中山九十年前开出的一张支票，九十年来，他和他的信徒都证明是空头的。国民党口口声声实行“总理遗教”，最后遗教变成遗精不出来的卵叫，真是他妈的！
198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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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助慰安妇
——李敖百件珍藏义卖活动专辑缘起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防当局，邀请人类学家班妮迪（ruth fulton benedict）研究日本，她写下《菊花与剑：日本文化型模》（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一书，认为日本人有高雅如菊花、残暴如剑两面性格。不过，班妮迪有所不知的是：日本人残暴倒是真的，但高雅则未必。
高雅需要大智慧，可是，日本人的两种本质，扼杀了他的大智慧：第一是他的“武士本质”，第二是他的“町人本质”，前者使他欺负弱小，后者使他眼光狭小，二者结合后，使他进不能成为“好的胜利者”，退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失败者”（good loser）。这从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败前后，他毫无高雅如菊花可知，以他对妇女为例，在进入南京时候，外籍的红十字会副会长有记录如下：
“对于女人，日本兵的行动更坏，是文明世界所梦想不到的。日本对女人的嗜好，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次，日本兵以三辆卡车，运妇女到兵营去，逐一强奸。我阻止他们，无效。这些妇女，由十二、三岁至四、五十岁。我曾目击日兵的强奸。有时候，日兵在沐浴处强奸中国的妇人。后来，我们走进去，我看见沐浴处的裸体女人在哭。”
“又一次，我同马基氏到南门东新开路第七号。发现该家十一人被杀，三人被强奸。妇人之中，两人十四岁，一人十七岁，日军于强奸后，把东西塞入阴户中。另一年轻的女子，在桌上被强奸，桌上有血。又有一家人，乘船过河。至河中，被日兵发现。日兵检查船内，发现青年女子，就在老父与丈夫面前强奸。丈夫非常愤怒，被日兵所杀，老父和女儿，也同投河溺死。”
这就是日本人如菊花的高雅！再看外籍教授的记录：
“就是在安全地带，中国妇女被日本兵强奸的，每天最少有八千件之多。我的一个德国同事，任职‘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他亲眼看见日军奸杀暴行达两万次之多。特别是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的日本兵，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杀九岁的女童及七十六岁的老祖母。而且这些奸杀事件，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进行。尤其有不少奸杀事件，竟发生在大马路上，其情其景真是衣冠禽兽。”
这就是日本人如菊花的高雅！
日本人对妇女，干出了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干不出来的坏事，还美其名曰慰安妇的“慰安”。在这种标准下慰安妇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上面外籍人士笔下的“没列入编制的慰安妇”，她们的被蹂躪是一时的；另一种是“列入编制的慰安妇”，她们的被蹂躪是长久的，就是今天亚洲各国所关心的一种，她们一生，青春不堪问，老境却堪怜，并且在五六十年的风霜后，所剩无几，在台湾仅有三四十人存活着。
在这时候，在世界公议的压力下，日本人乃想出躲过国家责任的花样，由所谓民间团体丢出五十万，分别与每个慰安妇“私了”，非但二次羞辱慰安妇，并且用这一“成交”，来蒙混侵略者“战争犯罪”的真相，用心至为卑鄙可恶。
自来妇女不幸沦为妓女的，或为家庭、或为穷困、或为救夫、或为援子，她们的舍身，多少有正面的意义，但被日本人强迫做慰安妇，意义是负面的，日本人毁了她们一生，在生命终老的前夜还要利用剩余价值，“私了”以平世界公议，我们实在不能再沉默、再坐视了，我们要举办这次活动，援助慰安妇，使她们虽然屈辱了青春、屈辱了一生，但在生命尽头，终于有了正面的意义，让她们告诉世界、告诉人类、告诉历史：日本人既不是“好的胜利者”，也不是“好的失败者”，日本人失败了还如此卑鄙可恶，他们绝非高雅的菊花，“终战”五十年，他们终于还是站在那里的衣冠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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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声讨法轮功？
宗教可分两类，一类是旧有宗教，就是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传统宗教；一类是新兴宗教，就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民间宗教。传统宗教都有源远流长的发展，虽然也不脱荒诞与迷信，但因为行之有年，发展成了型，尚称稳定。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是这些传统宗教的写照；但新兴宗教就不同了，它的走向极不稳定，一旦发展到走火入魔状态，后果不堪设想，美国70年代的“人民圣殿教”，最后集体自杀时一死就是914人，还包括276名儿童！美国90年代的“大卫教派”，最后集体自杀时一死就是86人，还包括17名儿童。如果走火入魔到只是自杀，也就罢了，日本“奥姆真理教”最后从化学实验室制造出了毒死上千万人的毒气，根本就是要杀人了。非常明显的，这些宗教都是邪教。它们不算是“人民的鸦片”，它们是“人民的迷幻药”，鸦片有害，还是飘飘然的，有个谱儿；迷幻药可就离谱了。
“法轮功”是中国的新兴宗教，它的教主在1998年12月25日写信明说：“我们不是健身气功，我们是修炼，但是我们能够使修炼者达到祛病健身”。如果纯粹是“祛病健身”，没人要反对它，问题出在它要“修炼”，这就是祸源。中国历来的民间宗教，从汉朝的“五斗米道”开始，邪教无不以“修炼”起家，到头来以动乱祸国。它的走向，连邪教自己都掌握不住，都收拾不了。更恐怖的是，它的扩散能力，由于现代科技的帮助、广播、电视、网络、电影、传真等等，已经爆发出惊人的“运动战”能量。想想看，中国共产党成立77年的时候，党员才5000万，可是“法轮功”创办了只7年，就号称弟子一亿人了，一旦弟子走火入魔了，“白莲教”和“义和团”又算老几呢？再加上唯恐中国不乱的洋人介入，（yubar按: 从美国的洛杉矶支援大游行到美国的46名参议员签名推广“法轮功”教主进军诺贝尔和平奖），我们不难看到这一走向。所以，我赞成声讨“法轮功”，因为它有爆炸性的祸害，它太不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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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的四条出路
我在台湾住了51年，认识很多朋友，但有两个人看了心里总不痛快。一个是自晚搞垮后，在公视做头子的吴丰山，因为这人从来不笑，而且笑起来比哭还难看。另一个就是阿扁，他皮笑肉不笑，尤其现在做了总统，更令人看了浑身不自在。
李登辉有次说，阿扁不能喝酒，一喝酒就醉。当时李登辉请阿扁到他家，阿扁不到5分钟就醉下来。以阿扁的年纪，当时应不会醉得这么惨，但却吐得连李登辉家地毯都脏了，为何这么失态？
话说荆轲刺秦王时需要助手，燕太子丹就找了个10余岁便敢光天化日下在街上杀人的小太保，但这人到了皇宫见到秦王的威仪，便吓得发抖而遭发现。小流氓就是小流氓，他因为很乡土、很本土，到了皇宫就被吓坏。
陈水扁第1次到李登辉家里作客，喝点酒就醉了，就是因为紧张。陈水扁今日的遭遇与个性，与其成长过程，完全不搭调。
权力本身需要培养，行使权力的人也需要培养。李登辉在蒋经国身边作学徒，虽然笨，但也学了很多，比如见到蒋经国，他只敢坐1/3椅子，否则就是失态。李登辉学会朝廷的礼仪，与蒋经国讲话时，连屁股都处理得很好，行使权力自也行使得很好。
但陈水扁没这个训练，整个民进党团队也缺乏这种训练。民进党内不培养人才，使得他们接到天下，却不知如何处理。就像美国总统杰克逊当选后，竟骑着马队进白宫，感觉好像枪手抢了白宫一样。但台湾今日政局细腻，不能这样粗糙，于是阿扁团队面对粗糙现象，却无法解决。
台湾政局运作得非常不细腻，就是阿扁所面对的烦恼。阿扁是政治的得利者，美丽岛事件后，美丽岛人都坐了牢，但美丽岛的律师却在战场上捡战利品，美丽岛人在台上的只剩吕秀莲，陈菊位置较小，其他则都不见了。
数数，陈水扁当了总统、张俊雄当了行政院长、谢长廷当了高雄市长、苏贞昌当了台北县长，前县长尤清等，都是美丽岛的律师，但占尽便宜后，他们在党内斗争也碰到高手。像阿扁碰到邱义仁这种货色，就遭到困难。
邱义仁的角色，就像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中所描写的猪，动物们将人赶走后，猪将马、羊陆续整死，成为最大团体，邱义仁所属的新潮流，就是这种“猪的团体”，只知保护本身利益，恐怖、残忍而不识大体，搞派系斗争内行，任何人滚进新潮流，都会堕落。
新潮流要角行政院秘书长邱义仁、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两个人因夺权将党的政策卡住，陈水扁面对新潮流、福利国系统的谢长廷等敌人，在党内得不到奥援，便只有4条路可以冲出去：
1、勾结国民党；
2、勾结罗福助（因为罗派人揍了邱义仁一顿，他连个屁都不敢放）；
3、勾结李登辉；
4、勾结宋楚瑜。
阿扁只有摆脱党内压力，让这4条路成功，就能再做8年总统，其中若能勾结到宋楚瑜，对他将是一大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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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厦门大学聘书诗三首
jarvisdd：看李敖有话说，有一集提到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都聘他为教授，而厦门大学也跟进，请李敖做终身讲座教授。李敖写了这三首诗，一给朱崇实校长，一给陈支平院长，也写了一首给居中传信的好友陈平景先生，以下请看：
其一：感谢崇实校长
垂老投闽
喜得奇聘
未见其止
但见其进
隔海传书
通风报信
厦大与我
心心相印
其二：感谢支平院长
本期卧游
起而坐困
引为火首
翻成水遁
终身讲座
格杀勿论
厦大与我
千载一瞬
其三：致陈平景
平景吾弟
安时处顺
其人察察
其学闷闷
吾道西行
人神共愤
引狼入室
唯你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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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韩福瑞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注：作者为陈香梅，在李敖的《“洁本”云乎哉？》一文中说：而“陈香梅所写的《我所知道的韩福瑞》”，不幸却也正是我李敖连改带写的（原稿俱在，稿上陈香梅的狗屁文章被我删改后，剩下一千八百四十一个字，我加写了一千六百三十四个字）。
我跟美国副总统韩福瑞刚认识的时候，他还是参议员。在华盛顿那几年中，他是美国参议员里最活跃、最民主化、最喜欢讲话的一位。当然，他的口才，是大家都非常赞许的，因此很多地方都请他演讲，他也很少拒绝。
我举一个例子。在三四年前，我主持美国中国难民救济会，有一次，因为要募捐，要主持讲演会。那时詹森还是副总统，我原约好他来讲演，可是临时他因事不能来。我于是在头一天晚上商请韩福瑞来主持，他马上就答应了。设想若不是老于此道的人，一定不会在这么仓卒的时间内接手的。
由于韩福瑞有付好口才，所以美国许多选美的活动也找到了他。像选举苹果皇后、樱花公主之类的场合，韩福瑞常常被请去做加冕人。为什么他们总喜欢邀请这位副总统去呢？因为他每次说话，都使人听得舒舒服服，高高兴兴，不但当选人被赞誉了一番，心里高兴；就是落选的人，他也有种种的言词，使你不得不破涕为笑，不再灰心洩气。
韩福瑞这套对女性的好口才，不但在正式场合，就是平时也管用。平时他看到小姐、太太，都很会赞美几句，这些赞美的技巧，别的政治家很少能赶得上他。所以，一般说来，尽管别人不肯同意他的意见，但对于他那周到颖悟的口才，大家都是佩服的。
韩福瑞能够有一付好口才，跟他同时有一付好的记忆力很有关系。尤其在广大的社交场合中，你更可惊异于他那口才与记忆力的双料表演。一般记忆力好的政界人物，大多止于能记住对方的名字，可是韩福瑞却技高一筹：他会记得你上次谈到的妈妈怎样怎样，宝宝如何如何。这种因好的记忆力而发出来的踏实关切，使你不但惊讶，并且深觉有味。以我个人为例，记得我初次和陈纳德将军回华盛顿的时候，曾遇见韩福瑞。等我第二次到华盛顿的时候，已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我们又碰了面。有人说那是陈纳德的太太，韩福瑞立刻说：“噢，对了，我在参议院那边见过你！”又有一次，我同华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同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位官员在我前面，他看到韩福瑞，立刻迎上去握手招呼。这时韩福瑞看到我，立刻笑着对那位官员说：“现在办公时间已过，我才不跟你谈话呢！我要跟你后面那位漂亮的小姐说话！”说着就走了过来。这就是我所说的韩福瑞口才与记忆力的双料表演。
在美国的政治圈里，要当政治家，不能没有政治资本。政治资本如金钱、如组织背景等等。韩福瑞贫苦出身，所以讲到金钱方面的政治资本，他是没有的；我记得当他竞选副总统的时候，民主党、共和党两方面，都把竞选人的财产公布，韩福瑞虽然那时已在美国政治圈里混了二十多年，但他的财产只不过十万美金，比起其他竞选人的巨大财富来，真是“小巫见大巫”。韩福瑞虽然没有钱，可是却用充沛的精力去苦干。据说有一次，在他竞选旅行时，很多记者包围他。韩福瑞就把脚举起来，让记者们参观他的大皮鞋底，他说：“你们看，我走得皮鞋都穿洞了！”这种态度，不但反映了他那仆仆风尘的努力，更表示了他那来自农村的朴实精神。
韩福瑞这种过人的精力，不但表现在事业上面，就便是在娱乐上面，他也是起劲异常。比如说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不再跳舞，可是韩福瑞不但跳，而且跳个不停。看他那种跳个不停的精力，你真不相信他已经五十四岁！
在口才、记忆力、精力以外，韩福瑞还有一个大本领，就是他的人缘，尤其在新闻界中的人缘。
韩福瑞能够和美国的新闻记者相处得非常好，这对他的政治前途，有着很大的帮助。虽然我自己并没有以记者身份访问过他，只以朋友身份大家聊聊，可是我知道有很多记者，他们常到副总统的办公室跟他聊天，他们说副总统非常坦白，比如遇到有人在报上批评他，韩福瑞见到那人就老老实实说：“怎么？批评我这么不客气呀！”然后笑着说：“噢？我们来辩论一下！”遇到有问题了，他让记者先去和他谈谈，听听他的意见到底对不对？并笑着说：“阁下听完我的解释再写也不迟！”这么一来，他就比记者抢先了一步，使记者们不得不对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不得不笔下留情。
正因为韩福瑞有这些“金钱”“组织”以外的政治资本，所以他在一九六二年的美国大选时，终于做成了詹森总统的新伙伴。
詹森在挑选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当时有三四位参议员被提名，最后，还是选择了韩福瑞，大家觉得是非常正确的选择。现在事实证明，这种选择，不但正确，而且恰当。以詹森的脾气和作风，配上韩福瑞的合作和调剂正好达到一种相符的效果，并且对美国政制上副总统的地位，有了更进一步的演变。
原来副总统在美国政制上，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的身体一半属政府，一半属国会。他在政府方面，主要的作用是在总统因免职、死亡、辞职或不能执行职务时接手总统；在国会方面，又是参议院中没有投票权的主席，只有在双方意见一样多的时候，他才有权左右袒。所以一般说来，他的权力很小，小到被人讥讽为“多余的殿下”、为“第五个车轮”、为“备而不用的车胎”，为“人类设计出来的最没意义的职位！”但是，这种现象，在近年来的美国，逐渐转变了。比方说，艾森豪做总统，有一阵子他病了，就由副总统尼克森代理总统职权，这在美国政治史上，可说开了新纪元。就是说，副总统的政治地位抬高了不少。后来又有人在国会里提议，做副总统的，要招待许多贵宾，也该有一个小白宫给他住，这个提议也通过了。将来要找合适的地区，为副总统大兴土木。从这些小事，也可证明美国副总统地位的提高。
詹森总统本是肯尼迪的副总统，曾被肯尼迪重用，也最为深知副总统的味道和重要性。他在这种心境和认识下重用韩福瑞，这是很正确的。何况詹森上台之后，问题真是太多了。像民权运动、黑白之争、罢工风潮、以及因越战而引起的困扰，詹森都借仗韩福瑞而得到不少帮助。尤其关于民权运动方面的工作，韩福瑞说得上是老手；在应付工人方面，韩福瑞也不失为专家。因为他不是资本家，所以他出面解决劳工方面问题，光在身份上，就先占了不少便宜。
最近几月来，詹森在内政上费去很多时间。为了争取国内国外对美国在越南作战支持，他自己不能出去，而改派韩福瑞代表他，到各国旅行访问，向一般官方民方，解释美国的越战政策，收效极大。在一个月之内，詹森甚至派韩福瑞出来两次，可见詹森重视韩福瑞的一斑。
在过去，韩福瑞对于亚洲问题，对于越战，也许不够了解，不够深入；可是最近一两年来，自他当了副总统以后，在这方面很虚心求知，肯和别人研究讨论，并且开通的不断听取各方面的报告，不断亲自去看各方面的情形，因而使他对东方的认识，日益增加。
像这类观点上的进步，它的基础，乃是由于韩福瑞本是知识广博的人物，他有著作，并且又有随时吸收新知识的习惯。记得有一次，他快竞选副总统的时候，我们两人凑巧同机从加州飞回华盛顿，当时很多人包围他，跟他谈话。他看到我，就请我过去坐在一起聊天，虽然他是药剂师岀身，可是谈起话来，对于天文、地理，似乎也无所不通。当飞机飞到明尼苏达州他的故乡上空时，他就津津乐道他的故乡风光。突然间，地面上岀现一条河，他看了半天，也叫不岀这条河的名字。于是去请教空中小姐，但空中小姐也搞不清楚。韩福瑞大笑起来，他说：“看样子，‘空’小姐，要先读读‘地理’啦！”
不久以前，在美国一家电视节目中，韩福瑞接受记者访问，他除了谈到政治、外交、国家大事、世界大势以外，记者问到他：“你现在已经是个非常成功的政治家了，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功秘诀是什么？”韩福瑞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有一位好太太！”
韩福瑞夫人跟韩福瑞一样平易近人，而且风趣，夫妇之间，非常恩爱。当了副总统后，虽然韩福瑞整天在外办公、旅行、访问，忙得有时很少跟太太见面；但在百忙中，他也常打电话回家，问太太有点什么事没有。太太出门，韩福瑞再忙也一定抽空到机场接送。他回来，他太太也一定去接他。有一次在机场上，有人开玩笑故意问他太太：“你等什么人呀！”她回答说：“我等那位也在等着我的人！”今年圣诞节，他们互相选同一条狗给对方做圣诞礼物，他说是送给太太，她也说是送给先生，意思是先生不在，这个礼物可以替太太解闷，太太不在，又可以逗先生玩玩。
韩福瑞曾以得意的神气告诉我，他已有几位可爱的孙子。他的夫人，对于儿女更是非常疼爱，且以儿孙为荣。有时候，在社交场合里，如果韩福瑞没和太太一起来，若有人问他：“你太太到哪儿去了？”他准会回答：“去照顾孙子去了！”这是他的家庭之乐。这种乐趣，在美国家庭中，也不失为是一种典范。
今年一月韩福瑞到中国来以前，曾特地叫他的秘书来看我，问我有没有托他办的事？等他到了台湾以后，虽然只有匆忙的几个钟头的停留时间，可是他却要到台北新公园，向先夫陈纳德将军的铜像献花致意。后来，他回到华盛顿，又派秘书将他在台湾拍的一些照片送给我。他是个忙人，工作又那么重，可是还能这样周到，周到到每一个小节都做得那样有人情味，那样精细巧妙。这真是他的大本领！这种本领，不但可使人了解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家应该怎样，更使人知道什么样才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可爱的父亲，和一个一提到孙子就得意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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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韩福瑞和他的思想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注：作者为萧孟能，李敖在《“洁本”云乎哉？》一文中说：事实上，“萧孟能所写的序文”，不幸却正是我李敖写的（原稿俱在，稿上只有萧孟能填的一行字，还是在括号内的，即“说的理由是：现在的文星杂志与原登记之发行旨趣不符”）。
五十五岁的美国韩福瑞（Hubert H. Humphrey，1911-）副总统，是一个最乐观、最有活力的政治家兼思想家。他是一个兴趣和能力都多方面的人。从外交政策到武器系统，从植物虫害到牛羊疾病，从和平计划到民权法案，他都有成套的了解跟看法。此外，他又是一个作家，有最精彩的议论美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字，对思想反共与人类的前程，提供了清楚的答案。
这位以美国民主党副总统身份的人，已在今年一月一号到达了台北。十个小时的访问，使自由中国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也使他更进一步的认识了自由中国。
文星杂志在去年年底，在知道韩福瑞即将访问中国的消息以后，立刻用最快的速度，以“封面人物”来介绍这位“行动的美国自由主义者”。但是，台北市政府在十二月二十七号上午，突然以“最速件”的方式，用（54）1227市新字第六二九三号行政处分书（说的理由是：现在的文星杂志与原登记之发行旨趣不符）“罚”了文星杂志停刊一年。这一“罚”，当然包括四天后即将出版的五十五年一月号在内；于是，已经印好的文星杂志第九十九期——就是以韩福瑞为“封面人物”的这一期，不但不能跟中国读者碰头，也无法跟韩福瑞本人会面了！
在另一方面，比文星杂志迟缓的文星书店，却在一月一号的台北日、晚报上，登出了广告，说是要在二月间出版一册《韩福瑞和他的思想》，好“使中国同胞练习用博大的眼光去看自己、看人家、看世界。”这个广告，不但在台湾变成了消息，又一直传到了美国。
在美国的陈香梅女士，首先为我们写下了第一篇的文字，并答应我们这本书用“陈香梅等著”的名义出版。于是，这本小册子，在胡汝森先生的细心设计下，终于走完它编纂的过程。
韩福瑞在当代美国政治家中，是一位开明而理性的典型，这种开明而理性，值得全世界一切从事政治活动者的借鉴。做为自由主义者的韩福瑞，他所以成为现代化的政治家而不是落伍的政治家，除了本身的一切优越条件外，最重要的，还具备了两个特征：
第一、他深切知道“脑力的运用”的重要，他重视知识，重视因知识而造成的“智力资本”。他说：
“知识，做为人力的资源，具有最高度的机动性和伸缩性。”
他又说：
“充分运用‘智力资本’，使美国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产生更多教育良好且有技能的工作人员，使更多国民接受适当的训练，使能配合美国工艺革命性的改进步骤而有所作为，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真正排除妨害国家富强的障碍，真正消灭贫穷。”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家所必须关注的焦点：只有“知识”才能“真正排除国家富强的障碍”，只有“知识”才能“真正消灭贫穷”。除了“知识”以外，一切无知的盲动、无知的专制、无知的暴力控制，都将是云烟过眼，不论他们一时的表面的权势如何庞大，他们永远不会因为“无知”，而获得永恒的成功与安宁。
第二、韩福瑞正式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有两种狂热的势力，一种是极左派的狂热分子或极端分子，一种是极右派的狂热份子或极端份子，他们都是自由民主的敌人。但对这些敌人，我们却该采取这样的开明而理智的态度：
“倘若我们动感情来反击这样的感情主义，那么，我们是错了。倘若我们让极端分子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由于恐惧或煽动，而采取冲动的镇压措施，那么，我们是错了。我们从不用政治迫害的手段来达到指定的目的。倘若不择手段去处理这些事情，将会严重伤害我们自由的方针，和损害我们的自尊。
“‘对敌人报复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像他们一样的作为。’处理狂热分子的最好办法，是避免用他们的战术；对他们所缺少的民主，要坚决保持信心。在丰足中，我们自有真正的难题；极端分子的狂想，竟耗费了我们很多的时间，这真是可悲的无可奈何的事情。”
这是做为一个现代化政治家所必须具有的胸襟。无疑的，韩福瑞本人最具有这种胸襟，而一个乐观的信仰使他倾向于相信：那些落伍的政治家们，也该迟早具有这种胸襟！
总观韩福瑞这个人和他的思想，我们不得不说，他带给东方人一种博大的眼光和感觉。而这种眼光和感觉，在久受教条桎梏下的东方人民，将需要的更形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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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奥运歌
最早的奥运在希腊
那是文明人的开锣
中国的远处有希腊
希腊的远处没有中国
随后的奥运在欧美
那是白种人的掠夺
中国的远处有欧美
欧美的远处没有中国
再来的奥运在世界
那是运动员的龙蛇
中国的远处有世界
世界的低处有中国
今天的奥运在华夏
那是中国人的磅礴
中国的低处有世界
世界的高处有中国
世界的高处是我们中国
世界的高处是我们中国
李敖2007.10.26夜以一小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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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中文大句典》构想书
林语堂垂老之年，蒋介石送他一幢别墅在阳明山，又得香港中文大学赞助，以六年时间，编出一千七百页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这部书，除了部份个别词儿“畅所欲译”（translate with gusto）外，作为词典，有点浑身不对劲，尤其在检索系统和拼音系统上，陷入魔障，难以自拔。虽然词典编得不怎么样，但六年辛勤，成此巨帙，精神可嘉。
如今我也垂老之年了，也在阳明山，没有别墅，但书房自备，何陋之有。忽得祖国诸君子之助，勉我于文化发功、以益两岸。我早就在刘长乐凤凰电视上，提出句典构想。今后如能比照林语堂六年计划，从二〇〇九到二〇—五，在八十大寿前，成书以庆，于我为素愿、于祖国诸君子为善举、于中文发扬光大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何乐不为？
成书之后，祖国诸君子大名将印于扉页，永志不朽与不忘。两岸隔世六十年，最后拨云见日，奇书照眼、文化收功、周邦新命，亦佳话也。
二〇〇八年九月六日晨，在山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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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吕佳真的工作日志
①要讲效率，电话不能超过十分钟！
②要尊重自己工作单位的秘密，总要反省反省老板还没发表的文章为什么连LCC都知道！
③除非去天翼，除非下班时间，离开单位20分钟以上，总该告知你去了哪里！这是行规！
④本日开始恢复工作日志，下班后放我桌上。一切以书面为准，省得自以为是后又归罪他人。
⑤全世界单位里总要有一个人说了算，这是行规，这是座右铭上的“谨言慎行”，都是你有理，老板的理算什么？
⑥请准备各种面额邮票，不该寄限时的，为什么要多花钱？这是哪一国的理？
⑦此条贴在日志第一页。
天花乱坠手打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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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开“李敖答问”专栏缘起
被国民党按住脖子停刊一年的《政治家》，即将刑尽期满，重新复刊了。邓维贤为了发挥《政治家》复刊后的影响力，决定大干一票，干脆把半月刊改为周刊了。他约我开一新专栏，我情不可却、义不容辞，自然遵命，说开就开。
我的新专栏订名为“李敖答问”，每期刊出。内容是把海内外读者提出的有意义的问题，先由《政治家》编辑部择要选出，交给我，再由我随兴之所至，行云流水的予以作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内容不拘，从拆白党到国民党、从干你娘到丈母娘、从人间小事到世界大事、从孔子离婚到李敖离婚，五花八门，都可写信向《政治家》提出，只请提出之先，多注意要“有意义”才算，“有意义”，不论是疑难杂症或是盘根错节，不论是老生常谈或是童言无忌，我都乐于作答；反过来说，没有意义，自然也就不答了。不过不答也不必失望，因为不答也就是一种答。古语说：“以不教教之，是谓教也。”当我行“不言之教”的时候，人们还是可以得到窃喜与禅悦。
“到处是璆琳琅玕”
为什么我在此时此地，同意开“李敖答问”专栏呢？这是有我个人的原因的。我先从一个故事说起。
一九三四、三五年间，“国学大师”章炳麟(太炎)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沈延国，内容如下：
延国鉴：
来书举王论“嚼弓筋”一条，引人之说，不叙来历，此乃近人通病。王原书中袭吾“新方言”说者，亦复不少，更不必以劝袭胡适之说为讥也！但胡于语言文字，向来粗疏，此条乃适确当为王所袭，如鲁失宝玉大弓耳！若吾则崑山之圃，到处如是璆琳琅玕，并不患人拾去数块也！此复，即问 近好
麟白 十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的主题是在挖苦胡适，显然是说，他章太炎自己的学问，像是“崑山之圃，到处如是璆琳琅玕”，不怕别人偷；可是胡适就不同了，胡适的学问一被人偷，就像鲁国丢掉了“宝玉大弓”，等于失掉了国宝，国宝一失掉，府中就空无所有了。
章太炎到底是“国学大师”，他挖苦人，也用绮辞典故，这是他功夫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幽默。
章太炎死在一九三六年，那时我才一岁，没有机会领教这位辛亥革命时代的人物；胡适死在一九六二年，那时我二十七岁，已经上接这位五四时代的人物，领教了不少他的吉光片羽。我常常想：像章太炎、胡适这些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大亨们，他们在基本的著书立说以外、在郑重其事的传世名作以外，他们日常自由自在的(at ease)谈吐，那些“崑山之圃”中的“璆琳琅玕”，如果巨细不遗的保留下来，该是多么有意义的记录！可惜的是，他们这一面的“宝玉大弓”，却很少流传下来了，思想起来，这真是中国的大损失！
五点主要特色
在章太炎、胡适这些思想界的大亨以外，在代有才人的现代里，李敖自是思想界的巨灵。这一巨灵地位，得力于五点主要特色：
一、大学问——最近香港报上说：“李敖很可能是五十岁以下的当代中国人之中，读书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前年童轩荪信上说：“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顿西来，在敝寓住了五天，这五天里上下古今谈了一番，他却特别推崇你老兄，说是‘念书太多，我们不可及。’”……这些话，都非过誉，在读书方面，我读书之多，的确可说中国人无出其右，因为我读书最多，所以我的“崑山之圃”，也就非常可观，我不但有学问，并且有“大学问”。按说我实在可以不必这样自己说自己，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若假惺惺的谦虚起来，我就会骂我自己是说谎者，为了不说谎，我只好宣布我有学问，有“大学问”。
二、大头脑——在读书最多以外，能够把书读活，然后用好的思考能力把活书串连，做出正确的结论，这就要有“大头脑”。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多的却也不少，但是越读越混的，却越来越多，这都是因为读死书的缘故。很多人的基础，根本是“呆子”，后来念了几十年的书，变成了“书呆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来时腋下还是只剩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所以读书无法使他们头脑变好，反倒变坏。三十多年来，这岛上的知识分子，有“大头脑”的，殷海光第一。当然我更第一，因为我站在殷海光的肩膀上。
三、大文章——我曾说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今天这个岛上的文章，实在太萎靡，它们走上“新八股派”（包括“党八股”和“党外八股”）、“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去，彷彿成功，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团体成功，个人失败。幸亏有李敖存在，保持了个人作文的成功，这种保持，是发挥个人作文打击力的最佳成功。邱垂亮说“李敖的文采没有一个人不崇拜”，基于这一崇拜，我的“大文章”，自然每次出来，都有意想不到的长远影响。
四、大气魄——我常说，做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做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做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的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虽然如此“不幸”，但是，我既然游刃在这岛上，我也不得不以《华严经》的“回向”心境，普渡众生。我用我的“大学问”、“大头脑”、“大文章”新艺综合，为众生提供远景与特写，这种“大气魄”，自然对“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产生前瞻性的作用。
五、大人格——一般人只以为我的文章好，这是一个大错误。其实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我的做人比我的讲话好。我对我自己最佩服的，不是我的文章与讲话，而是我的做人，我深感我在做人上，人格的坚苦卓绝，是台湾第一的。多少年来，我敢于“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种大气魄，是无人可及的。我们不要忘记：在举国滔滔，为阉党拍马祝寿的时候，顾宪成不肯签名，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社党攘臂欢呼的时候，阿登纳不肯妥协，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共产党摇尾乞怜的时候，沙卡洛夫不肯买帐，这是何等人格！在举国滔滔，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时候，李敖敢捋国民党的虎须、抓国民党的虎尾，这是何等人格！一个人走上特立独行的、大无畏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长路，他的人格，早就在“匹夫匹妇的层面”之上，不是人间大智大仁大勇的，不会这样走；不是道德至高人品至善的，不会这样走；不是“大人格”涵盖了“小人格”的，不会这样走。正因为我深信我的“大人格”高人一等，因此，当我做“大学问”、“大头脑”、“大文章”、“大气魄”的展示时候，我都有硬里子撑腰，这硬里子，就是我的“大人格”。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我深知我将因“立言”而不朽，但是我实在该因“立德”而不朽。
以上五点“出言无状”，是李敖成为巨灵的主要特色，我想，基于这五点主要特色，我愿在我的“崑山之圃”中，以每周答问的轻松方式，让读者看看我的“璆琳琅玕”。因为我为《政治家》开了这个新专栏，所以，此后的长篇大论的专文，我将只收在《千秋评论》或《万岁评论》里了。换句话说，读者要看我的完整的文章，请每月去买《千秋评论》和《万岁评论》，我的文章，将一律“内销”，一律“只此两家，别无分号”了。
1984年1月7日
民主人第24期 1984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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