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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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谁文章写得好？（代序）
  • “李敖特写”破题
  • 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 “我中华尚有人耶？”
  • 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 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 纠正于右任幻想出来的一段革命史
  • 床上功夫
  • 论和尚吃肉
  • 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 黄帝子孙的黄金观
  • 中华大赌特赌史
  • 且从青史看青楼
  • 古书新见
  • 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 《蒋廷黻选集》序
  • 《左舜生选集》序
  • 绝子如不见
  • 伤心之地的文学
  • 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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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谁文章写得好？（代序）

　　十八年前我独居新店山脚，常在阴霾漫天的夜里，泛舟碧潭。那时候，整个碧潭是我的，碧潭的山水，一人夜游才勉强可看。一到白天晴天，人山人海一来，自然的风景，就一一都给杀掉，我就躲在每月租金二百元的小房里，改作文维生。

　　作文是成功中学小毛头写的，施珂大哥在那里教国文，看到许多国文老师懒得改作文，就代我承包过来，每本一元，多多益善。居然有好几班的作文，由我标到。做地下国文老师，收入不恶，精神却痛苦，因为每赚一元，就得跟狗屁文章纠缠至少三分钟。我是乐观的人，可是连改二十本下来，就人生乏味，并且连自己的文章也被熏得退步了，也被洗脑得作不好了 ！

　　我常常一边改一边想：什么原因使小毛头的文章写得这么要命？为什么文章竟写到千篇一律的滥套，写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文章写得一点也没有个性、没有特色，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

　　照笑话说，狗屁文章有三类：第一类是“放狗屁”，程度最轻，是人放狗屁，还不失为人；第二类是“狗放屁”，程度稍重，是狗在放屁，但并不整天放，只偶一为之；第三类是“放屁狗”，程度最重，是以放屁为常业，整天放屁，一放而不可止。由于中国人相信文章是大业、是盛事、是不朽的张本、是富贵的敲门砖、是“天地之精英，阴阳刚柔之发”，所以古往今来，文章特多，狗屁也就三类俱在，臭不可闻。

　　用狗屁来说明，实在不是骂人，而是一种评判标准。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只是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表达得好不好？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绝不能分开。古往今来，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还以为那是好。这就表示了，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以唐宋八大家而论，所谓行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

　　又如林琴南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古文大师章太炎却大骂林琴南吹牛，说林琴南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太炎又说：“当世之文，唯王闿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这种新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开拓万古心胸，推倒千载豪杰。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又怎样呢？我们绝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却人云亦云的跟着说它好，或歌颂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几大家，我们该有这种气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们该敢说我们心里的话，当你被一篇烂文章烦得要死，你除了大骂狗屁，还能骂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文章中有这么多狗屁呢？这得先回顾一下中国文章史。

　　中国文章，一开始不是文章，而是“诗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诗歌是当时白话和文言二合一的产物，当时的写作技巧很单调，最喜欢用单字重复来绘影绘声，描写黄莺，就来个“其鸣喈喈”，描写桃花，就来个“灼灼其华”，很少会变花样。我们读《诗经》，看到的，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

　　这类表达法转到战国以至汉朝，变为“辞赋”，辞赋开始变深了。那时候政府的命令是辞赋，命令下来，深得小公务员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政府没办法，就奖励大家研究这些难念的古文，谁念得好，就给谁官做。这种奖励，就是科举的起源。有了科举，就可以凭写文章做大官，中国人这么喜欢写文章——写讨政府喜欢的文章，骨子里，其实有制度的背景和遗传在。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片言点破，一切可如是观。

　　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这种分裂，到魏晋南北朝转为“骈文”，骈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做作极了。因为太做作，从隋唐到北宋，文章转为“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开始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作为好的表达的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19、20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老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胡适等的白话文代领风骚，中国文章，自此正宗白话化。

　　不论多少老顽固老夫子抱残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寿序、贺启、祭文、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已经愈来愈木乃伊，小毛头们没人要看文言文，也没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话语译后，才勉强看看，应付考试和老师。但当考试和老师要作文的时候，小毛头就无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另一方面，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它们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旧的吗了呢派”、“新鸳鸯蝴蝶派”等错路上去，乍看起来，捧来捧去，仿佛成功，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作文失败。小毛头们在这种文风里长大，自然种屁得屁，要他们写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迹何来？

　　奇迹来自李敖这边。白话文在李敖手里，已经出神入化。在中国传说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纵笔所至不检束”，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光芒万丈，这种中国功夫，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为了给这种中国功夫最新举证，我特别印了两本书——《李敖文存》和《李敖文存二集》，交给“四季”出版、“忠佑”发行，我希望小毛头人手一册，大力见习。说不定有一天，突然出了怪胎变种，把我推翻，那时候，自然我要让贤。把五百年打个折扣。

　　1979年8月14日

　　《中国时报》1979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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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特写”破题

　　“李敖特写”别名“放下屠刀”，就好像高信疆别名高上秦一样。上秦为专栏起了这么含义深远的名字，他的眼光、他的慈悲、他的期许、他的心惊胆战，都表露无遗。

　　我希望我真的“放下屠刀”，我希望我的敌人都是我的朋友，免得我另开“西化屠宰场”，我希望我的朋友崇拜我、追随我，享受“过屠门而大嚼”的乐趣，不要动摇、不要七嘴八舌。

　　1979年6月10日

　　《中国时报》197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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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大悲李敖菩萨

　　有的人虽然活着，其实被视同已死；有的人虽然死了，其实还整天活着；有的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其实不死不活。

　　第一种是“活死人”；第二种是“死活人”；第三种是“人活死”。

　　生活在苦难里的人，都是“人活死”；死了还不断闹人的人，都是“死活人”；活着却被视同已死的人，都是“活死人”。

　　我从“大作家”变为“大坐牢家”以后，每个星期，如不下雨，有四次“太阳见我十分钟”的机会。我斗室独居，偶尔放风时，会碰到新来的泪流满面的满口喊冤的小市民。我因为资深、因为德高望重，被目为“大龙头”，常常被小市民请教。小市民只知道我是龙头老大，并不一定知道李敖是老几。常常在十分钟的请教过程里，我得到一点外面的消息。

　　有一次，一位非常爱哭的小市民，走到我身边，请我代他研判案情，研判过了，“闲话家常”，他忽然说：“有一个大文学家叫李敖的，你知道吗？”我说：“那个王八蛋吗？他怎么了？”他惋惜的说：“他死了！跟北一女的一个漂亮女学生一起殉情了！”他一边说，一边还哭了起来。

　　这就叫“活死人”。

　　这个“人活死”的小市民实在可恶，在我霉运不脱时候给我杠上开花，真该判他十年。唯一情有可悯的倒是他这一番禁园情泪，和他为我精选的这么一个美丽的死法。

　　我万劫归来以后，一天真碰到“北一女的一个漂亮女学生”，她发现我是李敖，为之惊呼：“李敖？李敖？你是李敖！看到你，就好像看到了明太祖！”

　　这就叫“活死人”。

　　看这样，李敖真得死了，李敖不死，明太祖缺货，北一女历史老师回家家。

　　人间有许多人，常常在你以为他“活死人”了的时候，突然“复出”。德国的阿登纳被人以为“活死人”了，他却在十六年后，东山再起；法国的戴高乐被人以为“活死人”了，他却在十二年后，再起东山。阿登纳“活死人”的时候，他隐居在修道院里种花；戴高乐“活死人”的时候，他隐居在巴黎郊外最后一幢房子，自我肯定自己。

　　自我肯定自己，这最重要。“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此之谓大丈夫。”

　　大丈夫不能靠别人掌声活，大丈夫自己给自己鼓掌。大丈夫不怕别人封锁他，——人能从容把自己封锁的人，没人封锁得了他。

　　中国伟大的特立独行者，大丈夫王安石，曾写过一首七绝小诗《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是何等孤高、何等卓绝、何等气魄！我不怕你们浮云挡我，并不因为浮云挡我我就不存在，我好得很、我最高。

　　历史证明了阿登纳最高、戴高乐最高、王安石最高……每一个高的，都矮不了；每一个能矮的，都不是真高。

　　真高？难道高有真假？有。真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在内心深处，必须“看破红尘”：要悲观、要淡泊、要宁静、要出世、要感到四大皆空、要了解诸行无常、要学会哲学家巴斯噶那样：“我认识的人愈多，我愈喜欢狗！”

　　红尘看破了，是不是就跑到山林里、古庙里，低眉合十，整天念念有词，了此残生，就算完了呢？是不是人生如梦，既昭然若揭，就“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一番，就算完了呢？

　　不是，这样就全错了。真正的解脱、真正的人生，绝不是这样，这样做，只是做“自了汉”，自了汉只是自私的家伙。

　　走“大慈大悲观世音”路线的人，他们都搞错了。第一、他们以为观世音是女的，高明一点的人更正，说观世音是男人女身，是男的，其实都不对，观世音根本是无形的，不男不女，亦男亦女，可男可女，不但要男就男，要女就女，还可以“现众身”，可以化成飞禽走兽、化成青龙白虎、化成被灌水的老牛。所以，善男信女向观世音拜拜，真不如少给老牛灌水实际；第二、他们以为观世音保佑他们升官发财，健康长寿，儿孙满堂，讨个洋媳妇，喊他们爹娘，以为观世音是干这一行的，也全错了，还是留着香火，给财神拜拜，反倒实际；第三、善男信女的阶层以上，所谓稍通佛法的居士型人生如梦人物，他们是不是真正得到观世音的神髓了呢？他们走观世音路线，是不是走对了呢？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走了一半，就以为走完了全程。他们的人生与解脱目标是“涅槃”，以为消极、虚无、生存意志绝灭等，是这种路线的目标，他们全错了。他们不知道，佛法的神髄到这里只走了一半，好像火车进山洞，只走了一半，就停了。停在半途，这种境界，就是“小乘佛教”。

　　相对的，开出山洞，大放光明，才是“大乘佛教”。这时候，有了“梵”、有了“大我”、有了“真如”、有了“法身”，人生开始活泼泼的，不是躲避，而是面对；不是舍弃，而是争取；不是出世，而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

　　这种境界，就是《华严经》里所谓的“回向”，“回向”是已成菩萨道的人，还是要回到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

　　从出世以后，再回到入世，就是从“看破红尘”以后，再回到红尘，这时候，这种境界的高人，真所谓“目中有色，心中无色”。他努力救世，可是不在乎得失，他的进退疾徐，从容无比，这就是真的高，做不到这种“出”“入”境界，就跟这种境界有出入，就是假的高。

　　现在，再看王安石的另一首七绝——《梦》：

　　知世如梦无所求，

　　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

　　成就河沙梦功德。

　　这是多么高的境界！我把它译成白话——

　　人生如梦，有什么好追求的呢？

　　什么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

　　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

　　我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

　　这种境界，才是深通佛法的境界。这种先出世再入世的智者、仁者、勇者，他们都是“死去活来”的人。人到了这种火候，就是菩萨。

　　深通佛法的人知道，菩萨的定义，只是救世的人、救济众生的人，他是前身功德无量的人，从天而降“现众身”的。现到文殊菩萨身上，就要上五台；现到地藏菩萨身上，就要下地狱；现到泥菩萨身上，就要自身难保；现到大慈大悲李敖菩萨身上，就要犯众怒。

　　善男信女们一定要骂：“你李敖怎么可以这样不谦虚，居然做起菩萨来？”李敖菩萨拈花微笑，答复如下：“本菩萨已经很谦虚了。照佛门规矩，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候补者，放下屠刀，连杀猪的都立地成佛，如今我只做菩萨不成佛，难道还不谦虚吗？”

　　1979年6月7日

　　《中国时报》197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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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华尚有人耶？”

　　中国人有两个姓李的，对洋鬼子架子最大。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李敖。洋鬼子不喜欢人家问他私事，李鸿章偏要问；洋鬼子不喜欢随地吐痰，李鸿章偏要吐；洋鬼子送他一条爱犬，李鸿章却叫厨子给杀吃了，第二天旁若无狗的告诉洋人：“你的狗肉不好吃！”

　　李敖虽然也架子大，可是比较文明，李敖喜欢揭人隐私，所以不必“问”；喜欢唾面自干，所以不必“吐”；喜欢狗甚于喜欢人，所以不必“吃”。所以，李敖的架子大，只表现到“给洋鬼看点颜色”为止，举手投足，在在不失大国民的大架子，比起那些口谈中国人尊严，见到洋人就低三截的假民族主义者，实在高杆得太多太多了！

　　就因为李敖架子大，所以“国际奸人”费正清来台请吃饭，李敖坚持“行客请坐客”，不回请；就因为李敖架子大，所以“国际奸人”马丁来台约见，李敖坚持“行客拜坐客”，我不去，你来。李敖对外国人的大架子，只有戴高乐庶几近之，李敖真伟大。

　　李敖四海得很，又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朋友多，尤其以只受外事警察照顾的洋鬼朋友多。这不是什么“挟外人以自重”，正好相反，这是“外人挟李敖以自重”。李敖并没在台湾见外人，而是外人在台湾见李敖。这一分际，使洋人骄气尽脱，使李敖雄心窃笑。

　　李敖这种对洋鬼子的大架子，实际得自中国帝王文化的心传。

　　16世纪，洋鬼子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他对中国的西化，有过石破天惊的贡献。他带来很多礼物，其中最叫中国人吃不消的是他跑来送“钟”。一送之下，明朝神宗皇帝喜欢得不得了，整天看啊看。到了第八天，钟停了，皇上大怒，问左右怎么回事，左右吓得径奔利玛窦喊救命。洋人一看，心中窃笑，顺手上了大发条，钟立刻滴答起步，于是这场虚惊，顿告平定。左右抱着钟，回皇上的话，皇上大为高兴，把钟藏起来。不料皇上的妈妈听到了，跑来要钟，皇上不敢不给，不给就是不孝，只好硬着头皮给了妈妈。可是皇上下令不许透露上发条的事，到了第八天，钟在皇太后面前停了，皇太后摇了半天，还不走，皇太后一气，把钟退还给皇上：“你这个不孝的东西！竟把只能用八天的东西给老娘！”

　　左右怕钟再生个三长两短，自己也要三长两短，于是建议留住利玛窦，皇上同意了，特别赏了钱，送了房子。利玛窦乘机要求见皇上，这可不行！皇上怎么可以让你们洋鬼子看到！这成何体统！利玛窦说不见皇上可以，可是希望准盖教堂、传教。这个可以，于是，中国就有了天主教。

　　另一方面，好奇的皇上也想看看洋鬼子长得什么模样，可是格于礼法，不能召见，只好叫人画一张利玛窦的像。左右把利玛窦画像陈列到皇上面前，皇上对这满脸骚胡子的家伙看了又看，问道：“是回回？”左右回皇上的话：“吃猪肉的，一定不是回回。”

　　所以，这是天主教的运气，幸亏中国皇上架子大，不见利玛窦，利玛窦才得传天主教。万一架子小一点，召见了，钦定是回回，利玛窦只能传回教了，辅仁大学也变成清真大学了。

　　中国皇上不但走运的时候不见老外，倒霉的时候也照样不见。英法联军陷北京，清朝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后来双方议和，可是咸丰皇帝再也不肯回北京，为的就是不让外国使臣见到他。咸丰皇帝不但自己不肯让洋鬼子见到，甚至听到他的和谈代表老弟恭亲王被老外见到时，也大为光火，他在公文上怒批：“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所以，比照中国皇帝的觐见标准，我李敖过去洋鬼盈门，虽然我不断施出李敖模式，总觉得愧对祖宗。何况，我还有一次失手的时候。那次失手，起自洋鬼子包德甫。

　　包德甫全名Fox Butterfield，台湾报上常把他译成巴特斐，按照“名从主人”的规矩，是不对的。包德甫是纽约时报分社社长，曾任“李敖死党”多年，也就是说，成了“国际奸人”多年。十年前他移交奸人职务给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特派员沙荡（Donald H. Shapiro），两个小子突然挟持我，硬是合照了一张相。我大惊失色，感慨的说：“糟糕！这回可被‘美帝’包围了！竟然被他们摆上一道，照起相来，我中华尚有人耶？”

　　两年半前，我万劫归来，包德甫立刻乘机乘机，从海外来台，可是他敲不开我家的大门，我拒绝见他和任何朋友，只好敖兄来访未晤怅甚而去。

到台湾，见不到李敖，还有什么意思呢？包德甫蓦然回首，到了大陆，见到了丁玲。

　　丁玲是谁？丁玲是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婆婆，她是那边的头牌女作家。

　　丁玲的作品，当年在大陆风行的地位，就像今天台湾的琼瑶。只是丁玲比琼瑶会咬人。琼瑶笔下的十七岁，只是哭哭啼啼的小表妹；丁玲笔下的小表妹，不但不哭，反倒会骂“放你娘的屁”！

　　丁玲当年，为帮中共打天下，情人送了命，自己也坐了牢。后来放出来，跑到延安，替中共机关报编副刊。一九四九年，丁玲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的要命。

　　但是，好景不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明月照在沟渠上，扫帚星照在丁玲头上。丁玲昙花一现，就被打入败部，被罚擦地板，最后变成一个在两边都要坐牢的人。

包德甫跑到大陆，敲开了丁玲的门。本月九号台北报上登出《中央社纽约七日电》说：“由包德甫执笔的报导，显露了在无法律的极权制度下，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所遭遇的命运。”“以现年七十五岁的丁玲为例，早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时，因为批评共党政策，而成为毛泽东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目标，及至一九五七年，在结束‘百花齐放’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她因为拒绝改变她对文学的看法而遭到羞辱。”

在丁玲为了真理，勇敢的跟统治者起了冲突以后，她开始遭遇一连串的打击与迫害——

被谪居到黑龙江省的一处偏远村落达十二年之后，她在“文革”期间再度遭到攻击并身系狱中。她曾经遭到“红卫兵”的拷打。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之间，她被扣上政治犯的罪名，在狱中单独囚禁。

共党报纸在最近的一篇专文中说她：“为了生怕自己丧失说话的能力和变成哑巴，她常常高声朗诵和引吭高歌。”

最近，丁玲终于复出，在故都的一家医院里，接受了包德甫的访问，她说她希望活到八十岁：“假如天假我以五年，使我能完成这篇小说（名为《在酷寒的日子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访问中最精采的一个主题是“说真话”问题——

在中国大陆上遭到长期整肃最近才复出的作家丁玲说，在大陆上“说真话”真是太难了。

据纽约时报今天报导说，丁玲最近曾和访问她的人谈到“说真话”，这个长久以来她所重视的主题。

报导引述她的话说：“只有两个人在一块儿时，他们才会坦诚交谈，三个人在一起时，他们就谈谈笑话，到四个人在一起时，他们就说假话。”

照这个标准，我庆幸李敖在台湾能够“四个人在一起时”不说假话，——虽然我从不四个人在一起。

　　1979年6月11日

　　《中国时报》197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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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二十年前，在台大文学院印度近代史的课堂上，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老师，要学生缴出笔记，给他看看。全班都缴了笔记，可是一个学生却缴不出来。老师问他：“你怎么没有笔记？”这个学生说：“笔记是中学生抄的，大学生不抄笔记。”

　　这位老师有雅量欣赏这个特立独行的学生，他给了这个学生最高评分。

　　这位老师，就是国民党员吴俊才先生；这个学生，就是“党外人士”——我。

一般情形是，师生缘份，都随走出校门而结束，但像吴俊才先生那样继续帮助学生的老师，却很少有，一如像我这样继续研究老师著作的学生也很少有一样。

　　吴俊才先生现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住在普通公寓里，很穷；我现坐“党外人士”冷板凳第一把交椅，住在吴老师家前面豪华大厦里，很阔。我因为经年累月不下楼，大隐于市；又因为水深浪阔，不愿给吴老师不方便，所以一直疏于礼数，不去看他。去年他礼贤下士，大驾光临，我说：“古人‘天涯若比邻’，老师和我，却‘比邻若天涯’！”吴老师太熟悉我那一套，他不见怪。

吴俊才先生是学者、专家，尤精于印度史，受了他的启迪，我对印度史也小有研究。我由“大作家”变为“大坐牢家”的时候，看书无算。其中一部大书，就是看了又看的吴老师名著——《甘地与现代印度》。这部大书功力极深，有志之士，人人该看，只可惜交由一家不太会搞宣传的书局出版，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因为我在牢里读这部书，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甘地的监狱生活。据我统计，甘地共坐了2338天的牢，他失掉身体自由的时间，从广义说，比我要短。但他是先进，先进的坐牢哲学，闲来无事，倒也不妨研究研究。

　　不料一研究之下，使我得到了新境界。

　　甘地有着伟大的精神力量，爱因斯坦说：“后代子孙很难相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 beli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ever in flesh and blood walked upon this earth.）这是对甘地最高明的描绘。甘地思想的精华是他的“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不合作主义的形成，部份来自《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梭罗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高墙实在等于浪费材料。……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我。……他们总以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墙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时候，看守那种紧张样子，真教人好笑。他们哪里知道才一转身，我就毫无阻挡的跟着出去了。……”

　　梭罗当然不会小说中穿墙透壁的功夫，他这种来去自如，是指观念上的解脱，观念上“从不曾想到我是给关起来了”。他虽然身在两坪（wjm_tcy注：1坪≈3.3平方米）之内，但却心在六合之外，神游四海，志驰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 Lovelace）在牢里写诗给情人一样。

　　甘地师承了梭罗的不合作主义，也师承了梭罗的坐牢哲学。甘地说志士仁人：

　　在狱中，他所受到的苦，实比平日受的苦要少得多；在狱中，他也只需要听狱吏一人的命令，而不像平日要受许多人的支配；在那里，他更不必担心一日三餐，也用不着自己烧饭，政府会照顾一切，如果有病，更可免费治疗；在那里，他有足够的操作，借以锻炼体格，许多坏的习惯也可以改过。他的灵魂是自由的。他可有充分的时间祈祷。肉体虽被拘禁，灵魂并未桎梏。反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可以训练成更有规律，因为自有人来督促。这样来体验狱中生活，他会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假如有任何不幸遭遇或被狱囚虐待，那他正可学习坚忍，让他得到一个乐于自制的机会。持这种看法的人，当然会将入狱的事看为幸运。因此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来决定是否入狱乃系幸运。（《甘地与现代印度》上册第91页）

这段话的关键是强烈的唯心论，它告诉人们，所谓的自由与不自由，“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个人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甘地本人前后入狱五次，他这种观念，也一再宣示，例如他说：“我现在成了自由的人了，我的身体已被他们看管。一天诺拉迭法案没有撤销，我一天不得自由，可是现在他们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现在轮到该是你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同上。页264）他又说：“……朋友们不需要惦挂着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同上。中册页143-144）……甘地这些坐牢哲学，基础都在他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有这种力量的人，他会感到“逮捕了我，却给了我自由。”这种自由，我把它叫做“不自由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炉火纯青，就“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若不到火候，就只像骆宾王那样“在狱咏蝉”了，——鸟在外面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不自由中有自由，这么说来，是不是自由以后、出狱以后，就更自由了，从此没有不自由了呢？

　　这可未必。

　　哲学家斯宾塞说“没有人能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完全自由；没有人能完全道德，除非所有人完全道德；没有人能完全快乐，除非所有人完全快乐。”这种伟大的透视力、伟大的胸襟，我给它下了一个描绘，这叫“自由的不自由”。

　　“自由的不自由”的特色是民胞物与，是把受苦受难的人当兄弟，又使自己有责任感。夏禹感觉天下有淹在水里的人，就好像自己把他们淹在水里一样；后稷感觉天下有没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使他们挨饿一样，有这种抱负的人，后天下之乐而乐，众生不成佛的时候，他自己不要成佛。《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为这种心境做了动人的总结：“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这种心境的人，他自己坚强，却感受兄弟的软弱；他自己站起，却焦急兄弟的跌倒；他自己自由，却念念不忘兄弟的不自由。

　　六十年前，开火车出身的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Eugene Victor Debs），因参与政治反抗，被判十年，关在牢里。由于他极富人望，虽在牢里，却得到美国大选中，一百万选民对他戏剧性投票。1921年，哈定总统特赦了他。出狱后，人们庆幸他重获自由，他却从斯宾塞的句子里，说出了这样的千古名言：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真的，“我就不自由”。夏禹不自由、后稷不自由、斯宾塞不自由、戴布兹不自由。——所有伟大的性灵里，念天地悠悠，都有“自由的不自由”。

1979年6月12日

《中国时报》1979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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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老子如何如何

　　“六月六日断肠时”，《中国时报》第三版开辟了“名人追踪”专栏，第一篇就是王健壮、金惟纯两位小老弟对李敖的专访。专访前面有编者按语，说尽管时光使人类健忘，“但是有一些人与事，不论你是多么的健忘，却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时间久了，他们安在？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想些什么？”小老弟们要追踪这个答案。

　　很显然的，“名人”需要这样“追踪”，其为名也，也就可想而知。当年嘛，不能不说轰动一时；现在嘛，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用老广的话来说， 这叫“过气老倌”。

　　没人愿做过气老倌，人宁愿不做名人，也不要过气，聪明的小老弟们一眼就看到这点，所以，从第三篇专访里，就把“名人追踪”改成“人物追踪”，减少一点对名人的刺激。

　　14号的报上，访问的是廖文毅，由朱泓霖执笔。当记者问到“六十六年（1977）黄蔴竞选云林县长败北那一段”，廖文毅“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我认识黄蔴，他和廖祯祥的选战的确相当激烈。’”朱泓霖听了，有这样的感慨：“其实，黄蔴的对手是林恒生，而非廖祯祥，如果廖博士对政治真有一股狂热，又何至于把黄蔴的对手张冠李戴？”

　　如果廖文毅的答话不是口误，倒引起我另一种想法，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当他回想过去的历史，竟然“张冠李戴”，到底是不是一个纯粹记忆上的问题？

　　我认为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十六年前，我在开国文献会打工，每月挣一千元。有一天，文献会重金买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是当时秘密会议成立的签名册，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签名。文献会主持人很高兴，拿去请于右任题字。于右任一看，签名册中没他的名字，很不开心，他说他记得明明参加了革命，怎么没有他？主持人回来，找到我，请我仔细考证考证，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于右任错了。我仔细考证后，结论如下：那一次，于右任没参加。为了使于右任没话说，我列举出每一项证据，证明他老先生真的没参加，是他乱盖，不是我乱盖。我不知道最后主持人怎么回话的，我只知道于右任“为之不寐者数日”。我真抱歉以我的学问，实在找不出他参加的历史，这种抱歉持续了几天，直到我被文献会扫地出门，我才停止了抱歉。如今，十六年过去了，于右任墓草久宿，我也垂垂将老，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他参加的新史料，那时候，再走过敦化南路仁爱路圆环，我会尊敬的看他一眼。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自我涉入”（ego-involvement）。自我涉入是两岁以后的小孩子，开始用“我”的观念，来形容他的“财产”；爸爸、妈妈、围兜、奶嘴、娃娃、小熊……全部包括在内，这时候的小孩子，慢慢开始知道“我”和别的人、别的东西不一样。在这时候以前，这种分野就不清楚。在这以前，小孩子说到自己的时候，他不但不知有“我”，并且常常把“我”当成第三人，小孩子会说：“宝宝吃”、“宝宝要”、“宝宝抱抱”，而不会用“我”。从这点看来，人类真是天纵英明，哲学家宣传了一辈子的忘我无我，区区两岁的小毛头，就早已做到。

　　小孩子随着年纪愈大，自我涉入的面积也就愈大，他成了年，无所不涉，无孔不入，从同行到教堂、从政党到狮子会，他都要插一脚。他握手、寒暄、迎来、送往、胁肩、谄笑，变成了名人。一变成名人，就变得无所不在，什么地方都要有他，没他，他就不自在。

　　糟糕的是，名人会老；一老，就喜欢想当年；一想当年，就常常想出纰漏，在被“追踪”的时候，就要张冠李戴。

　　北洋时代的国务总理许世英，九十一岁死在台湾，他死前的回忆，和于右任一样，已经真伪杂糅。他老得已经没法好好回忆，他把清朝末年的许多史事、掌故、传说，都纠缠到自己头上，自己变得无事不管、无所不在，在回忆录里，成了大笑话。

　　许世英这种自我膨胀，问题关键不在“记忆”方面。记忆上出毛病，会呈现全部的或部分的“遗忘”（amnesia），甚至“回忆力特强”（hypermnesia），但不是大量的张冠李戴。一个人大量出现张冠李戴，是一种“妄想”的毛病。

　　妄想有好多种，有“迫害的妄想”，老怀疑别人在整他；有“受制的妄想”，老感到别人遥控他；有“罪恶的妄想”，老认为自己罪孽深重；有“关联的妄想”，老觉得别人在指着和尚骂他秃。这些妄想以外，还有一种奇怪的妄想，叫做“夸大的妄想”或“光荣的妄想”（delusion of grandeur），犯这种毛病的人，常常说他是救主、是大明星、是国王、是辜振甫的表弟、是林青霞的表哥。这种人，年轻的都住在精神病院里，年老的都做了自我陶醉型传记杂志的作者兼订户。看了他们笔下的丰功伟业，你会奇怪：如果他们那样行，大陆怎么还会丢？

　　哲学家罗素碰到一个人，这个人说他喜欢哲学，请罗素介绍几本大作看看，罗素照办了。第二天，这个人跑去告诉罗素，说他只看了一本，一本中只看懂了一句，一句还写错了。罗素问他哪一句，他指出“凯撒已死”一句。罗素问他怎么错了，他突然大喝一声：“我就是凯撒！”

　　当然，这位凯撒先生是比较严重一点的特例，但降格以求，不做凯撒而做“当年老子如何如何”的老子的，却大有人在。小老弟们若“追踪”到这流人物，听他“白头宫女谈天宝，古董山人说晚明”的时候，可得当心。因为在“当年老子如何如何”的口沫里，“如何如何”的，可能并不是这位“老子”。

　　半个世纪前，革命元勋章太炎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他愤怒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这种现象，其实又何代无之？我们已看到有人把“云南起义”的功劳一手代劳、把“五四运动”的现场一脚插进、把《独立评论》的揭封一口独吞……我们看到这么多“自我涉入”的“夸诞之士”，从历史真相上，我们很难原谅他们；但从老人健康学上，我们倒不妨哈哈一笑。

　　读过法国文学家都德《柏林之围》的，都会想到：那拿破仑部下的过气军官朱屋大佐，他在垂暮之年，整天幻想自己的胜利：“大……捷！大……捷！”“七日之内，可抵柏林矣！”最后得知真相，被围的不是柏林而是巴黎，他无法适应了，他全身戎装，四肢颤动，绝望地死在面朝凯旋门的窗台上；读过中国全祖望《节愍赵先生传纠谬》的，也会同样想到：那明末志士赵先生，也以垂暮之年，整天幻想敌人的失败，他被学生藏在深山里，每次听到胜利的假消息，才肯吃饭。拖了半年，谎话光了，最后得知真相，他无法适应了，“大恸，踣地，更不进食。……奄忽而逝！”这些故事，告诉我们，靠“夸大的妄想”、“光荣的妄想”长寿的人，他们有权利自我陶醉。

　　真的，他们有权利自我陶醉。英国国王乔治第四，在老糊涂了的时候，硬说他参加过滑铁卢之战，打败过拿破仑。哈哈一笑吧，何必认真呢？

　　于右任最喜欢写的两句诗是：

　　不信青春唤不回，

　　不容青史尽成灰。

　　笔下龙蛇飞舞，可惜不是真的。事实上，成灰的，是青春不是青史，青史有李敖在，是可以唤回的。所以，读者老爷不妨注意：“宝宝看书书”的时候，只要看李敖的大作，便不会上当。至于别的——唉，不看也罢！

　　1979年6月17日

　　《中国时报》197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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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于右任幻想出来的一段革命史

　　于右任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很感奇怪，因为他发现成立大会的签名单中，竟没有他的名字。——他不是“开国元勋”吗？怎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居然没有他的名字呢？

　　我在民国五十二年（1963），曾仔细研究过这个于右任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我的研究结果如下：

　　1904（光绪三十年）甲辰

　　于右任自开封避难到上海，入震旦学院。

　　1905（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于右任组复旦公学。在上海。

　　是年七月二十日（公历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296页中有“陕西有康宝忠、邹子良、曹两亭、赵世钰、于右任诸人”，他记错了！）

　　1906（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于右任为筹办《神州日报》，东渡募股，四月间去日本，由胡汉民、康心孚介绍，得识孙中山，做彻夜之谈，并加入同盟会。旋归上海。

　　1907（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二月二十日（4月2日，罗家伦《国父年谱初稿》上册177页误为农历二月二十二日）《神州日报》创刊（未及一年，被邻居火灾殃及，于右任辞去社长。《神州日报》直到民国五年才停刊）。

　　1908（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1909（宣统元年）己酉

　　三月二十六日（5月15日）创刊《民呼报》，出了八十一天以后——六月十八日（8月3日）被封。

　　于右任被拘一个月零七天，于七月二十四日（9月8日）被逐出租界。20天后——八月十六日（9月29日）又办《民吁报》，五十一天以后——十月六日（11月18日）又被封，“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予深究在案”。

　　1910（宣统二年）庚戌

　　《民吁报》被封13个月后——九月九日（11月11日）创刊《民立报》（此报直到1913年四月才停刊）。

　　至于本年（1910）闰六月初六日（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地点并不在“三茅阁桥”的“民立报馆”，此地点一、据谭人凤在《牌词》中说，在“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校”。二、据曾伯兴在《乙戊集》中说，在“湖州公学”。三、据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在“湖州会馆”。到会宋教仁、陈其美等三十三人，签名由杨谱笙保存，现藏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

　　于右任其实并未参加。

　　于右任参加的是第二次会议，此会议在七月中旬后举行，除有上次开会的三十三个人以外，还有于右任、熊克武、陈方度、柳聘农、梁维岳、谭心休。

　　这段往事，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98页）一节言之綦详：

　　中国同盟会既成立。会员对于长江各省之革命工作，益趋积极。至七月中旬，鄂省军界同志运动已臻成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遂派居正、杨玉如赴沪购办手枪，并邀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莅汉口主持大计，时黄兴尚在香港，居正抵沪，即在马霍路陈其美寓所召集会议。莅会者除参加成立会诸人外，于右任、熊克武、陈方度、柳聘农、梁维岳、谭心休等预焉。

　　……

　　这大概就是于右任“误记”的缘故了。

　　我这个考证，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就是许多人做了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他们在年老以后，往往总扩大自己的功绩，把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误信成不只一些，而是许多。他们这种作风，也不能算是存心说谎或有意自欺，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膨胀罢了！

　　当事人的话不可尽信，在这个地区，历史上求真辨伪的工作，真是愈来愈必要了！

　　196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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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功夫

　　这月11、12号，《人间副刊》上登出高可攀的《千古艰难唯一床》。可攀周游列国多年，见多识广，又精通南腔北调胡文多种，由他出洋相，写古今床事，忽上忽下，深入浅出，看来津津有味。其中有两段插播，原文如下：

　　高可攀写床写得兴起，索性连独家的研究心得也透露了几分，给各位长长见识，免得大家都像文化顽童李敖一样，哇啦哇啦猛叫我中华尚有人耶？李敖听着，没有床，焉有人，此理甚浅、此事至明，不研究床而研究人，呜呜呼呼，李敖殆矣！

　　这是可攀的苦口，他又说：

　　可怜我高可攀少小去国，国史的根基太差，实在不知道咱们中国的老祖宗从树上下来以后，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想画个祖宗床来佩服佩服，竟也画不出来，以致常被夷狄之辈恶徒消遣，说我数典亡床。

　　这是可攀的苦心。

　　为了使我这位台中一中的小学弟，不再苦口相劝、苦心难显，我决定表演一下我的床上功夫，和可攀异床同梦，敬请可攀和大中华爱床人指教。

　　话说我大中华老祖宗，从树上下来以后，到底拿什么东西当床用，这个答案，可真不简单。要了解这个真相，首先得放弃我们现在对床的定义。不放弃这种定义，我们无法了解老祖宗和他的床。

　　老祖宗给床下定义，说：“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下一句一看就很邪门，有问题，“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这种定义，与其说是指床，倒不如说是指棺材。好，不再说不祥之言，就通过这种定义吧。问题又出在上一句——“人所坐卧曰床”，照我们现在的定义，床是“卧”的，不是“坐卧”的。如果“坐”，另有板凳、椅子、沙发好坐，为什么要坐床上呢？

　　就这样的，问题的开始，就是学问的开始。有学问的答案是：古人没有板凳、椅子、沙发，古人坐在地上，坐了好久好久，才学会坐床；一坐上床，床就坐卧两用，所以才叫“人所坐卧曰床”。

　　古人坐在地上，屁股底下有块长方形的草垫子，叫做“席”（蓆），席是老祖宗表达尊卑、区分人我、划清势力范围的一个妙单位。这个单位，可以在必要时候一分而二，叫“割席”。任安与田仁在平阳公主家，被安排“与骑奴同席而食”，两人大不高兴，就把席一割，表示不同席；管宁与华歆在一起念书，门外有车马之声，华歆起来去看热闹，回来就被管宁割席，说你格调这么低，“子非吾友也！”这两个故事，都含义很深，都说明了“同席”是有规矩的。

　　不但同席有规矩，同席的细节也多得很，东边主位的是“首席”，西边敬陪末座的是“席末”，我们现在常用的“出席”、“入席”、“筵席”、“酒席”、“离席”、“逃席”、“缺席”、“主席”等等，都是从这儿变出来的。因为席有这么多名堂，所以有“避席而请”、“越席而对”、“侧席而坐”、“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席不正不坐”等种种典故。一般情形，一席可容四人以上，长者大模大样坐在顶头，但是若来了第五个，就妙了，第五个一来，长者就在本席给请走，在旁边另开一席，独称老大，这在经典中，叫“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规矩跟现代中国人正相反；现代中国人是叫小辈在旁边、在席外，从固有文化标准看，这是对长者的大不敬。

　　老祖宗在席上活动，一切都是平面的，就像日本人住的榻榻米房子，大家多的是膝行跪姿。我们读《史记》项羽本纪，看到鸿门宴时“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刘邦）北向坐”，若以为他们都是“坐”，就大错特错，他们其实都是“跪”，那时候没有桌椅，一切是落地干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全体一致。李商隐写天子见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虚前席”就是两人在席上对跪，中间保持一段距离，表示皇上尊敬知识分子。

　　在席上跪来跪去，终于有人感到太不舒服，决定不跪了，干脆一屁股坐在席上，两条大腿，朝前一伸，自在起来了。这种自在的姿势，叫“箕踞”。箕踞视为无礼，因为老祖宗当时不穿裤子，这种姿势，有自我暴露之嫌。《韩诗外传》记孟夫子回家，看到孟太太一个人这种姿势，就吵着要离婚，其理在此。

　　在席上两条大腿朝前伸，既然诸多不便，于是聪明人想起：何不坐在床上箕踞呢？第一号聪明人，就是鸿门宴逃席的刘邦。刘邦接见郦食其，箕踞床上，两腿下垂，叫女人给他洗脚，郦食其责备他怎可以“踞见长者”？刘邦认错。这段记载，透露了千古大秘密——中国古人开始有现代的坐姿，坐在床上，面有歉意的坐在床上。

　　真是面有歉意，古人在席上大跪特跪久了，床对于他，本来只是“卧”的，不是“坐卧”的，如今可坐可卧，实在过意不去，不但愧对此床，也愧对斯席。于是，有一批保守主义者，即使上了床，也继续大跪特跪，有的人床上“当膝处皆穿”，有的人“床有膝痕”，这些人在中国下跪史上，的确是大丈夫。

　　《论衡》里记孔夫子将死，留下一段话说：“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亡。”孔夫子真伟大，他预言到统治者要在床上占老百姓便宜，事实演变，果然不出所料。统治者终于觉得：“虚前席”式的平起平坐，实在不够神气。于是，慢慢的，统治者在殿堂之上，抬出床来，自己坐在床上，向席地而坐的发号施令起来了。“人所坐卧曰床”，自此一物两用，变成了统治的道具。《世说新语》里记匈奴大使来朝，曹操“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叫人替他坐床上，他自己化装成卫士，“自捉刀立床头”。匈奴大使出来，曹操派间谍问对魏王曹操印象，大使说：“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这是统治者和床的一个最有趣故事。

　　统治者刚坐上床的时候，倒也不乏“同床共坐”的故事。晋朝皇帝登基，百官陪列，他叫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说“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坚持不敢；唐朝皇帝践位，“多引贵臣共榻”，刘文静就不赞成，认为“帝座严尊”，不可“屈与臣下均席”。统治者与床的大结合，到了宋朝皇帝一言道破：宋太祖伐南唐，南唐李后主派徐铉送礼物过来，请求退师。徐铉的理由是：“我们南唐无罪，我们以小事大，像儿子伺候老子，为什么还要打我们？”宋太祖说：“江南小国，哪个又有罪来着？但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宋太祖真是行家，他对书呆子说话，不拈花微笑，却直抵花心，真干脆！

　　唯一遗憾的是，床的体积太大了，总是难免惹人同坐或酣睡，殊嫌美中不足；何况庙堂之上，摆个大床，实在也不好看。这时候，西方文化帮了大忙，一种叫做“胡床”的东西，传到了中国，时间在2世纪尾、3世纪初。胡床并不是床，而是一种像胡金铨他们专用的导演椅，只能老子一个人坐，这就是椅子的前身。中国人接受了椅子的西方文化，到了北宋末年，全国大流行；统治者有御椅、大富翁有檀香椅、大强盗有第一把交椅，于是，全国男女老少，都从此坐有坐样，卧有卧样，不再坐在床上，更不席地而坐了。床和椅子，从此也变成两件家具，不一物两用了。

　　胡床刚到中国的时候，老祖宗正坐床上，看到能容纳屁股的，都叫做床，所以把胡椅叫做胡床。后来弄明白了不是床，又忌讳有“胡”（外国）的字样，于是又不胡又不床，变成了椅子。但不论怎么变，中国人在椅子上，上了洋鬼子一个大当：老夫子把钢笔推开，用毛笔大谈西方文化要不得，不知道西方文化正藏在他屁股底下，他整个屁股正在全盘西化——西方文化“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可真把人忙得“席不暇暖”了！

　　1979年7月17日用毛笔写完

　　《中国时报》197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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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尚吃肉

　　一般人以为我在台大学的只是历史，不对，我第一年学的是法律；学法律的朋友笑我法律学得鸦鸦乌，对，我对法律兴趣不浓。那时候我十九岁，我不喜欢“世间法”，倒有点喜欢“佛法”。不但有点喜欢佛法，还住在庙里，那个庙，就是台北善导寺。

　　善导寺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哪种动静。

　　善导寺的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是同“死人”住在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

　　有时候，我一个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还活着。

　　善导寺的和尚，我也颇识一二。有的道性很高，有的有待加强。介绍我到庙里住的朋友，对我说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天他和一位和尚出去办事，路过一家饭馆，两人就去吃，和尚告诉跑堂的，来碗素面，他也跟进。不料两人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和尚。殊不知和尚正在衔肉大嚼，向他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

　　中国的佛门人物中，虽然有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轼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照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准济公活佛或花和尚鲁智深那一套。

　　讲到吃素，一般人以为是佛门的道行，其实它是中国吃素文化的一种流派。《论语》中，就讲究“齐（斋）必变食”（吃素时候要改菜单）的规矩：《汉书》里记周泽吃斋吃病了，他太太怪他何苦来，他火了，立刻把太太关到牢里去，罪名是“干犯斋禁”。干犯斋禁，在当时是大罪：当时“坐斋不谨”（吃素时候狗屁倒灶），是要杀头的。佛教入中国后几世纪，中国吃素的风头被信佛的抢去，大家把“吃斋念佛”等量齐观，于是佛门人物，就说他们不吃荤，吃素了。其实究竟什么是荤，他们知道的并不落实。荤是指“臭菜”，葱、韭、蒜等都算，吃了这些，被认为耗散人气，使人精诚有问题，难以通于神明，所以要查禁。至于大鱼大肉，实在叫“腥”，不叫“荤”。可笑的是，大吃素家整天吃葱、韭、蒜，却声言他不吃荤，以吃长斋自豪，这种自豪，用传统文化一检查，就该打屁股。他们以为他们做了好事，吃长斋，其实都白吃了、都不算。可见书没读通，就想复兴固有文化，谈何容易！照固有文化，这是典型的“吃斋不谨”，是要杀头的，这些多爱固有文化却少看古书的人儿，提倡来提倡去，全不知道固有文化的厉害！

　　至于从“不杀生”观点演化出的“不吃肉”的，本来是以博爱打底的，基础自然伟大。但这种不吃肉哲学，后来被善男信女给商业化了，变成了自己跟阎王老爷讨价还价的血本，这就教人有点哭笑不得。中国的劝善书里，有很多这类材料。《乐生集》里记福建一个教书匠，因为怕主人为他杀生，宣布他不吃海鲜。后来得了大病，全身僵冷三昼夜，醒来自言他早该命丧流贼之手，因为不吃肉，所以阎王加寿十二年，且免横死。《感应类钞》里记一个做官的，暴卒后又活过来，向人说他到了阴间，向阎王说他不想死，请求饶命。阎王爷可怜他，说让你还阳，限期三日，如能说动一千个人不吃牛肉，就准益寿延年……

　　这种不吃肉的商业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特色。它发展开来，演变成人能放生，就可以好心好报：所以放个王八，毛宝就可临危脱难，孔愉就可微职封侯；活群蚂蚁，宋祁就可考试高中，宋郊就可大魁多士。如此这般的，屈师纵鲤，就可寿增一纪；隋侯济蛇，就可珠报千金。……这种思想走火入魔以后，许许多多人吃素放生，都缠夹着大量的“功利”，而不是“功德”。

　　这种现象，是古典文化中的愚夫愚妇，混同佛教文化中的善男信女，共同缠夹出来的杰作。这种混同，不但在民间进行，也在高层进行。高层进行的，是对“吃斋”的解释，糊里糊涂。例如中国文化的“斋”和“荤”，和印度文化的，实际上并不相同。印度文化中的斋，除了不吃肉外，也禁“五辛”。五辛是大蒜、革葱、韭葱、兰葱、兴渠。这五种，中国只有前四种，中国人想吃五辛，也不过吃到五分之四。中国和尚以为他们不吃肉，也不吃五辛，我看，先在学问上胜过李敖，再这么说吧！

　　在佛教思想中，吃东西不该是口腹之欲，而是“治病”。我们习惯说东西不好吃，像吃药一样，正好是佛教的原案。佛教里认为人生一切烦恼、一切痛苦，都是一种病；想胡茵梦，是一种心病；想胡茵梦想得头疼，是一种身病；想胡茵梦想得不好好上班，被王永庆开革，饿得没饭吃，是一种饥病。佛教认为人该将“吃饭观”当做“吃药观”，所以和尚的食堂，又叫“斋堂”，又叫“观堂”，观什么呢？观药罐子。一个人端起饭碗像端起药罐子，岂不胃口倒尽？全对！就是要你胃口倒尽。胃口倒尽，才消灭了口腹之欲。口腹之欲给消灭了，不吃肉、不吃五辛，又有何难哉？

　　但是，我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告诉我，在6世纪梁武帝萧衍以前，中国和尚明明是吃肉的，这又怎么说呢？

　　答案是：佛教有小乘与大乘之分：但求自度不求度人的，是小乘；一心度人，以自度为度人手段的，是大乘。不吃肉的人道主义，是大乘法门，见于大乘的经典。中国人信佛，一开始乘到的佛教巴士，实际是小乘，所以一边大信特信，一边大吃大喝。直到梁武帝出来，读通了《涅槃经》，才大力主张全国大吃素。梁武帝不但自己吃素，叫全体僧侣佛子吃素，甚至叫自己祖宗也吃素——他居然把上供用的死猪肉，改成了以面做的假牺牲！祭祀不用血，无异使祖宗不血食！这真是惊天地泣饿鬼馋神的大手笔！

　　梁武帝以后，中国和尚尽管在大脑里小乘，但在小嘴里却大乘了——中国和尚不吃肉了。

　　梁武帝以后一千一百年，明朝不行了。张献忠“屠戮生民，所过郡县，靡有孑遗”。有一天，他的部下李定国（有的记录说是张献忠本人）见到破山和尚，破山和尚为民请命，要求别再屠城。李定国叫人堆出羊肉、猪肉、狗肉，对破山说：“你和尚吃这些，我就封刀！”破山说：“老僧为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就立刻吃给他看，李定国盗亦有道，只好封刀。

　　五代后期，全国财务困难，周世宗柴荣下令毁掉天下铜佛像，用来铸钱。他的理由是：我听说佛教以身世为妄，利人为急，如果佛本人真身尚在，为了解救苍生，一定连真身都肯牺牲，何况这些铜做的假身呢？

　　周世宗和破山和尚，他们真是第一流深通佛法的人，因为他们真能破“执”。佛法里的“执”有“我执”和“法执”：我执是一般人所认为主观的我；法执是所认为客观的宇宙。因为他们深通佛法，所以能“为百万生灵”，毁佛金身，开如来戒！相对的，只有那些小鼻子小眼的小乘执迷者，才会张开大嘴，不做狮子吼而开狮子口，大吃其“素鸡”、“素鸭”、“素火腿”！他们甚至在吃素当中，都不忘荤味，在菜单上，杀伐之声不绝。两相对比起来，匹夫匹妇为“功利”不吃肉；高人高僧却为“功德”大开其荤，真是你丢我捡了！

　　1979年7月10日

　　《中国时报》1979年7月23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

　　所谓“党国元老”中的儿子们，我认识两位：一位是居正先生的儿子居浩然大少爷；一位是吴忠信先生的儿子吴申叔大少爷。这两位大少爷，都很难得，他们虽然被目为“养尊处优”，可是都不堕落，这年头儿，大少爷不堕落，就很难得，就像大官儿不贪污就难得一样。

　　两位大少爷对女人，都各有千秋，其中吴申叔考第一，讨了又美丽又贤惠的王莫愁做了太太；居浩然的太太是美丽贤惠以外，再加上“厉害”的女性。所以居浩然其人，是个标准的怕太太主义信奉者。此人虽然怕太太，可是还不自检束，还是常常跟有风流之名无风流之实的李敖在一起，惹得太太起疑。所以他经常在子夜以后，蹑足归家之时，被太太从后门闪出，罚跪算盘。从跪算盘一点上，颇可看出居吴两太太的宽猛有别：吴申叔被罚跪算盘，只跪中国式的算盘；而居浩然被罚跪的算盘，却是日本式的。所以居浩然的命，比吴申叔苦一些。故从罚跪工具观点上看，居浩然容易引起祸首李敖的同情，因为他在算盘之上，只有“浩然”长叹的份，一切把戏都施展不出来了！

　　可是你别以为：居浩然就是弱者，居浩然写起文章来、说起大道理来，可就完全不同啦！他从算盘上（瞒着太太）凌云而起，喊一声“汰”！大笔一挥，就把人物扫尽、把是非廓清啦！因为他在写文章时，皮包骨的双膝上仍有余痛，所以他心中总难免还有点“算盘意象”，所以他对人物、对问题，总有点“清‘算’”的臭味，这是很不“恕道”的。故居浩然的文章，虽然比李敖还犀利、还美妙，可是在文章背后，他的“恕道”，实在比不上李大少爷。换句话说，李大少爷比居大少爷心地仁慈得多。李大少爷知道沈刚伯那么多的隐私，却只揭发一点点，这种仁慈，居大少爷就做不出来。所以你有什么秘密，千万别让居氏之子知道，他一知道，就麻烦。例如他写《徐复观的故事》（《寸心集》第117-121页），把复杂的徐复观剖析得十分简单，使人人知道徐复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最知道徐复观的底牌的缘故。居浩然对徐复观，绝不像我这样仁慈的跑到一二黑暗的法院去寻求光明。这次我告徐复观诽谤，两审法院的八条×用法官都居然接受×方面的压力和指使，判徐复观“无罪”，这件事若被居浩然晓得了，一定哈哈大笑。他一定笑我天真得放弃笔杆，而改用法律对付徐某人。要是他，他绝不这样，他会直截了当，写文章。所以我说，我比居浩然仁慈，居浩然比我残忍。

　　残忍的居浩然，在台湾被更残忍的李济等学阀们排挤后，走投无路，只好学孔丘，“乘桴浮于海”了。从他者，其太太欤？其聪明儿子欤？其漂亮女儿欤？其日本算盘欤？都有。反正，他们举家南迁了，南迁至英国鬼子统治下的澳洲。他临走前，我们一起吃饭，酒过十三巡，他说我醉了，我看他的脸也模糊了，他说：“台湾的学阀们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留下了你一个人去做‘姜维’吧！”就这样的，我眼睁睁的看着居浩然的飞机凌云而起，就好像他从东洋计算器上凌云而起一样。

　　居浩然到澳洲后，在洋鬼子大学里极受欢迎，可见“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到底还有识货的。居浩然虽然身在胡庭，可是心存魏阙，故国与李敖常常来到他的梦中。梦醒时分，他常常写信来，可是我极少回信。三四年来，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一不交生朋友；二不回信。这两点，是我的“保身之道”。所谓“保身”，意义有二：一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不浪费时间去交际，要花时间去谋生，赚钱买书，专心写作；一是保重自己的人身，不要失掉自由。这年头儿，交朋友简直是累赘，大家心照不宣，老死不相往来最好，多交一个朋友、多写一封信，就可能多给“罗织学”专家增加一条曲解的证据，这又何苦来？所以我总是跟人们“息交以绝游”。生朋友，不交；来信，不回。不了解我处境的人自然说我“傲慢”，实在是免得替他们找麻烦。在乱世中，结识李敖实在对他们毫无好处。他们若崇拜我，大可在家中立个牌位，上书“大成至圣先师李敖之位”，不必写信来；他们若恨我，也可刻个木头人，上书“王八蛋李敖”大名，头上插几颗大头针，埋在茅房门口，也不必写信来。总之，这年头儿，大家少认识少来往为妙。别人少认识我，少个危险的机会；我少认识别人，也少个被出卖的机会。大家关着门过，最好。

　　所以，许多人看到我写文章凶来兮，以为我有勇气、有护符，其实都是瞎猜。我这点可怜的勇气，哪里还算是勇气？至于护符，我非所谓“党国元老”之子，哪里有他妈的什么护符？我的勇气与护符若真有之，那只是我的“文章凶，人老实”而已。因为“人老实”，所以一切行动啦、野心啦、交游啦，都谈不上。谈得上的，只是我的“纸上谈兵”而已。这个世界上，手拿枪杆的人大概都没把“纸上谈兵”的人看在眼里，所以我侥幸能在夹缝中苟活。并且，偶尔还撒撒泼，说几句懦夫式的凶话，在剃刀边缘虚晃它几招。在剃刀砍过来的时候，我早就把头缩在脖子里，明哲保身啦！

　　愚笨的居浩然似乎不知道我这明哲保身的大道理，他在海外，既不斋戒沐浴，大供“大成至圣先师李敖之位”；也不锦心绣手，细雕“王八蛋李敖”的造型。他还是拼命写信、拼命写文章、拼命扯他跟我李敖的交情，这真害我不浅！他忘记他的身份是“党国元老”之子、是好国民党员、是好湖北人、是逍遥法外的家伙。他写文章扯东扯西，俨然不知今日何世，不知他所处何地、我所处何地，这是他的天真处，也是他的没心肝处。而天真加上没心肝，恰恰就构成了居浩然的可爱，而使我不能不爱他。

　　我爱居浩然，当然不是同性恋，因为他比我大十八岁，恰好是梁启超大于胡适的年龄，今年已四十有八矣！我要好男色，也要找个漂亮的小娈童，怎会爱上他这个准老头儿！我爱居浩然，最主要的原因是爱他那股“大少爷”的劲儿。无疑的，浩然是“大少爷”中最洒脱的天真者、最满不在乎的没心肝者。他狂放而有神经质，瘦弱而少蛋白质，他读书不多，可是有一副最好的头脑，分析问题，一针见血；写起文章，万言缤纷，比起整天厮守书房头脑混沌文章不通的书呆子，不知要高明几千倍。只此一点，足证上帝不公平，而上帝是魔鬼造的。魔鬼先造李敖，再造上帝，三造居浩然，三者连环，正好是，“李——上——居”，李敖之在居浩然之上，自无疑问。而居浩然口口声声附和胡秋原，以“居上李下”之次序，广为宣传，使世人误以“居李”并称，这种自私，实属可诛。姑念他痴长本人十八岁，只好由他去吧！由此一点，足可作为李敖也“敬老”的旁证。自今而后，谁再说我不“敬老”的，或拿不“敬老”的罪状来戴我帽子的，居浩然势将义不容辞，挺身为我辩护。

　　由此“居李”联称一事，使我想到今年4月30号居浩然的来信，他在第一段和第五段中说：

　　亲爱的小疯狗：本门大师兄锡你嘉名，师弟自只有跟进。可惜的你不是母狗，以致临难不免。打起官司来吃蹩。临财不得，穷得酸溜溜地，那一股酸气从你文章中直冒。

　　文化论战中居李并称，乃秋胡戏言，后来甲号被老婆裤带绑住。只剩下乙号被炼得火眼金睛，这“居李”-hyphenated term渐次失传。为保存历史真相，我百分之百赞成在你和我的笔下，尽量使用这名词，就像你的文章中，“居然”两字，用了有好几十个，为什么不也多用几个“居李”呢？将来人人如永延先生一样知道你的朋友居浩然，我的朋友李敖，不亦永垂千古欤！

　　由这封信，可证这位熊十力门下的大师弟，如何在处心积虑的布置“居李”这一名词了！他实在像散布瘟疫一样的，向人间散布“居李”的种子！而“居李”种子生根发芽之日，就正是现代化活活泼泼思潮开花结果之时。居浩然能够及早看中这一点，这是他的敏锐的远见，值得特别表扬。

　　居浩然在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中，值得特别表扬的另一点，是他把握了“义和团思想”、“文化沙文主义”这些词汇。这些词汇，是描绘反动势力的最好画笔，值得我们特别运用。居浩然这些新观念，在这篇《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以前，早就开始暴露了。这类文字最主要的结集是他1959年出版的《十论》（中西出版社版），和1964年出版的《寸心集》（文星书店版）。在这两本书中，居浩然就中西文化的问题，做了多方面的讨论，其中有一些非常清楚的大概念，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首先，居浩然告诉我们，“文化重建”（事实上是“文化改建”）的大工作，必须先从“清理基地”着手，他说：

　　我们这一代对于新文化恐怕只能做一点准备工作，这种工作的第一步在涤瑕荡秽，先整理清楚基地，然后才能在基地上兴建新建筑。（《十论》第93页）

　　这是很明显的扫荡旧文化的言论。在这种“涤瑕荡秽”的原则底下，居浩然指出一切以固有文化消融西方文化的想法都是完完全全的迷梦，他说：

　　中国历史上这一段接受并消融佛教文化的往事，现在颇有人认为可再见于接受并消融西洋文化，这在目前尚未见端倪。我们可断言的是：“夷夏论”的阶段已经过去，今天底张横渠周濂溪必须有法显玄奘的精神，精通夷文夷语，从事大规模底翻译和介绍。至于新文化的创造，则有待下一代程明道伊川兄弟完成了。（《十论》第91页）

　　面对大做迷梦的中国人，居浩然极力驳斥在西方文化面前惨败下来的一股暗流。这股暗流就是“义和团思想”。“义和团思想”在暗中活动下，碰到了一位洋妞儿，硬朝这位洋妞儿攀关系。这位洋妞儿，就是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而拉拢“义和团”和“民族主义”的皮条客，就是今日的“新儒家”。居浩然说：

　　〔整个中国大学问〕垮掉以后，并不是说从此全盘西化，不再留恋轩辕黄帝教。恰恰相反，义和团的暗流一直在中国思想界内隐藏着，隔一个时候，冒上来这么一次，有时候表现为提倡读经，有时候表现为规定毛笔写字。这些还都是枝节，最有重大影响的乃是与西洋传入的民族主义接了轨而形成的新儒家，中国没有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早有定论。随西洋的新犹太教——基督教——而来的却有一种狭隘底民族观念或民族意识，这股洪流帮助清末的革命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也产生了民国以来的新儒家。仅仅是民族主义加四书五经还成不了学术性的大事。再加上普鲁士君主崇拜者黑格尔所吹的“史观”法螺，于是借尸还魂，丢在茅厕坑里的线装书俨然又以新貌出现。用科学分析的头脑，从中国的“理”“气”、“性”、“命”、“太极”等名言设定中，找出所谓“道德的主体”；再用自发底或习得的逻辑推理组成“各个独立对待的道德主体”的建构，这就是从中国固有文化里“透”出来的民主政体，也就是“内圣”加上新“外王”。（《十论》第9-10页）

　　关于这个洋妞儿“民族主义”，居浩然有进一步的精彩解释：

　　古文与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并无关联。……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后，始终没有相当于西洋近代国家的“邦国”，在这片面自称为“中国”或“华夏”的土地上，只有一个“天下”。其次，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也是“文化”重于“种族”，所以像西洋近代的民族主义我们也没有。清末明初的国家（邦国）观念和民族意识都是西洋传来的，读古文只能发思古之幽情，读西洋近化语文反而能培养国家（邦国）观念或民族意识。（《十论》 第18、23-24 页）

　　他又说：

　　比基督教稍后的西化运动内容，乃是民族主义。我说稍后，因为怎样才能守民族的大节，到满清入关以后才成为始终奉明朝正朔的遗老们的中心问题，而他们所讲的民族思想仍然是文化重于种族。哪怕是蛮夷入主中国，若接受了中国文化，也就是视同汉族。因此到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就不知道究竟应该帮哪一边。只由于洪秀全要讲天父天兄，曾国藩才以乱臣贼子视之。这在左宗棠的情形，尤属显著。假使洪秀全也讲儒家思想，并且赐给左宗棠一名状元，则左宗棠很可能成为太平天国属下直捣北京的主将。至于后来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族主义乃是西化的民族主义，与曾左胡李大不相同。照孙中山先生的讲法，太平天国起义是民族革命，曾左胡李替满清政府平乱，乃是汉奸帮凶的行为。现在我们若是提倡读曾文正公家书，视洪秀全为发匪，乃是复古，既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更不是西化的民族主义。（《寸心集》第89-90页）

　　浩然点破今日“新儒家”的嘴脸和手法，指出他们在拉“义和团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皮条，转而凝成“文化沙文主义”，凝固成“以文化而不以种族为内容的民族主义”，这是他眼光的敏锐。所谓“沙文主义”，它的来源是法国那个名叫沙文（Chauvin）的老兵，这个老兵在拿破仑失败后仍然效忠而狂热、盲目而排外，是个标准的义和团哥儿们。“文化沙文主义”的目的，无非在想用中土之光，光被四表，使万国衣冠尽拜中华冕旒之下。有这种如意想法的人，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想用“武功”征服世界，在“武功”所及的边缘，再开始用“文化”来招降，这时候司马相如等御用文人便派了用场；可是事实上，往往“武功”并不称心，“武功”所碰到的，不完全是有眼不识泰山的“夜郎”国，所碰到的，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夜郎真的很大”，大到鸦片战争时被金发碧眼的“夜郎”打进家门来，这时候情况自然严重。最后八国联军一次，“夜郎”们逞尽了威风，于是中土沙文之士乃纷纷宣告打洋鬼子们不过，于是又想出自慰的法宝，放弃束皙《补亡诗》中所谓的“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政策，改行“文化外悠”政策。掩武功以和平，敷文化以柔远，“文化沙文主义”便于头破血流之日，开始大行特行了。

　　“文化沙文主义”和“义和团思想”，在20世纪开始以后的65年来，我们都随时可见、随处可见。“文化沙文主义”的表现是“文场”、是托诸空言；“义和团思想”的表现是“武场”、是见诸行事。即以目前台湾而论，浩然文章中提到的6月5日《联合报》的社论就是“文场”；而1957年的“五二四事件”就是“武场”。中国人在“文化沙文主义”和“义和团思想”上的中毒之深，没有受过思想方法训练的人，常常看不出来；可是稍经点破以后，如果注意自反，也可以稍加警觉，在万国旗中，少闹一点笑话。

　　居浩然在思想史上，除了上面这些纠谬的努力外，还有一些指向的努力，值得他的好朋友的特别介绍。这就是他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和民主”的立论。

　　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浩然曾说：

　　中国的文化遗产里除开大学问以外原也有火药、指南针、算盘等前科学的Prescientific技术知识，但这些在整个中国文化中都无足轻重。有人以为技术知识的不发达表示我们祖先伟大而子孙不肖实乃皮相之谈。子孙所以不研究奇技淫巧百分之百地遵照祖先的指示，我们可以说是太肖而不是不肖。《论语》里说得很清楚：“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人已经任重道远，能有余力学文的自属少数。所以四库全书里做人的部分——经、史、子——占四分之三，学“文”的部分——集——只占四分之一。舍此而外都是奇技淫巧（子部中可找到一些痕迹），只有小人才动脑筋去学习，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君子或君子候选人绝不做此打算。过去中国没有科学，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学问，现在我们开始学习西洋的科学知识，又不必从“中国也有科学论”出发。一切近乎初民社会中魔术的前科学的技术知识，有这么一点也不足以自傲，不如索性承认没有，才能遵照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指示，迎头赶上西洋文化。（《十论》516页）

　　关于没有“民主”，浩然也曾说：

　　更早一点，还有一派“中国已有民主”论者，这就是新儒家的先进分子。他们常引用的一些证据是书经皋陶谟：“天聦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及《孟子》上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凡是古书上提到“民”字的就特别注意，能扯得上的就标出来作为证据。表面上他们找到了一些貌似的证据，骨子里就是这些证据已足以证明中国没有民主！当时的统治者对“民”的看法，有如牧羊人对“羊”的看法，羊之所以可贵，因为没有了羊也就没有牧羊人。没有了“民”，哪来牧“民”的官？此所以“民为贵”。民比起“羊”来有一点不同的是“羊”只会叫，“民”可以说话，因此王公或诸侯若是想晓得自己的“民牧”好不好，问老百姓就可以知道。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一件事，当时的王公或诸侯尚且无此念头，所以要圣人来耳提面命，提醒他们“天听自我民听”。“民”的地位与“羊”相等（共匪现在干脆称人民为“劳动力”），这哪里扯得上“民主”？（《十论》76页）

　　上面这些立论，都是简明清楚一针见血的立论，说破了也不过流为老生常谈，可是不说就变成了西化派独得之秘，所以他居浩然不得不说。他说了，我李敖也懒得再多说——还是让他“抢先”“领功”吧！

　　总之，我几年来细心观察居浩然淡江英专校长垮台后的言论，我很高兴的指出居浩然是我们自由中国最可贵的一位“大少爷”，一位西化的勇敢的斗士——打官司除外。

　　因为居浩然是西化的启蒙运动者，是文字犀利的刻薄寡恩者，所以他在某方面，显得不如我李敖有气量，这按说也是楚人性格使然，不能独责我亲爱的浩然。例如他对韦政通，我就认为他失之于苛论。居浩然似乎有意忽略韦政通由“传统派”转向“西化派”的一段苦练历程，这次转向，是韦政通多年苦心焦思的结论，是他从冲决网罗中得来的后果，最值得我们钦佩。我生平爱给人起外号，我戏呼李声庭是“人权牧师”，陆啸钊是“恶法克星”，对韦政通，我叫他是“西化义士”。韦政通在多年受钱穆、徐复观等人的迷惑以后，一旦幡然起义，挥慧剑而斩情丝、运铅刀而割脐带，这种作风，非人间大勇，孰克臻此？而居浩然者，居然在文中频频“韦编三绝”，大翻旧账，对来归之“义士”如此，实在该骂该骂。居太太何在？日本算盘又何在？

　　浩然因为是活泼泼的人物，又因为是文理兼备、文武兼备、中外兼备，所以纵笔为文，霸气难消。再加上他是大少爷，“脑后有反骨”，故其为“反派”人物也，必矣！论及“反派”，他比起本李大少爷来，还差一大截：浩然只是“脑后有反骨”；而我却“一身是反骨”。故他跟我斗法，谅非我敌手。浩然对此，当然有自知之明，因此他在《自立晚报》和《新闻天地》上，向我大抛媚眼，用臭诗来“赠后生之可畏者”，诗云：

　　自古英雄多寂寞，偶逢知己喜临门。

　　醉卧舞场君莫笑，独饮苦酒向黄昏。

　　我接到这首臭诗，也故学老朽，回逐他三首，诗云：

　　自古英雄不寂寞，舞场神游凯旋门。

　　纵酒吐酒君莫笑，夕阳无限近黄昏。

　　不怕孤岛尘寞寞，不随老朽遁沙门。

　　醉里相看哪忍笑？浩然无语欲头昏。

　　何必空杯容索寞？何不仗酒打山门？

　　醉眼未开开应笑，笑请朝阳斩黄昏。

　　这是我们野狐西化论者的国粹玩意，自然会被正派的西化论者殷海光所笑，也会被赠诗凌波的徐复观所笑，浩然和我自然全不在乎——我们脸皮厚。

　　如今浩然浩然去国，匆匆已经半年。我怀想这个可爱的人，常常望着我家的一个破酒柜。这个酒柜，是浩然出国前硬订五百元的高价派售给我的，里头的蛀虫比酒还多，真他妈的不划算。可是碰到湖北人，我没法儿，只好认倒霉。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个酒柜的好处了——它可以增加我对湖北人的战斗意志，更可以抵消我对居太太丈夫的怀念！

　　《文星》第九十四期1965年8月1日

附录一

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居浩然）

一九六二年的中西文化论战，一般以为起源于胡适之先生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席上的一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①，实际上并非如此，那次文化论战的起因是多方面底，而主要线索则在居胡之争与李郑之争。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出版的第五十一期文星杂志上，有两篇文章，一是李敖的《播种者胡适》，一是胡秋原的《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夹在这两篇中间的是居浩然的《恭贺新禧》，后者一开头就提到胡适之先生的演讲，但并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反而是前两篇，在下一期即第五十二期的文星杂志上就都有了反应。郑学稼有一篇《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针对李敖的《播种者胡适》批评，引起李郑之争。居浩然则在题名《科学与民主》的一篇文章内，指胡秋原的文章为“不知所云”，惹得胡秋原怒火十丈，用机关枪扫射甲乙丙丁。

当时被列为甲号的是居浩然，乙号的是李敖，表面上居李一边，胡郑一边。其实居李并不相识，反而居胡是同乡，居郑也有一面之缘。不仅如此，当初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结论中开出向“土耳其学习”的处方，我认为不妥，因此在《西化与复古》一文中，说李敖对于熊十力先生的批评是断章取义②。我同李敖第一次见面是一九六三年的事，一见如故，愈谈愈投机，等到一九六四年出版《寸心集》的时候，费了一点心思将那句提到李敖的话给改掉了。从今而后，假使有人再以居李并称③，我将视为无上光荣。我们完全一致的是对义和团思想分子的攻击，典型的例子是一条老疯狗。这种义和团思想分子“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甚至存心欺骗，恬不知耻，像这条老疯狗那样，口口声声劝别人的子弟留在国内读中国圣经，自己的儿子则送往美国留学，一去不返，并在报上刊登儿子在美结婚启事，昭告亲友，无异自打嘴巴，明告国人他劝别人子弟留在国内读中国圣经的话，都是欺人之谈。义和团思想分子的言行不一致，只此充分暴露。

有个徐复观，在十几年前曾赏识一个自学有成的韦政通，这人可说是个标准蛀书虫，摆在面前的事实视而不见，只会从书堆里去找材料，因此不论是在民主评论上发表的复古论调，或者是在文星杂志上发表的反传统文章，都离开事实十万八千里。例如他举出梁漱溟和蒋梦麟两个人，来说明乡村建设的两条路④，加上四十三条附注，好像documentation很完备。却全不知道真正讲到乡村建设运动理论的乃是梁漱溟和晏阳初，就是战后的农村复兴委员会，也是晏阳初开的端。或者认为，既然有梁漱溟，韦政通至少说对了一半，这又大谬不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见之理论的是一回事，在山东邹平乡间所作所为又是一回事。我曾到过邹平，又曾在北平听过梁漱溟的演讲（内容就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在桂林和梁漱溟长谈整日，简单说来，他的乡村建设运动乃是反国民党的一种叛乱行为，当时得到韩复榘的掩护，在邹平结党起事。后来抗战军兴，受到国军、日军、共军三面夹攻，损失惨重，梁漱溟的明太祖梦也就醒了⑤。

像韦政通这种蛀书虫，还算是肯用功的，可惜缺乏良好的基本训练，以致只能蛀书自娱。他由跟着义和团思想分子摇笔吶喊，转而执笔对准自己的私淑老师挑战，好像有了辩证式的进展；实际上在他的笔下，传统也好、反传统也好，都是隔靴抓痒，并没抓到痒处。当初他讲传统思想的时候，曾由徐复观的介绍来找过我，穿了一件长衫，颇有点道貌岸然的样子；现在想必改穿西装了，但由其在《文星》杂志上发表的文字看来，今日之韦政通更不如昨日之韦政通，连一点对于儒家学术思想的皮毛认识也丢掉了，说什么儒家道德思想玄虚，实践功夫不具备途径。其实我们主张西化，是因为儒家学术思想中没有“科学”与“民主”，也永不能产生“科学”与“民主”，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家学术思想中一无所有。

儒家学术思想中有的是做人的道理，既不玄虚，也有实践途径可循。只是这些做人的道理都是为有小人供养的君子而设计的，所以樊迟想学农圃等生产技术，孔夫子斥之为小人⑥。这在古代希腊社会，亦复如此，无论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都视奴隶制度为理所当然，因有奴隶劳动的成果来供养主人，希腊的自由人乃能接受类似中国“六艺”的典型贵族教育⑦。这种教育，专重德行，鄙视生产，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面说得很清楚⑧，而“不事生产”一点正是中国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下层有众多劳力的小人如牛马般地劳动，上层劳心的君子才能免于胼手胝足，一心一意讲求做人的大道理。进一步为了要确保这优越地位，尤必须将“人有十等”和“上下之别”说成天经地义⑨。甚至“男女有别”也不是说什么男女生理上的分别，而是说“男尊女卑”的阶层区别。

儒家的社会阶层化理论原先不过是诸子百家的一种，等到汉代的专制帝王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做人的大学问与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才交织成中国社会和固有文化的主要内容。从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教条深入社会的基层。一九三七年我到四川成都的时候，还曾在傍晚的街头偶尔看到一张方桌上，供着像神主牌一样的“圣谕”两字，站在方桌旁有一个宣讲人，所讲内容都是三纲五常的大道理，穿插着阴骘报应的故事以吸引听众。他所讲的做人之道就是民国以来义和团思想分子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对内而言，他们认为若是一旦人人服膺儒家思想，当能使中国回复到唐虞盛世⑩；对外而言，他们希望将中国文化宏扬于全世界，则虽蛮夷之邦，也同被德泽。后者可称为文化沙文主义（Cultural Chauvinism），乃是以文化而不以种族为内容的民族主义。皮肤白如高加索种或黑如尼格罗种，只要接受中国文化，都可以网罗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华民族之内。

足以代表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有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梁巨川先生名济，生于一八五九（清咸丰九年），原籍广西桂林，光绪乙酉举人，历官内阁中书，晋侍读，迄清之亡，名不甚显，却于一九一八年（1918年）投身于北京之积水潭以殉清。他自己说这不是殉“清”，乃是殉“中国文化”。投水前留下有一篇《告世人书》，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初年所学为本位。

所谓“初年所学”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自启蒙以迄考取举人所朝夕讽诵的四书五经，以及四书五经中的孔孟之道，梁巨川先生自己的说法是：

或云既言殉清，何又言非本位？曰，义者天地间不可歇绝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补社会之元气，当引为自身当行之事，非因外势之牵迫而为也。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道理。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必尽忠；我身在唐，则唐亡之日必尽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

梁氏怕一般人不懂这大道理，再加说明如下：

且诸君亦知鄙人何为硁硁拘执以行此义乎？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收买、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族一线之存也。

换句话说，他自杀的用意在唤醒国人，注重做人的道理，明礼义、知廉耻、尽忠孝、守信约。这些都是儒家思想，满清入主中国，做了中国的皇帝，奉行孔孟之道，服膺儒家思想的读书人就要尽忠于清，以至殉清。前面所说文化沙文主义者以文化代替种族为中华民族的内容，于此表现得最为清楚。

梁漱溟继承父志，精研儒学及中国化底佛学，著成《东西文化及哲学》一书。表面上看似归纳得来的结论，骨子里先有“中国文化”至上的成见，拉扯他涉猎所及的零星断片知识来凑合这个成见。譬如“西方文化向外，印度文化向内，中国文化内外合一”的说法，起初听来好像言之成理，仔细覆按则对中西印三种文化的分析都站不住。尤其以中国化底佛学代表印度文化，简直缺乏基本常识。他若研读过甘地的著作，当知印度文化的主要源泉是四吠陀，而吠陀编集时间，约在西历纪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那时候释迦牟尼还没出世呢！梁漱溟的这种三分法，后来他自己也不再提及了(11)，而在今日台湾，反有方东美窃以为创见，在夏威夷东西哲学讨论会上发表，真所谓不自知其浅陋了。至于井底之蛙如韦政通辈，做方东美的学生还不够格呢。

若以文化代替了种族，则清末满汉之争将消弭于无形，而早期国民党——兴中会、华兴会、同盟会——的民族革命意义全被否定。身为文化沙文主义的信徒，不仅必须反对国民党，甚至康梁维新也属洪水猛兽。可见归根说来，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乃是一丘之貉。义和团从一八九六（光绪二十二年）到一九〇〇年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和文化沙文主义者在今天空喊“发扬中国文化”的口号，究其实并无区别，我们且看庚子（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传单：

庚子三春/日照重阴/君非桀纣/奈有匪人/最恨合约一误/致皆党鬼殃民/上行下效兮奸宄道生/中原忍绝兮羽翼洋人/趋炎附势兮四畜同群/逢天坛怒兮假手良民/红灯照兮民不迷/义和明教兮不约同心/金鼠漂洋孽时逢本命年/待到重阳日/剪草自除根

对于重阳日一点，另一传单中特加叮咛：

九月初九日为重阳日/必将洋人剪草除根/众民不须动烟火/如若不遵者闭不住洋人之火炮。

再看今日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在美俄太空人已能浮游舱外之日，竟有下列论调：

我们以为，导致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这个时代对于哲学与人文科学的注重，已遥遥的远落在物理科学和太空研究的后面，从而乃构成了一种显著的脱节和失调。以哲学来说，它总是时代精神之总的表现。但本世纪以来，当詹姆士、怀德海、胡塞尔、博格森、杜威这些巨大的名字过去以后，二三十年来的哲学园地实在是荒芜一片。除了罗素还硕果仅存的点缀其间，但在他身上已愈来愈看不到一个哲学家应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勇气之外，其他流行一时的却只有“逻辑实征论”和“存在主义”。不幸前者只重知性而否定了情意，后者又只重情意而否定了知性，结果乃始终不能有助于困惑中的人类之建立一种平衡的精神状态。因此，人类的物理领域已经扩展到了太空，但人类的心理境界却似乎仍失落于一个黑暗的深渊之中(12)。

西方文化精神既已失落或没落；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背景的中国哲学家自当挺身而出：

我们热望中国哲学家们，在这个方向上更要当仁不让，用自己的业绩去挽补时代思想的漏隙，以谋求哲学的复兴与人类精神的复兴(13)。

认定西方文化已趋没落有待东土圣哲去挽救的宏论有得是，为什么单独选这篇联合报的社论来示范呢？因为这篇空空洞洞的文字最足以代表文化沙文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其愚昧无知之处正复与义和团思想分子相同，而在文字方面，甚或不如义和团的传单。譬如说：“二三十年来的哲学园地实在是荒芜一片”，这话若是指台湾的哲学界，也许没错；若指台湾以外的“天地之大”，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写这篇社论的主笔先生大概只知道华裔科学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等等，却从没听见过一位华裔哲学家王浩的名字。其实王浩在国际哲学界的地位，更高于杨李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旧学根底方面，王浩远胜杨李。他的特大号脑袋，像一架超等计算器，对于西洋哲学各派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至维根斯坦卡内朴，以及中国诸子百家和程朱陆王，都能兼容并摄，而且整理出一个条理来。英国牛津大学请他去做教授，教英国洛克、巴克莱、休谟一派哲学。美国哈佛大学又将他请回剑桥（他原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主持计算器实验馆，提起Hao Wang，国际哲学界无人不知，唯有写社论的那位主笔先生置身黑暗的深渊中，才一无所知。

义和团思想分子或文化沙文主义者对西洋文化缺乏了解尚在情理之中，最糟的是他们对于“空唐虞之前，绝汉唐之后”的中国文化也并无真知灼见，典型的例子是曾约农。照他那种口口声声“文正公”“惠敏公”的灰孙子论调，至少应该懂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然而他七十未娶，焉能有后？这岂不是不孝？文正公是满清奴才，在国民党员心目中乃是汉奸，即使国民党姑息养奸，身为文正公后人的也应该拒不食周粟，若不能做到义不立于国民党之朝，那就是不忠，不忠不孝，谈什么孔孟之道？在这一方面，反而是那些主张西化的洋学生，不但深通国学，就是下笔为文，也比曾约农高明得多。我这里只举一个徐志摩为例。一般人多半知道徐志摩是个全盘西化的新诗人，却很少知道他原来也是忧国忧民的志士。一九一八年，他还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到美国去进克拉克大学读社会学，在太平洋舟中写了如下的一封信给诸亲好友：

诸先生即祖饯之，复临送之，其惠于摩者至，抑其期于摩者深矣。

窃闻之，谋不出几席者，忧隐于眉睫，足不逾闾里者，知拘于蓬蒿。诸先生于志摩之行也，岂不日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嗟尔青年，维国之宝，慎尔所习，以騞我脑。诚哉，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励也。

传曰：父母在，不远游。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城，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徒然哉?惟以华夏文物之邦，不能使有志之士，左右逢源，至于跋涉间关，乞他人之糟粕，作旡憀之妄想，其亦可悲而可恸矣。

垂髫之年，辄抵掌慷慨，以破浪乘风为人生至乐，今自出海以来，身之所历，目之所触，皆足悲哭呜咽，不自知涕之所从也，而何有于乐??

我国自戊戌政变，渡海求学者，岁积月增，比其反也，与闻国政者有之，置身实业者有之，投闲置散者有之。其上焉者，非无宏才也，或蔽于利；其中焉者，非无绩学也，或绌于用；其下焉者，非鲋涸无援，即在寻直尺。悲夫！是国之宝也，而颠倒错乱若是！岂无志士，曷不急起直追，受法意大利之三杰；而犹徘徊因循，岂待穷途日暮而后夺博浪之椎，效韩安之狙？须知世杰秀夫不得回珠崖之飓，哥修士哥不获续波兰之祀。

所谓青年爱国者何如？尝试论之：夫读书至于感怀国难，决然远 迈，方其浮海而东也，岂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及其足履目击，动魄刿心，未尝不握拳呼天，油然发其爱国之忱。其竞学而归，又未尝不思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虽然，我徒见其初而已，得志而后，能毋徇私营利，犯天下之大不韪者鲜矣。又安望以性命，任天下之重哉？夫西人贾竖之属，皆知爱其国，而吾所恃以为国宝者，咻咻乎不举其国，而售之不止。即有一二英俊不诎之士，号呼奔走，而大厦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且社会道德日益滔滔，庸庸者流引鸩自绝，而莫之止，虽欲不死得乎？窃以是窥其隐矣。

游学生之不竞，何以故？以其内无所确持，外无所信约。人非生而知之，固将困而学之也。内无所持，故怯、固蔽、固易诱；外无所约，固贪、固谲、固披猖。怯则畏难而耽安，蔽则蒙利而蔑义，易诱则天真日汨，嗜欲日深。腐于内，则溃其皮，丧其本，斯败于行，贪以求，谲以忮，放行无忌，万恶骈生。得志则祸天下，委伏则乱乡党，如水就下，不得其道则泛滥横溢，势也，不可得而御也，如之何则可？曰：疏其源，导其流，而水为民利矣。我故曰：“必内有所确持，外有所信约者，此疏导之法也。”庄生曰：“内外犍。”朱子曰：“内外交养。”皆是术也。

确持奈何？言致其诚，习其勤，言诚自不欺，言勤自夙兴，庄敬笃励，意趣神明，志足以自固，识足以自詧，恒足以自立。若是乎，金石可穿，鬼神可格，物虽欲厉之，容可得乎！信约奈何？人之生也，必有严师友督饬之，而后能规化于善。圣人忧民生之无度也，为之礼乐以范之，伦常以约之，方今沧海横流之际，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奡砥柱，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积之深，而后发之大，众志成城，而后可有为于天下。

若是乎，虽欲为不善，而势有所不能。而况益之以内养之功，光明灿烂，蔚为世表，贤者尽其才，而不肖者止于旡咎，拨乱反正，雪耻振威，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或曰：子言之易欤，行子之道者有之而未成也，奈何？然则必其持之未确也，约之未信也，偏于内则俭，骛于外则紊，世有英彦，必证吾言。况今日之世，内忧外患，志士贲兴，所谓时势造英雄也。

时乎！时乎！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勿以地大物博，妄自夸诞，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夫朝野之醉生梦死，固足自亡绝，而况他人之鱼肉我耶??

志摩满怀凄怆，不觉其言之冗而气之激，瞻彼弁髦，惄如捣兮，有不得不一吐其愚以商榷于我诸先进之前也。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悃悃愊愊，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幸而有成，亦所以答诸先生期望之心于万一也。八月三十一日徐志摩在太平洋舟中记(14)。

这篇古文，较之唐宋八大家略无逊色，但徐志摩由美国而英国而欧洲而回国之后，即弃之如敝屣。为什么？因为古文不能救国，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国。古文中没有“科学”和“民主”早成定论，今天的义和团思想分子和文化沙文主义者却还呶呶不休。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问世的《天工开物》就往往被认为中国也有科学的证据，其实那本以版画说明为主的书里，全是些前科学底技术（pre-scientific technology），哪有现代科学的影踪？何况就是因为专讲这些技术，作者宋应星尚且要在自序里声明：“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可见偶涉奇技淫巧，便非中国的大学问，坚持正统的儒家典籍里哪会有科学？再就是文化沙文主义者的看家本领，引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条，以证明古代中国已有民主思想。初不知孟子对“民”的看法，有如牧羊人对“羊”的看法。没有了羊则无需牧羊人，同样，没有了民就无需牧民的官，自更用不着社稷和君了，此所以“民为贵”。由此说来，这一条不但不能证明古代中国已有民主思想，反而足以作为不民主的证据！

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古代西洋是否早已有之呢？这在希腊社会，可说已见端倪。但真正的科学和民主仍然要等到第十五世纪以后才开始发达。然则为什么近三百年来，西洋走上了科学和民主的道路，而中国始终未脱离封闭状态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大一统思想作祟(15)。而大一统思想正是文化沙文主义的核心所在。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以大一统思想为最高理想，二千年的历史，一治一乱，不出维持统一、破坏统一、恢复统一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蒙古人女真人入主中国以后，种族的界限也为文化所取代了。只要谁能统一中国，肯接受中国文化，谁就是正统。在这大一统局面之下，全国只剩下一个大雇主，手无寸铁的读书人想谋一口饭吃必须向这大雇主低头(16)。而且这大雇主又身兼大教主，在他手下讨生活的先决条件是皈依三纲五常的孔教。于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在元则殉元，在清则殉清，哪怕僭主非我族类，也唯初年所学是殉。文化沙文主义发展至此，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生活焉能不陷入封闭状态？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终于解除了明清以来的海禁，同时打开了心理上的无形伽锁，西洋文化乃如决堤洪水般地大量输入。方清末民初，还有不少人想采取折衷办法，以西洋的水和中国的土，试造一座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新建筑，结果徒劳无功(17)。因为中国的黄土经西洋洪水一冲，全成了散沙，其中竟无一点黏性，足以作为制砖造瓦的基础。到了五四时代，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知道：必须全用西洋的水、西洋的土，才能建筑新文化的大厦。在建筑的过程中，更须将中国的黄土扫在一边，以免碍手碍脚(18)。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写道：

要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因斯〕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9)。

这话至今适用。我们现在要想挑他的毛病，只能说他对科学和民主的认识不够，绝不能说他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主张不对。

最不幸的是，科学和民主还没能在中国社会中生根，竹幕已又低垂，回复到一百多年前的封闭状态。虽然孔教改变为共产邪教，大雇主兼大教主的寡头统治依旧如昔。共产邪教昧心唯物，为决工业化多少吸收了一点应用科学，但在纯理科学方面，则毫无进展。至于民主，更并一点幼苗也摧残净尽。因此今天我们提倡科学和民主，正是领导反共义师的鲜明旗帜。我们要反攻大陆，就在粉碎共匪窒息精神生活的封闭状态，推翻共匪大雇主兼大教主的寡头统治。反过来说，若是我们不高举科学和民主的鲜明旗帜，我们凭什么反共？若是我们像共匪一样醉心于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则我们又怎能反共？

①该演讲原用英语发表，经胡适之先生校阅过的译文见《文星杂志》第五十期。

②当时我在伦敦，给萧孟能陈立峯的信上，指出李敖替人看病的文章中，引徐道邻的话及“向土耳其学习”的结论等两处不妥。前者接着就有徐道邻本人的更正函，后者则始终没人提到。大概一般人只听说过凯末尔变法图强，不知道今日的土耳其仍然是近东病夫，并不值得我们去学习。

③我较李敖早生十八年，故称“居李”；若论名望，李敖在我之上。

④见《文星》杂志八十七期。

⑤中国历史上每当一朝代之末，群雄并起，纷纷逐鹿中原，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梁漱溟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他自以为面貌长得像明太祖，因此野心勃勃。我在北平第一次见到他时还没有听到这说法，所以不留意。后来在桂林见面时乃仔细端详。印象最深的是下颚显著突出，合乎相书上所说“五岳朝天”的格局，应为“贵不可言”。但凭面相来作为打天下的本钱，其失败自无待占卜了。

⑥论语中提到的君子小人原有两种不同意义：一指理想人格，君子至善，小人至恶；一指社会阶层，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两者的关联在：唯有不劳而食的上层阶级才能立志做理想中的君子，属于下层阶级的小人则胼手胝足，无异牛马，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而且劳心不劳力的君子应视受小人供养为理所当然，所以樊迟问农圃之事，孔夫子斥之为小人。

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乃典型贵族教育的内容。孔夫子有教无类，改六艺为六经，就将特别带有贵族型的射御两项取消了。希腊的七艺是rhetoric / dialectic / astronomy / geometry / artihmetic / grammar / music，只有自由人才能接受这种不事生产的教育，奴隶是没有份的。

⑧"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liberal and illiberal pursuits, and it is manifest that only such knowledge as does not make the learner mechanical or vulgar should form a part of education. By mechanical pursuits we should understand all arts and studies that make the body, soul, or intellect of free men unserviceable for the use and exercise, of virtue.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call mechanical such arts as produce aninferior condition of body, and all wageearning occupation." Aristotle: Politics, p. 1337.

在同一节里，亚里士多德还特别说明只有奴隶才为谋生而去学习一种行业。

⑨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台没有臣，岂不太辛苦了？不要紧，还有比他更卑的妻妾供他驱使。至于妻妾则与牛马同类，不必替她们担心。

⑩要使上古生活复见于今世，其实简单之至。只要让大家脱得一丝不挂，顺乎自然地行其所不能不行，就可以直追唐虞盛世了。

(11)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我在重庆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还见过梁漱溟一次，那时他已不谈中西印文化三分法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成熟见解发表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这书于一九六三年经香港集成图书公司翻印出版。

(12)引自一九六五年六月五日台北市联合报社论《太空漫步与人类精神的复兴》。这篇社论故意装出“我也赞成西化”的样子，骨子里无非是“西洋的物质文明与中国精神文明互济”的陈词滥调。所不同的是：过去的中体西用论者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者，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都高出于这篇社论的主笔先生。

(13)同上条。

(14)此信转录自梁实秋著：《谈徐志摩》，一九五八年台北市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15)这一结论看似简单，却是长期阅读及思考的结晶。欧洲自十五世纪以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为科学与民主等新思潮兴起的先决条件。若像中国一样始终只有一个统一的神圣罗马帝国，精神上的闭塞亦必与中国相同。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兴起以前，先要列国并立，才能百家争鸣。如果是在共产极权体制下搞鸣放，必定“有花皆红色，无鸟不鹦鹉”。

(16)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是社会上有众多的雇主，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雇主，即所谓自由职业。若是全国只有一个大雇主，永远民主不起来，此所以社会主义必定是反民主的。因为在不论哪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都只有一个大雇主集团，那就是政府。资本主义社会中这里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社会主义社会中政府不雇用，即无法生存，哪还说得上行使民权？在古代帝王统治下，“为五斗米折腰”；在今天极权体制下，为牛马般的生存放弃一切政治权利。

(17)中体西用论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的失败都是前车之鉴。

(18)具体的讲，所谓碍手碍脚，就是白白耗费了中国知识分子无量数的宝贵时间。

(19)《新青年》六卷一号第十页。

《文星》第四十九期

附录二

“读后感”的读后感（居浩然）

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是“读了李敖的《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以后的感想和抗议”，不过三十三个字加三重引号的题目实在太长了，简化为七个字的标题，既可避免排版技术上的困难，也显得醒目。李敖不失为半个小人，近之则不逊，竟连萧孟能陈立峯所不敢做的，也照做不误，那就是擅改我的文章，而且改得斧凿有痕。只此一点已足使我不能不写这篇读后感，何况李敖还将我没有说过的话，放在我的嘴边；加上其他颠倒黑白的歪曲混淆，更使我怒发冲冠，恨不得立刻将李敖剁成肉酱。但若有人想趁西化阵营中“窠里反”的时候施放一两支冷箭的话，那只有促进居李的团结。即使在李敖被剁成肉酱以后，我仍要将肉酱捏成人形，供在衡阳路十五号文星书店的橱窗内①，玻璃上贴八个大字：“李敖在此，百无禁忌。”

李敖擅改的半段文章是：

我们完全一致的是对义和团思想分子的攻击，典型的例子是一条老疯狗。这种义和团思想分子“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甚至存心欺骗，恬不知耻，像这条老疯狗那样，口口声声劝别人的子弟留在国内读中国圣经，自己的儿子则送往美国留学，一去不返，并在报上刊登儿子在美结婚启事，昭告亲友，无异自打嘴巴，明告国人他劝别人子弟留在国内读中国圣经的话，都是欺人之谈。义和团思想分子的言行不一致，只此充分暴露。

在我原文里，根本没有“老疯狗”字样，乃是堂堂正正明白指出“徐复观”。而且附有注解一条，录出徐复观在中央日报的启事原文。现在经李敖改为“老疯狗”后，文字既显得泄沓，又因为老疯狗乃不特定指谓，批注也给删掉了，这半段话更成为无的放矢，真是删改得差劲之至。现在手头没有原稿，只有凭记忆改回如下：

我们完全一致的是对义和团思想分子的攻击，典型的例子是徐复观。他口口声声劝别人的子弟留在国内读中国圣经，自己的儿子则往国外送，而且一去不返（注四）。像徐复观这样的“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真是无耻之尤。

“注四”原文不完全记得了，好在中央日报上的启事还在手边，另拟一则如下：

（注四）这就是英文比孙旗好的那个宝贝儿子，成功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一九六三年在美结婚。亏徐复观有脸在中央日报上启事通知戚友，而且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先是在民国五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五的中央日报上刊出错了一个字的启事：

长男武军/长女庭芳已于四月十一日在美国米苏里州圣路易城结婚敬告

戚友

徐复观/赵鍙森同敬贺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十三日星期六，大概发现了错误，觉得儿女结婚，双方家长道贺，未免太客气了。所以又在中央日报第一版刊出了这项启事，只将“同敬贺”更正为“同敬启”了。

前述半段文章经李敖斧凿后面目全非，连带下一段开头的一句话也显得突然冒出，与前段不相衔接。我原文中明指徐复观为典型义和团思想分子，所以下一段开头一句话是“徐复观在十几年前曾赏识一个自学无成的韦政通”②。现在经李敖将前段中的“徐复观”改为“老疯狗”，这段开头一句只好来个“有个徐复观”，我那一句扣住一句、一段扣住一段的紧凑文章，很不幸地给切断了。而且“有个徐复观”相当于英文的There is a Hsu Fu Kuan，用在开头，文气极为不顺。唯一好处是"a" is an indefinite article, 若是徐复观告我诽谤，我可以用“不特定指谓”来辩护，就像前段中故意用“老疯狗”一样。李敖这点苦心，留着给自己受用罢。我不但不领情，更要在将李敖刴成肉酱的时候，找出他那苦心，丢在地下喂狗吃。只怕台湾的狗比人还灵，嗅几下就掉转身子走了。为什么？嫌酸！

此外在“甚至‘男女有别’也不是说什么男女生理的分别，而是说‘男尊女卑’的阶层区别”的下面，也给删掉了数十字。现在姑且重拟半段接下去：

具体的讲，中国人对于身体各器官的上下分得很清楚。头在上故尊，脚在下故卑。下属叩头的时候将头放在上司的脚下，岂不恭顺之至。而男女之间，这种区别尤其显著，男人所有诸器官又整个地比女人所有诸器官高出一层。因此，女人的下体乃是最脏最轻视的，可巧这又是男人所最喜欢的，怪不得孔夫子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了③。

上述两处改动的文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一则李敖的改笔太差，斧凿留痕。二则以他那原已不够用的一点小聪明全消耗在疯狗官司上面了，所以念念不忘“不特定指谓”；清晨梦回，连身边的海蒂拉马也看作一条小母狗了。不信有今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上的李敖启事为证：

台中中央书局摭拾徐复观骂我“小疯狗”的话，用来做广告宣传，显然是恶意的、犯罪的。他们既然缺乏认错的诚意，则又显然准备面对法律的惩罚，我只好请他们进法院④。

我的律师东海大学李声庭教授，向他们提出二万元的赔偿要求，只是对想以骂人做广告来赚钱的商人一点惩罚。这二万元，将做如下的安排：

一、用一万元送给东海大学法学院，做为一项赞助金，给任何一位能提出十万字以上论文的同学。论文的题目以研究“诽谤法”者为限。要公开出版，甚至可由中央书局出版。

二、用另一万元捐给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的社会服务部，做为一项基金，给任何被“疯狗”（尤其是“老疯狗”）咬过的不幸者，免费给他们做鉴定或治疗“狂犬病”之用。

这两点意思，是我早有的心愿，我现在公布出来，以表寸心⑤，以昭大信⑥。

五十四年五月十日

在李敖擅改我的文章之前，他已曾将我所没有说过的话，放在我的嘴边。那就是在他的《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一书⑦中凭空添了一条“尾巴”：

居浩然先生这次去澳洲前，我们在一起吃饭，他感慨地对我说：“台湾的学阀们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去做‘姜维’罢！”

关于这句话，我早已去信否认，而且特别指出“姜伯约乃西凉名将，自幼博览群书，兵法武艺，无所不通”，李敖哪配？既经我否认，李敖就该折节读书，不再造谣生事。岂料他在“读后感”⑧,又写道：

他临走前，我们一起吃饭，酒过十三巡，他说我醉了，我看他的脸也模糊了，他说：“台湾的学阀们不让我活，我只好‘乘桴浮于海’了，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一个个都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去做‘姜维’罢！”就这样的，我眼睁睁的看着居浩然的飞机凌云而起，就好像他从东洋计算器上凌云而起一样。

在这篇“读后感”里，还指明李济是台湾的学阀之一，这真是岂有此理！我几曾说过李济是学阀？我没有说李济是学阀，倒不是因为他和我两度同学而又同乡的关系，而是他根本不够资格被称为学阀。台湾光复二十年来，够得上称学阀的只有一个蛮横霸道的傅斯年⑨，短短一任台湾大学校长期内，用了一个黄胡涂做教务长⑩，开除了一个从事学生运动的国民党工作同志李玉成(11)。亏他算是读历史的，竟将国父孙中山先生比作唐太宗（见《傅斯年先生全集》），份属国民党员，都应视之若敌，鞭尸唯恐不力。假使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比作一个足球队，傅斯年是刚愎自用的队长，李济只是一个奉命唯谨的守门员。李济继承傅斯年的关门政策，紧紧把住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和中研院史语所的大门，那是事实。要说李济是学阀，只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的李敖才说得出口。

不但如此，说学阀们不让我活，也完全是李敖的口吻。我从民国四十五年，一直在法商学院社会系教书，从没有“活”不下去。李济不让我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社会学(12)，但并没有不让我在别的大学教书。何况李济这种做法，是继承傅斯年的“拔尖”政策，我的脑不尖，他当然不拔。再就是所谓“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李敖有些什么朋友出了国，我丝毫不知。听说有个×××，好像是条小母狗，那应该属于姘头（同枕之谓也）一类，说不上是朋友。至于我的朋友，则多半与李敖无关。若以三国人物比拟，我的朋友中有的是荀彧、荀攸、诸葛亮、诸葛瑾，而李敖不过是半个祢衡，我怎么会拿他们来与小疯狗的小母狗相提并论？总之，这句酒过十三巡的话从头到底出于捏造。事实上所谓酒过十三巡也是夸大其辞，以李敖的酒量，一巡之后，已经躺在舞场弹簧地板上像一条死狗一样了，哪能等到十三巡后还在桌上端坐恭听我的高论？

我将李敖骂得这样狗血喷头，一定会大快“敌”人之心。那我就要提醒这些义和团思想分子和文化沙文主义者：你们且慢开心，我骂李敖只为他擅改我的文章和捏造我的言语，若是李敖不再重犯这种错误，我立刻掉转笔锋，指向你们。那时候所有骂李敖的恶毒字眼都要加上平方或立方，套在你们头上。譬如说李敖是疯狗的话，徐复观就是疯疯疯狗。我要是仅仅称他为老疯狗，那真是太便宜他了。只有嫩货如李敖，才将敌人轻易放过。写到这里，我顺便将李敖的文字批评几句。他曾劝于梨华写小说要写得“野”，殊不知他自己就“野”不起来。李敖的文字只是一味“流”，而且往“下流”，成为俗不可耐底“下流”。李敖的文字又不够“辣”，处处显得发“酸”。肉麻当有趣，酸得令读者作呕，以他那支不健之笔，竟敢来改我一双辣手写出来的文章，自必吃足苦头！

除了上面所说的以外，还有一些枝节也须加以修剪。在他的“读后感”里，一开头说他认识两位大少爷，就大有语病。萧孟能的父亲萧同兹先生、何祚歆的父亲何世桢先生，难道不是“党国元老”？当然，他可以挖苦我，指我为纨绔子弟，所以称我大少爷（实际上我行二）。但要是“大少爷”作纨袴子弟解释的话，我很不客气地说：“李敖且慢自称大少爷，你妈前世好事做得不够，今生没能嫁个党国要人呢。”由大少爷而扯到大少奶（实际上应作二少奶），李敖竟妄加内人以“厉害”之名，这真是有口难辩的冤枉。因为我要说内人不厉害，李敖一定将“厉害”加上平方，说内人厉害倒使得居浩然不敢说太太厉害。若是我再要辩论下去，更可能加上立方。所以在这一点上，算李敖胜一回合。但读者要是能看到《自由谈》杂志上内人徐萱的文章，自会知道李敖所说的全非事实。

私人通信原是不打算公开的，李敖却将我给他的信引了一段又一段，这不但妨碍朋友间的互信，而且授敌人以把柄。义和团思想分子一定会说：“你们大家看居浩然读了白字，连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也不认识，还冒充什么一代大儒熊十力先生的门生。”引用私信中的词句尚在其次，李敖更肉麻当有趣地说不是同性爱。若是康梁或杨（振宁）李（政道）并称，就有同性爱嫌疑，那历史上的名人都是homosexuality之徒了。而且万一有这种情形的话，总是年轻的一方当孪童，李敖又何必替自己的屁股贴金？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些扯淡中间，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所谓“明哲保身”，在李敖是“妆疯保身”。于此我很原谅李敖，但这原谅不包括他改我的文章。当初他若不碰我的文章而只写他的“读后感”，随他说成怎么样，我都缄口不辩。

自以为博闻强记的李敖也曾说我读书不多，这话太不精确。若是改为“居浩然读过的书不及李敖”，就比较精确一点，但仍旧有许多漏洞。譬如说所谓多少究竟指一搭刮子的总和抑专指某一类书籍？很显然地论总和李敖要吃点亏，因为我比他早生十八年，在他还没出娘胎前，我已读过比他迄至他满十八岁时所读过的还要多的书(13)；但论某一类书籍则李敖自有胜我之处，例如《梦回青河》的净本、《窗外》的初版，我都没有读过。说到语文的精确性问题，最近在中央日报看到好几篇讨论的文字，除林语堂博士的特约通讯稿有如鹤立鸡群外，住在台湾的一些井底之蛙全是口吐白沫，不知所云。他们中竟没一人在事先摸一下林语堂博士的底，只是信笔乱涂，自欺欺人。我在这里找到一本林语堂博士著的《语言学论丛》(14)，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只翻检一下它的目录，就足令人目瞪舌咋。下面并页数也列举出来，可见每篇都有好几千字，字数最多的逾万。就其内容言，每一题目都可发展成一篇很多的博士论文：

语言学论丛目录/页数

弁言

古有复辅音说/一

前汉方音区域考/一六

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四五

支脂之三部古读考/五七

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八二

周礼方音考/八八

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九二

汉字中之拼音字一三二

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一四三

再论歌戈鱼虞模古读/一五四

答马斯贝啰论切韵之音/一六二

珂罗倔伦考订切韵母隋读表/一九三

闽粤方言的来源/二〇〇

关于中国方言的洋文论著目录/二一三

印度支那语言书目/二一八

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二三九

北大方言调查会方言字母草案/二四九

方言字母与国语罗马字/二六八

汉字索引制说明/二七三

汉字号码索引法/二八一

未笔检字法/二八三

图书索引之一新法/二八八

新韵建议/二九七

新韵例言/三〇一

新韵杂话/三〇五

分类成语辞书编纂法/三〇七

编纂义典计划法/三一四

论翻译/三二五

关于译名统一的提议/三四三

论注音字母及其他/三五一

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三五五

这些篇论文，据林语堂博士自己在弁言中的说法，乃是1923到民国二十二年间教学用的讲稿，因穷卖与开明书店，印成这本论丛。林博士在弁言中又说：

这些论文，有几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国时所作，脱离不了“哈佛”架子，俗气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讨厌。其时文调每每太高，这是一切留学生刚回国时之通病。后来受“语丝”诸子的影响，才渐渐知书识礼，受了教育，脱离“哈佛”腐儒的俗气。所以现在看见“哈佛”留学生专家架子十足，开口评人短长，以为非“哈佛”藏书楼之书不是书，非读过“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也只莞尔而笑，笑我从前像他。这几篇中能删改的字句，已被我删改了。

三四十年前，林语堂博士已能知书识礼，再加民国二十二年到今天一段长时间的修养阅历，现在写出来的文章真可说是炉火纯青、超凡脱俗。

林语堂博士在中央社特约通信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看似信手拈来，不知其中却包涵了五十年的功力。现在台湾的一些井底之蛙，不自量力，竟敢硬接一掌，外表上不现伤痕，骨子里早已震得心胆俱裂。譬如前面提到的语文精确性问题，有人将“我们”和“我们的”说成“我”的语尾变化，岂不连语言学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哪配和林博士讨论语法或文法？要求语文表达精确，实际上已非语法或文法的问题，而是语意学Semantics的问题(15)。“居浩然读过的书不及李敖多”这句话，比“居浩然读书不多”来得精确，并不是因为文法构造或文字构造有所不同而使得前者精确性较高，乃是因为前者用了一种不同的说法。研究语意学的专家尽有从语法或文法入手的，但大部分则从逻辑或理则学(16)入手，所以语意分析现在属于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了。

由此想到翻译的问题，翻译时求“信”，也就是要求精确。在选择不同的名词或说法以求符合原意时，更能显示出这不是文法构造或文字构造的问题。因为若是没有某些单字，我们可以创造新字，像化学元素中的“钇”Yttrium、“钕”Neodymium、“钽”Tantalum、“铯”Caesium、“锇”osmium，在康熙字典中都找不到的。若是没有某种说法，我们也可以仿洋炮制，现在通行的白话文中有的是欧化语法，将来一定更多。有时国语语法中没有而方言中有，则不妨根据方言演为新语法。例如英文文法中的perfect tense国语语法没有，但在台湾话中却能找到，因此我们可以仿照台湾话中的“有”（读若乌）来译英文的have。英文I have eaten可以译成“我有吃（过）”（台湾话读作“窪乌嚼”）。总之，中文的文法或汉字的构造都不足以构成翻译时求“信”的障碍。一种说法不精确，不妨换用另一种说法。若是仍嫌不精确，再换一种说法。只要翻译两种文字精通，词汇丰富，最后总能找到一种比较精确而合乎原意的说法。

《文星》第九十四期的“读者作者编者”栏内就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如何选择翻译成中文的名词。在上述栏内，李怡严和我同时指出了孙旗“望文生义”的错误(17)。但因为翻译名词不同，而说法稍有差异。其实关于对等律的说法并无二致，只是原来的英文名词可全称为Law of Conservation of parity，也可以简称Law of parity。这名词中Conservation一字通常译成“不灭”，例如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在中文物理教科书上作“能量不灭定律”。吴健雄女士将这字改译为“守恒”，改得妙。但吴女士将Parity译成“宇称”则不见佳，似乎还不及现已通行的“对等”。Parity这字原有“称”的含义(18)，却不是“对称”，因为“对称”的英文是symmetry，所以吴女士“称”字之上，加一“宇”字；可是Parity这英文字并无“宇”的含义，译成“宇称”就显得勉强了。翻译时选择名词之艰难，唯有身历其境，才“甘苦自知”。再就是吴健雄女士译Microscopic World为“微观世界”也不甚妥贴。这里的Microscopic既不能译成“微量”，也不能译成“微弱”，所以我主张单用一个“微”字。为配合这个单字，英文world在这里也只用一个“宇”字，两者连接起来就是“微宇”，似乎比“微观世界”来得妥贴。

具体的讲，“微宇”中的微粒其核子半径小到10^-12cm以下，其所表现的作用属于一特殊底范围，是否适用于牛顿物理学（Newtonian Physics）的宇宙，在目前尚属疑问。这有如当年爱因斯坦创为相对论的时候，也是先有特殊相对论（一九〇五年发表），再进而完成一般相对论（一九一六）。所不同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旨在解释整个宇宙的所有物理现象，不像杨李专事推翻某一守恒定律。但牵一发可动全局，若是杨李能将限于“微宇”的某种理论扩而包括“牛宇”以至“爱宇”，那也可能有一天出现“杨李物理学”（Yang-Lee Physics），在目前则还差得很远。于此也可以知道科学理论的所谓定律（包括吴健雄女士说的诸“守恒”）全是假设，只是有的已被推翻，有的尚未被推翻。过去认为某些公理如能量守恒定律永不会被推翻的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了。照新底“科学的哲学”（psilosophy of Science）的说法，千万个实验不能证实一条定律，但一个实验就可以推翻一条定律，像吴健雄女士所做的那样。

上述理论，好像只限于物理科学或自然科学，其实在其他方面一样适用。譬如史太林为打击托洛斯基，编造了一套谎言，他动员了多少特务人员和宣传人员，都无法证实他的谎言，但只在一幢早已不存在底旅馆上出了漏洞，其谎言就全部瓦解。事后史太林大骂他的特务人员：“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说托洛斯基的儿子和敌方间谍在旅馆中会面？为什么不说火车站？或咖啡馆？甚或妓院！”同样情形可以在台湾目前各种似是而非底言论中找到，诸如一些井底之蛙口吐白沫，大发其有关语文问题的谬论，泛泛看来似不无道理！一说到“我们”和“我们的”是“我”的语尾变化，就马脚毕露，无一是处了。换句话说，他们的长篇大论不足以证明他们的学问，但若说了一句“宋版红楼梦”之类的话，就足证明他们的无知。孙旗的“向扼杀人才的时代抗议”就是一个显例，他抗议的对象应该是他自己！

这里还可以拿不学无术的曾约农来做例。他是基督教徒，而又参加孔孟学会，有时传洋人的邪教，有时讲孝悌忠信之道，竟不知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儒家思想最重一个“孝”字，而基督教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一节说：

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这未婚先怀孕的儿子忍辱负重，将他抚养成人，他却“人皆可母”，这在孔孟的信徒看来，与畜生无异。他所传的教乃是十足底邪门外道，要讲文化沙文主义，应排斥之唯恐不及，哪能认贼作父，自绝于帝高阳之苗裔？

从李敖“读后感”中的枝节拉扯到吾楚人三闾大夫屈灵均，未免太远了，赶紧来个急煞车，设法在将李敖辗毙以前煞住(19)。除了上述辩正以外，我认为最遗憾的是他忽略了我文章中最沉重的部分，那就是结论中提到的反共大业。他只是很小家子气地说我为活不下去而出国，以及自以为很俏皮地一味耍弄他那“下流”“酸臭”文笔(20)。前面我已说过，我在台湾并没有活不下去。但那种用共匪之道来反共的手法所造成底低气压，确有点难以忍受。这好像盛暑时再加上高湿度，有汗出不出来，周身都不舒服。出得国来，热既热得大汗淋漓，冷也冷得脆利爽快，唯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反共大业。基本上来说，我们必须坚持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是共匪所讲不出、做不到的；或者讲得出而属于挂羊头卖狗肉一类，在我们则货真价实，例如“科学”和“民主”。而要讲真正的“科学”和“民主”，先必承认固有的中国文化里没有。因此，打击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乃是当前急务。共匪国家档案局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的叙例中，歌颂拳匪暴动为“曾经震撼世界的农民大革命”，为“广泛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足证上述“反义和团思想即反共”的原则百分之百正确。也唯有坚持这原则，才能在有决定性底思想战线上布堂堂之阵、树正正之旗，从而谁是卖国汉奸、谁是爱国志士，一目了然，反共抗俄，必胜必成。

①李敖说：没有窗，哪有“窗外”？我把他放在橱窗内，让他知道橱窗没窗，也有窗外。人行道上站着欣赏窗景的window shoppers不就在窗外吗？

②原先我笔下留情，说韦政通自学有成。经李敖提醒了我，据实改为自学无成。但韦政通仍比钟祥差胜一筹，钟祥勉强可做韦政通的学生。

③这里孔夫子所说的“小人”就指的是奴仆。下人难用，因为孔夫子把自己太太气走了，没有得力的内助。于此也证明“大学”上修齐治平那套大道理与孔夫子无关。孔夫子若说过这话，而自己的家不齐，岂不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

④李敖的唯一本事是请人上《文星》。至于请人进法院，那是自讨没趣，他妆疯保身，却敢骂法院黑暗，也属言行不一致的一例。我要是检察官，一定出票拘押，在拘押期间先给他从头到尾（小疯狗当然有狗尾）修理一番，看他还敢不敢骂法院黑暗。

⑤这又是偷的那《寸心集》，他的狗屁中偷了不少我的名句，分文未付，还说我将一个旧酒柜以五百元的低价强卖给他。那酒柜时值二千元以上，加上白送那么多蛀书虫，李敖不但不领情，反而口出怨言，实在岂有此理。至于酒柜里的酒，自应由买进的人自备。难道说你到吴家木器铺去买张床，店家会附送一个脸带笑容的××在床上？

⑥这又是哪门子的官腔。小疯狗放的狗屁谁会相信？

⑦文星丛刊第五十九种，一九六五年二月二版，引“尾巴”见原书一四七页至一四八页。

⑧指李敖的《写在居浩然<义和团思想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后面》，见《文星》第九十四期。

⑨台湾一般义和团思想分子也称胡适为学阀，但胡适独裁而不霸道。他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迄鞠躬尽瘁，虽明知朱骝先没有留下一个人才（此据胡适最赏识最想提拔底杨树人的说法），却并没将那些非人才遣散，只此一点，就足豁免其学阀的惠名。

⑩抗战期间，我在贵州遵义军官外语班受训，黄仲图是日语教官，教过我日语，胜利后他回台出任高雄市长，获得黄糊涂的雅号，而傅斯年还用他做总务长，可见毫无知人之明。

(11)李玉成是忠实国民党员，奉命捣毁那时一群台大左倾学生的秧歌晚会，竟被傅斯年开除。后来转入法商学院社会学系，我教过他社会学。

(12)考古学人类学系曾请一个美国Martin Formyn兼课，他在国际学舍担任总干事的聘约期满回国，我想接他所兼钟点（每周两小时），李济当面拒绝，背后说我不会教书。

(13)民国二十一年我随五叔居励今先生（时任中山大学附中主任）至广州中山大学高中部读书，因五叔新赋悼亡，就住在校内。但一些单身教职员住的宿舍实在太差，乃在华侨捐款新建的图书馆楼上也就是书库内（这图书馆共两层，楼下阅览室，楼上书库）辟室居住，我也随同住在里面。因此日夜与书为伍，往往下课回到图书馆楼上住处吃饭前，在楼梯上坐着就看完一本书。等到我高中毕业考进清华大学时，书库中的书差不多全都摸过。而我进清华是民国二十三年，李敖要到第二年才出生呢。

(14)最近墨尔本大学向瑞典已退休的高本汉教授购进一批藏书，其中有林语堂博士送给高本汉教授的这本《语言学论丛》，上面有林博士的亲笔题款：

Prof. Bernhard Karlgren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林语堂

Sept. 21, 1933 Shanghai Academia Sinica

(15)提起语意学，台湾的读者多半会想到徐道邻，此人General Semantics与Semantics的区别都不知道，不必谈他的学问了。

(16)理则学是孙中山先生对英文Logic一字的译名，在学术界并不通行。

(17)李怡严动员了一些英文名词来充阔，实际上只有令人更莫名其妙，这就是林语堂博士所说的“读书人之俗”！

(18)论语中有一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竟有人解作称道，可谓狗屁。这里的“称”就是“相称”的意思，名过其实或名不副实都是君子所痛心疾首的。

(19)我这篇文章若给那些读过大一逻辑的新夹杠搬弄着（jugglers of new jargons）看到，可能会说：前面要将李敖剁成肉酱，后面又怕他被辗毙，何前后之矛盾也？我的答复是：恶之欲其死，爱之欲其生。

(20)有人也许会问：在你这样将李敖痛骂恶骂毒骂之后，是否还视居李并称为无上光荣呢？我答：当然照旧。且不提什么“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陈词滥调，就拿李敖这小疯狗的屁眼里放出来的狗屁来说，也比什么孙旗、韦政通以及读过大一逻辑的新夹杠搬弄者强得多。《文星》要没有李敖，早成为包花生米的废纸了。台湾要没有李敖，义和团思想分子和文化沙文主义者更猖獗了，那岂不影响反共大业前途甚大。就凭这一点，台湾少不了李敖。也凭这一点，我追认曾封他为姜维。从今而后，假使有人以居李并称，我仍将视为无上光荣。

《文星》第九十五期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羽隹联合制作！

黄帝子孙的黄金观

　　古书《列子·说符篇》里，收了一个故事：

　　有个人，穿得衣冠楚楚，一天早晨，走进银楼里，向店员们说，要看黄金。黄金摆了出来，他拿了就走。一下子就给抓住，人家问他：“前后左右这么多店员看着你，你还拿黄金，太笨了吧？”他答道：“在我拿黄金的时候，我眼里只有黄金，并没有人。”

　　这个故事，其实蛮有哲学意味，它告诉人们，有人会为他所专注的目标，浑然忘我，不论这目标是蓝天白云、是红花绿叶，还是“黄金万两”。

　　中国人喜欢黄金，民间常把“黄金万两”四个字浓成一个字，写在菱形的红纸，贴上墙头。另外把“招财进宝”四个字四合一，如法炮制，也上了墙。这种喜欢黄金的传统文化，上溯起来，很远很远。

　　传统文化对黄金的认识，历程是很好玩的。我们先看一段《淮南子·地形训》：

　　正土之气御乎埃，天五百岁生玦，玦五百岁生黄埃，黄埃五百岁生黄澒，黄澒五百岁生黄金，黄金千岁生黄龙，黄龙入藏生黄泉。

　　真是鬼话连篇。唯一有趣的，倒是它的“黄金有机体论”。这种理论，把黄金当成可以生长的物质，字面上，黄金从气体到固体、到液体，构成了“物质三态”（three physical states of matter）；事实上，当然满不是那么回事。

　　《淮南子》的记载，只有一点比其他的荒谬说法来得正确，就是黄金是从地下来的。其他的荒谬说法则是：黄金来自天上，是天上的“青龙白虎吐物”掉下来的。这是《酉阳杂俎》书里的说法，但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倒不是什么“青龙白虎”，根本就是“天雨金”——天上下雨下的不是水而是黄金。

　　这种“天雨金”的大发财，最早说是夏禹时代发生的。说有一次，“天雨金三日”。夏禹（下雨）这下子该改名夏金（下金）才对。夏禹以后，“天雨金”的大发财也会“江山代有财神出”，《史记》就记有秦献公时候“天雨金”的事；《述异记》就记有汉朝时候翁仲儒家“天雨金十斛”的事。可见这种大雨倾盆的黄金梦，黄帝子孙固优为之。

　　黄金君子论

　　黄金在金属中，几乎完全自由状态存在着，它常分布在石英矿脉里或砂土里。得到黄金的法子，主要在把它从大量杂质中请出来。最原始的法子是“淘洗法”（washing process），就是在浅盆中淘洗，使较重的金子落底，较轻的砂子洗走。这种方法，演进为放在水槽中大冲特冲的“砂石采集法”（placer mining），大同小异。另一种法子是“混汞法”（amalgamation process），是将矿石捣碎，和水搅成稀泥，让稀泥从涂汞的铜板上流过。由于金一碰到汞就被溶解，就附在铜板身上，化为“汞齐”，不走了。然后从铜板上刮下汞齐，用蒸馏法蒸去汞，就剩下黄金。此外还有“氰化法”（cyanide process）等，是化学的取财有道的新法子。

　　上面的法子中，我老祖宗会的只是最原始的“披沙拣金”淘洗法。虽然“天雨金”的财迷梦照做，但是梦醒时分，老祖宗也未尝不觉悟到，光凭“天雨金”发财是不成的，老天爷可没这么痛快，要金子，得走天助自助的路，自己去拣。拣呀拣的，拣累了，臭文人出现了，居然写起“披沙拣金”的大文章来，席夔写了一篇《披沙拣金赋》，柳宗元也写了一篇《披沙拣金赋》，李程也写了一篇《披沙拣金赋》，张仲方也写了一篇《披沙拣金赋》……这些鬼文章，最大特色，是将黄金伦理化、道德化，发明出来一种“黄金君子论”，我们试看柳宗元的一段：

　　沙之为物兮，视污若浮；

　　金之为物兮，恥居下流。

　　沉其质兮，五材或阙；

　　耀其德兮，六府孔修。

　　这是把矿物变成有机体，把有机体拟人化，再拟成人中的君子，“耀其德兮”，“恥居下流”，一派君子模样。古之君子对黄金的冀望，竟一至于此！

　　黄金无用论

　　在这种强烈的道德判断外，另一种有关黄金的价值判断是“黄金无用论”。

　　南北朝时候，梁武帝萧衍的孙子萧应，是个傻瓜，他到宝库里看到黄金块块，问左右说：“这个能吃吗？”左右说：“不能。”他说：“既然不能吃，就送给你们吧！”

　　隋朝时候，梁毗做地方官，附近“蛮夷酋长”头戴金冠，整天你杀我砍，争抢对方的黄金。大家虽然抢来抢去，对梁毗却买账，每人都送黄金给他。梁毗把收到的黄金堆在一起，集合酋长，大哭起来，说：“这些东西，饿了又不能吃，冷了又不能穿，你们把它当宝贝，你杀我砍，如今又送给我，根本是要我老命啊！”哭诉完毕，一律退还。他的作风居然感动了酋长，大家从此不打了。

　　萧应和梁毗的黄金观，都直接诉诸动物本位，什么都不多说，只问能不能吃：能吃的，就是好；不能吃的，就是不好。

　　黄金能不能吃，到真在荒年时候，有了讽世现象。汉朝尾声，发生荒年，江淮间就有这样的童谣——

　　太岳如市，人死如林。

　　持金易粟，贵于黄金。

　　当时的饥荒，闹出冀州“满市黄金，而无斗粟”的场面；荆州也发生“粟与金同价”的结局。这倒也印证了动物本位，才是真正的本位。

　　动物本位以外，另有一种“没把黄金看在眼里”的名流，也是黄金无用论的信仰者。南北朝时候，齐高帝萧道成即位，不讲究金碧辉煌，他有豪语——“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可惜他治天下只四年就死了，最后与土同价的，是他老兄自己。

　　在萧道成以前，李孝伯也有过这类豪语。李孝伯对外国使臣说：“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

　　这种没把黄金看在眼里的境界，是哲学家的境界。《庄子·天地篇》里说：

　　藏金于山，藏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显则明，万物一府，死生同状。

　　这种哲学的基本精神在不以货财为利（不利货财），不追求富贵（不近贵富），不谋取世俗的利益占为己有（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这种境界一达到，黄澄澄的金子自然就“黄金如粪土”，而黄金最好的归宿，就是仍让它藏在砂石里——“藏金于山”。

　　黄金何价？

　　但是，“藏金于山”谈何容易！连神都有财神，若叫人不爱黄金，未免就太那个了。于是，人间正道似乎是：黄金不可不爱，黄金不可太爱，爱到“金玉满堂”，大可不必；爱到“金屋藏娇”，却也不必矫情！

　　汉朝武帝小时候，大人同他开玩笑，一个个指着左右宫女问他：“给你做媳妇好不好？”汉武帝一一拒绝。等到问到“阿娇”的时候，他高兴了，他保证：“若得阿娇，当作金屋贮之！”

　　现代人想这样金屋藏娇，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汉朝时候，金“屋”不禁，倒也可能。因为在汉朝时候，黄金地位并没后代那么神气，那时黄金的定价是一斤（一金）一万元——当时的一万元。古书上动辄记载皇帝赏若干金，凡写的是“若干金”而不是“若干黄金”的，就赏的不是黄金，而是“黄铜”，是按每金一万元计算后折抵的钱——铜币一万枚。汉朝的贫富标准是：中等人家也有钱十万，折成黄金，就是十斤黄金。并不是有十斤黄金，而是有十斤黄金的钱；并不是说那时候黄金多，而是说那时候黄金并不怎么值钱。那时候平均每人月入是两千，合3.2两黄金，收入比现代人好多了。

　　远在金屋藏娇以前，燕昭王就筑过“黄金台”，“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当时用黄金抢眼，单位不大是不行的。秦朝时候，单位是“镒”，一镒是二十两。两的度量衡虽然古比今小，但也很可观。汉朝以后，改以“斤”为单位，一斤十六两，黄金已经比秦朝略微坚挺。汉朝以后，黄金愈来愈走红，数量愈来愈少，价钱愈来愈贵，到了宋朝，已经贵得连皇帝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有一天，宋太宗问学士杜镐说：“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杜镐说，这是佛教从印度传来的缘故。佛教一传来，大家都用黄金铸佛像，用黄金装饰，所以愈消耗愈多，黄金就少了，价钱就贵了。

　　古话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古代佛像可真流行金身，天宫寺的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足可教人想象其气派多大！如果黄金用来造佛像，还算好的，造好一举两得：佛在，黄金也在，反之亦然。就怕黄金不用来造佛而用来装饰，一装饰，就一去不回头了。这毛病出在黄金的特质上，黄金密度是19.3克/立方厘米，极富展性和延性，它可以打成极薄的金叶，就是所谓金箔，厚度可薄到二十五万分之一英寸，薄到这种程度，可以用来包装饰品的外表，可以烫压金字，一做了这些用途，就不能再回熔了，所以古书《草木子》里说：“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原矣！”

　　上面这种道理，中国的书呆子不知道，于是他们就乱猜，乱做解释。例如苏轼，他看到黄金少了，他就发明了一种奇论，说这是因为黄金是“宝货”，宝货就会“神变”，神变就“不可知”，“不可知”到哪儿去了呢？他的结论是“复归山泽”（又跑回山里水里去了），这是百分之百的胡扯。若讲“物质不灭”，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讲法吧？

　　驱金牛开路

　　前面说黄金的单位，有“镒”、有“斤”。镒和斤都是当时的金币。当时钱币的材料以金和铜为主，其他珠玉龟贝银锡之类，流通量很少。至于钱的形状，实在很乱，有刀形的、有铲形的、有插形的、有磬形的、有贝形的，这种情形，中外都一样。西方钱币有正方的、有立方的、有八角的；日本钱币有柱形的、有椭圆形的、有不规则的方形的。五花八门的原因是：钱币的产生，是演化的，最初并没有统一设计，不但没有，并且人人可造，没有“伪造货币罪”。银币起自老百姓交易的方便，本来跟政府无关，后来政府看得眼红，便插入一脚，只许我造，不许你造了。汉武帝造“五铢钱”是最有名的一次；汉武帝又用白鹿皮做钱，当四十万用，是造纸币的先河。五铢钱是铜钱，120年间，造出二百八十亿万枚，政府每年花在“中央印制厂”的采铜工人十万个，局面实在可观。在这种“铜臭”状态下，黄金愈来就愈“带出场”了。

　　黄金带出场后，身价愈来愈增加，单位不用镒了、不用斤了，开始用“两”了。单位虽然小，如果数量多多，更来得神气。《辽史》记张孝杰为“北府宰相”，一天同亲戚喝酒，口出豪语，说：“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这是何等气派！有奸臣贪墨如此，国家还要不完蛋，其可得乎？

　　中国虽有视“黄金如粪土”的传统，但比起张百万这种黄金热爱症来，显然成色不足。中国的黄金热爱症，早在汉朝就已发扬光大。汉光武刘秀的小舅子郭况，就是爱黄金大王。古书上说他“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工冶之声，震于都鄙！”当时人说他家里整天开地下黄金工厂，“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可见黄金多教人着迷！这种着迷，更可从汉朝上溯，上溯到秦惠王时候。秦惠王打蜀国，无孔可入，于是刻了五头石牛，每只牛屁股后面，堆了一堆黄金，宣传说：“这些石牛可以大便出黄金。”蜀国国王大概也信“黄金如粪土”的，只是信的角度有点邪门，他下令去搬石牛，开道运进来。于是，石牛道完成的时候，中国的木马屠城记也就同时演出。这个故事，造出了一句成语——“驱金牛开路”。

　　驱金牛开路，这是人间最立竿见影的办事哲学。圣贤豪杰、武林高手、各路英雄好汉，能妙慧圆通，驱金牛开路，而不被金牛撞倒者，天下又有几人？可是有了又怎样？没有又怎样？人永远是人，人永远归于尘土，黄金却永远不改本色。人说“发光的未必全是金子”，人错了！人不知道，永恒发光的，不幸就是金子。

　　《时报周刊》第七十一期197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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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赌特赌史

　　“有目”供赌

　　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李雷，曾做诗描写爱神邱比特跟他的情人赌牌，女方以吻做赌本，邱比特以弓箭箭鞘做赌本。不料邱比特霉运当头，不但输掉弓箭箭鞘，甚至连他妈的鸽子麻雀等等，都一齐输光。最后他赌得兴起，竟以两只眼睛下注，结果仍是一输到底。从此爱神变为盲神（Blind God）。“爱情是盲目的”，来源也就在此。

　　依这神话看来， 好赌之性，不始于人，而始于天，连神仙也不例外。 无怪乎大老爷们一禁赌，就要惹得“人神共愤”，闹得鸡犬不宁了！

　　谈起赌来，可真是个大题目。我现在大题小做，想单就“固有文化”方面谈谈赌的来龙去脉。换句话说，这篇文章以谈“国赌”为主，至于“洋赌”，我因稿费不足，赌气不谈。

　　“赌” 这个字，它的原始意义叫“钱戏”，见于《一切经音义》。“赌博”两字连用，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文字，赌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种赌具，靠打射投掷定输赢，这种赌博，至少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时候，才不流行。中国古书中有很多记“博”的材料，如《家语》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管子》中“……发五政，一曰‘禁博塞’”；《史记》中“荆轲与鲁句践博，争道。”等等，都是指赌而言。这些材料，都证明了中国人尚赌历史之早，证明了我们的老祖宗们，除了大谈仁义道德外，固不乏有大赌徒存在。

　　另有一种流行的赌叫“摴蒲”，照《博物志》的说法，此物乃老子李耳所发明，如果属实，倒真是士林佳话：老子不但写《道德经》，还发明大赌具，这种赌具，最为晋朝的陶侃所恨，陶侃说“圣人惜寸阴，众人当惜分阴。……摴蒲者，牧猪奴戏耳！”所以他要把这种赌具丢到河里，以示痛绝。其实当时的赌徒们大可提出异议：“你陶先生喜欢搬砖头，难道算惜分阴吗？把砖头由屋里搬到屋外，再由屋外搬回屋里，难道比赌更有意思吗？”

再晚一点的赌具有“双陆”（又叫“握槊”或“长行”），是唐朝流行的玩意。有一次武则天做梦玩双陆，可是老是输，醒来心里嘀咕，特去请教狄仁杰问是怎么回事？狄仁杰瞎解释一通，说什么这是皇宫中没有太子的缘故，故意扯进了政治问题。当时大家玩双陆， 照《国史补》的说法，“有过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可见赌风之盛。

　　从骰子到牌九

　　唐朝又流行一种赌，就是“骰子”，这是唐明皇跟娇滴滴的杨贵妃常玩的，又叫做“叶子戏”。《咸定录》上说，当时“咸通以来，天下尚之”。可见它迷人的程度。骰子后来的一项流变是“升官图”，这种道具，更由单纯的赌，进而露出官迷的心理。

　　传说中，唐明皇有一次跟杨贵妃玩骰子，明皇先掷，已占大优势，杨贵妃除非掷出“四”点，否则将输。只见她娇啼一声，玉手张处，四颗小点，应声而出。贵妃大喜，明皇亦大喜，随即传令天下，所有骰子上的“四”点，都要染成红色，以示庆祝。这也就是今天骰子上红四点的来源。至于骰子的“一”点也是红的，其来源就不可考了。

　　另有一个关于骰子的有名故事，是写明朝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跟沈万三比赛。用三颗骰子，沈万三一下掷出个十八点，这是最高点，明太祖还不认输，他说他还要掷，并且掷出个十九点给老沈看。于是明太祖口中念念有词，一掷而下，果然出了个十九点。原来其中一颗骰子一点裂成了两半！

　　这个故事的另一荒谬加工是：当明太祖掷下骰子并坚持要十九点的时候，可急坏了当地的土地爷。土地爷不敢开罪明朝大皇帝。只好帮他作弊，奉命不准输。于是土地爷赶去找财神爷，请他无论如何要帮忙。财神爷因为太胖，赶到赌场颇费了一阵工夫，于是那颗作弊的骰子，为了等财神爷驾到，就一直转个不停，害得沈万三抓耳挠腮，一直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更弄不清为什么输得这么窝囊。

　　唐朝以后，宋朝人也好赌，并且还有一个最好玩的故事。宋朝真宗在位第七年（1004），辽圣宗南侵，直打到河南省的濮阳（当时是澶州的澶渊郡）。宋真宗吓坏了，想迁都逃跑，主逃的一派是王钦若。不料逃的计划遭到寇准反对，寇准主张“御驾亲征”。真宗无法，只好冒着满头大汗，直奔前线。结果军心大振，辽国也愿休兵议和。事后真宗非常感谢寇准，很重用他。于是主逃派想了一条妙计，来破坏寇准。一天王钦若向真宗说：“陛下闻博乎？ 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傻不鸡鸡的真宗皇帝想了一想，果然认定当时寇准不无拿他“孤注一掷”的可能，于是就不再信任寇准了。

　　这是以赌博运用到政争的有趣的故事。

　　宋朝又有一种叫“宣和牌”的赌具，是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的产品，据《诸事音考》上说，这种牌还是官方制定的，“宋高宗时始诏如式颁行天下”。当时是牙牌，到了明朝，演变为骨牌，就是今天的所谓“牌九”。据我研究官方所以不禁止的原因，可能由于《牧猪闲话》这段答案：

　　凡戏具皆须纠率同志，惟骨牌可以独坐自怡，故功令不禁，以为非赌具也。或旅馆萧寥，或蓬窗寂静，未携书籍，更鲜朋欢，时一拈弄，足以消暇。

这类情形，似乎我们也可以找到旁证。 据1964年8月19号《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导：

　　台湾省政府昨天指示警务处：扑克牌为现代社会家庭高尚玩具之一，欧美国家早经普遍提倡，并有国际性的比赛，本省年来亦渐风行，应视为正当娱乐工具，准予公开买卖，以供需求，但不得为赌博或类似赌博的行为。

　　按台湾省政府原为“维护社会善良风俗”，曾于民国四十三年下令禁止扑克等的制造、贩卖及陈列。十年后改变态度，如此，似与宋朝的“功令不禁”不谋而合。这也可说是一种对娱乐的新观念。

　　麻哥儿请了

　　上面几种赌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的已经失传、有的已被淘汰、有的已降到第二流的角色。唯有一种赌具，自明朝以来，推陈出新，自“马吊”而“默和”，自“默和”而“花将”，自“花将”而“马将”，自“马将”而“麻雀”，自“麻雀”，而“麻将”，一路青云直上，最后赶过了所有赌具，而成为赌国仇城国的魁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麻将军”！

　　为了对“麻将军”致敬，这一节让我们专谈“麻将军”的身世。又因为“麻将军”是我们的“国赌”，让我们先从“国赌”谈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

　　在一册日本人和美国人合著的《麻将入门》（Mah Jong For Beginners）里，第一句话，就称麻将是“中国的国戏”（The National Game of China），岂但是“国戏”，麻将同时也是中国的“国赌”，关于这种国戏和国赌，吾友居浩然先生的一段奇文，道尽了它的伟大：

　　牌而能摸，又能自摸，除了绝顶聪明的黄帝子孙外，谁也不能发明。洋人赌扑克，简直是自找气受。蒙特卡罗的轮盘，操纵在人，更无享受可言。惟有十三张筒子，这听一筒，这时候自摸一筒，中指的指纹与一筒的圈圈慢慢擦过，真比服下仙丹还要快乐。牌虽未看见，心里有数；然后翻开，验明正身，确是一筒，大叫一声“自摸”！做皇帝也不过如此。

　　也许正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将才那么盛行；又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讲求卫生，所以才流行了“卫生麻将”——麻将有那么多好处似犹未足，还要把它跟卫生扯在一起，真亏黄帝子孙想得出来！

　　黄帝子孙之好打麻将，至少已有四个世纪的历史。麻将的前身是“马吊”，当时还是四十张纸牌阶段。故杜亚泉在《博史》里怀疑：“西洋纸牌（扑克）与吾国古代之马吊牌，有相当之关系，因其类似之处甚多。”可是在这方面，这回轮到洋鬼子不进步，而是我们进步了。我们的马吊牌，已随着时间的演变，立体起来，四百年精益求精的“摸索”，终于演变出一百三十六张堂堂之阵的麻将军！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继薛平贵之后，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钓鱼、喝茶、下棋等等清爽之事，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抵”而成为日本国戏，理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碰和”、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

　　晚明诗人吴梅村写《绥寇纪略》，说明朝亡国，乃亡于马吊。四百年来，马吊的后身，却攀着明朝的子孙，从子夜直到“明朝”！

　　吾友胡适之先生在三十九年前，就写文章谈到麻将，据他估计：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现在，三十九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的国赌还照样是我们的国赌，可是黄帝子孙已失掉了二十三亿一千六百二十九万天的光阴。后悔、懊丧又有什么用？真正的问题，还是目前如何应付这位麻将哥儿。硬禁当然不是办法，因为真正的关键，不在打麻将，而是不打麻将大家干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了，麻哥儿才能解决。否则的话，“禁赌”“禁赌”，只是一句口号罢了！

　　赌能禁得成么？

　　既然谈到禁赌，顺便也不妨多谈一下。

　　首先我要指出，如果“圣之时者”的孔老夫子生于今日，他是不赞成硬性禁赌的。证据是孔老夫子曾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这是明明指出：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倒不如打打小牌、下下小棋。

　　可是，尽管孔夫子早已有言在先，但他的信徒们总还觉得，博弈之事还是要不得，还是禁掉的好。从陶侃把博弈戏具投江，到唐律的“各杖一百”，到元刑法志的“杖七十七”“加徒一年”，到明律清律的“杖八十”。到民国暂行刑律、旧刑法，乃至刑法中的“赌博罪”……我们都不难看到一串串禁赌的规定。可是事实显示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赌风之盛，却“何代无之”！铁的事实总超过纸的法律，历史的事相，经验的教训，都该使我们承认禁绝赌博，不是一个严刑峻法的问题，也不该用严刑峻法的手段。用严刑峻法，有它的限度和对象，不该用的地方用，结果必然产生阳奉阴违的结果，除了制裁到几名倒霉鬼或替罪羊，绝难收到实效。即以台湾目前禁赌情形而论，连“公布赌徒姓名”这一点，从1965年吵到现在，都无法雷厉风行，单此一点，就不难看出硬性禁赌只是一句口号，既无贯彻的可能，也无贯彻的必要。

　　1951年，英国皇家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六万五千字的十七次会议结论，正式提出“赌博并非罪恶”的新观念，同时不承认赌博是罪恶之源，因为罪恶的来源，并不如此简单。

　　我也听说过一些警察先生的看法，如：“在这里打麻将的是好公民！不打麻将，在外面乱跑，惹事生非，岂不更坏？”说这话的人，我认为他已可写出英国皇家委员会的结论了。

　　以“玩物适情”为观念的人，可从赌博上面适其情；以“玩物丧志”为观念的人，可从赌博上面丧其志，可是，这两种人都不会去做恶，认为“赌博是罪恶”的人，显然已把它看得太笼统了些。

　　笼统的看法甚至可以得到谑象的认定。例如发行奖券一事，在法理上，并非不构成赌博行为，因为同是以不确定的方法，以偶然机会定其胜负。且从公平角度来看，奖券甚至比赌博更过份（赌博时双方都负担风险，可是奖券的发行者“政府”却稳收余利，一点风险都不负担）！这种现象，试问认为“赌博是罪恶”的人士将作何想？雷厉风行去查禁“卫生麻将”的人，是不是也该斜风细雨去查禁“爱国奖券”？

　　写这篇文字的人，是个早就“戒赌”的人，“戒赌”的理由并非有畏于管区警察，而是觉得赌太浪费时间，这是个最大的理由，终于使我连个小牌也不打了。我如今已是个成功的不参加任何有赌的行为的人（当然包括买奖券）。但这一成功，我始终认为压根儿与“道德”无关，也与“法律”无关，所以我也难赞成用“道德”或“法律”的尺度，劝人或罚人。真正的关键还是前面说过的老话：不赌大家干什么？如果一群群的“赌君子”，从牌桌上硬被赶下来，到外面去做“不赌的小人”，那岂不跟我一样了？到那时候，警务处长的头，恐怕更要疼了也！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1966年《人人娱乐》杂志第五期；1979年，用《国赌史记》题目，重刊在《时报周刊》第七十九期，都用顾乐的笔名发表。《时报周刊》第八十期里有夏元瑜的《马后炮——赌博奇文》有一段说——

　　我看了上一期顾乐先生写的《国赌史记》，衷心的佩服。顾先生阅读得既多，记性又好。他写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像我临时抱佛脚——东翻西查的穷折腾。看他的语气是一泻而下，毫无停顿之处。再看他的行文轻松活泼，我猜顾先生大概不是一位板着面孔的职业历史家。真猜不透他是何方神圣，反正我对他钦佩无已。

　　这证明了，好文章就是好文章，藏也藏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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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从青史看青楼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其实不是。你的手和足，只是木偶戏中的手和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历史少的民族，了解他们就比较简单，很多事情，从层面入手，便八九不离十；但对背着历史大包袱的民族，像中国民族，要想这样取巧，就绝对不行。从取巧得来的了解，只是雾里看花，好不好看是另外回事，看不清楚是一定的。看都没看清楚，又了解到哪儿去？

　　所以，了解中国人干的事，一个重要步骤是：必得先跟历史搭线，从历史脉络上查考“手足之情”，不念手足之情是不行的。

　　现在试用娼妓问题，做一个例子。

　　中国民族职业分类，大类是士农工商，中类是三百六十行，小类没分，要分也有一千三百六十行，其中有一行，就是娼妓业。粉饰家不愿承认这种靠粉饰卖人肉的行业是一种行业，其实粉饰家忘了自己和娼妓同行，只不过前者粉饰灵魂出卖；后者粉饰肉体出卖。后者的职业道德远高于前者，身世且大可哀。可哀的身世，只有在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才能研究、呼吁、改善，一路粉饰的行为，固然不足自欺；若想欺人，也差上一大截。

　　现在粉饰中的卖人肉行业，形式上只妓女户，骨子里却包括酒家、地下酒家、舞厅、地下舞厅、理疗院、和马杀鸡性起的理发厅。我们细察这些粉饰中特色，穷本溯源，会有“手足之情”式的发现，就是：现在妓女户与酒家等的演变，有固有文化的背景——有的与固有文化貌合神离，有的与固有文化貌离神合。它们在许多方面，蔚为中国文化的特色，而被洋鬼子望“中”兴叹。

　　“公营企业”——以充国用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确属中国文化的特色。例子是：有谁想得到——娼妓在中国，竟是“公营企业”！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管仲时代妓女的主要来源，是奴隶，就是所谓“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是“手持绳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营企业，这种妓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在中国持续极久，《吴越春秋》说“越王句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就是官妓。《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就是官妓。《南史》说齐废帝“每夜辄开后堂……至营署中淫宴。”就是官妓。官妓的来源，主要有三：

　　一、罪人家属——古代的人权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一个人犯罪，常常连累到一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给宰了，妻女则沦为官妓。

　　二、奴隶买卖——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国多；但在时间持久上，比中国短。中国买卖奴隶，有过“与牛马同栏”的大场面，人变成牛马，还有什么可说？

　　三、堕入风尘——是变相的一种人口买卖，只不过被买卖的，原属良家妇女。《北里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就是这一类。

　　因为公营，所以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这种机构，在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云溪友议》记有“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的一个特例，是两个信释道大官的德政，反证了当时“乐营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没有肉体自由，是和没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为没有自由，所以任凭处理，前程莫问。汉朝本来对“群盗妻子”发配为营妓的，但是李陵行军时，发现她们，就一律给杀掉；宋朝平北汉，北汉“献官妓百余人于宋”；胜利者意犹未足，还“夺其妇女随营”。宋朝的官妓，从宽录取，不但把罪人家属当公娼，甚至把良家妇女“系狱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决的）都派上用场！甚至公然去抢来，逼良为娼！或者干脆诬陷良民为盗匪，以便将家属收为官窑子！更妙的是：王安石变法时，一切都公卖，酒是其中之一。为了卖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卖酒用妓作乐”！《都城纪胜》书里说：

　　官库则东酒库、南酒库、北酒库、上酒库、西子库、中酒库、外库、东外库，每库皆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托。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

这就是酒家的前身。现在中国人很难知道：酒家原来是官办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销政府造的酒，“以充国用”。这是一个立身谨严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

　　难乎为“妓”——以充文用

官妓演变到明朝，有了严格的发展，《国初事迹》记明朝公娼情形说：

　　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

这是很清楚的“公务员禁止上酒家”模式。但这种禁令有效吗？《五杂俎》的记录，有了以下真相：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辄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闬。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这段文献，透露了两种“家居”情况：第一种家居，是“缙绅”先生在家里叫姑娘，姑娘做应召女郎；第二种家居，是姑娘在家里接客，姑娘做陶公馆式私娼，两种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拉斯的抵制。

　　《五杂俎》书里又提到“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的话，说明明朝政府仍在吃软饭。政府立场既然如此不道德，想用法律要求公务员道德，自然也就根本行不通。《尧山堂外记》收有明朝三“杨”开泰的宰相（杨荣、杨士奇、杨溥）联袂狎妓的故事：

　　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烈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侯）。”一时京中大传其妙。

连当朝宰相都可以公然叫条子，所谓禁令禁令，又在哪儿？

　　其实，明朝这种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

　　“饮酒作乐”不但是中国娼妓业的固有文化，甚至此一行业的远流，就从饮酒作乐而来。中国古代没有“娼”字，娼字是6世纪才出现的。在它以前，都用“倡”字。倡就是音乐，“倡优”是一回事，就是歌唱表演。倡字后来来个细胞分裂，人字旁变口成为“唱”（纯音乐），变女成为“娼”（纯妓女），倡字本身保留原样的部份，只做为“提倡”“倡导”来用——自己不介入声色场所，清高起来了。

　　中国娼妓的语源，既然一开始就“穷声色之娱”，外加饮酒助兴，所以，在称呼方面，就有“声妓”、“歌妓”、“酒妓”、“饮妓”、“酒纠”等名目，这些名目所象征的文化特色，自然也就我中华只此一家。

　　内外难分——以充家用

　　因为特色只此一家，由特色而来的历史，自然也就别无分号。中国历史中，有一种“家妓”。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还没有资格做姨太太，要生了儿子，才有资格做姨太太。两晋南北朝时，家妓最多：

　　《宋书·沈演之传》：“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

　　《宋书·杜骥传》：“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

　　《宋书·范晔传》：“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

　　《北史·夏侯道迁传》：“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

　　《北史·高聪传》：“唯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

　　《南史·张环传》：“居室豪富，妓妾盈房。”

因为家妓成风，所以许多事件也因之而起。最有名的“落花犹似坠楼人”主角绿珠，就是石崇的家妓。家妓引起家庭大血案，这种史实，只有中国才有。

　　别以为家妓只是豪门自己的规矩，其实是依法有据的。唐朝法令规定：“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磐乐师。”可见官做大了，就可以依法在家开“妓女户”“歌舞班”玩。相对的，官不够大，自然就不能乱开。《南史·王宴传》：“宴从弟诩，位少府卿，敇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以畜妓免官，禁锢十年。”就是一个教训，——女人岂是你玩的！

　　由于窑子开到家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就是古今名称的混乱。现在人称自己太太做“内人”，如果这位太太是“从良”了的，倒真名副其实。原来唐朝称妓女叫“内人”。《教坊记》里说：“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张佑的诗说：“内人已唱春莺啭，柳枝傞傞轻舞来。”都特指妓女。可见从“家妓”观点看，妓女倒真正是内人，老婆反真正不内。要内，至多也该叫“内子”。内子照《礼记》、《左传》等解释，是卿大夫的正妻；但照《书言故事》、《频罗庵遗集》等解释，却又指的是人家的老婆，却又明明该是“外子”！但“外子”又明明是指丈夫，于是老婆又变成丈夫，女的变成男的，又势难成立。这种的内外难分，使人感到：现代人向人介绍自己老婆是“内人”的时候，无异同时告诉人自己是“龟公”，是“大茶壶”。两位男士互相介绍自己内人的时候，就同时是两只“龟公”、两把“大茶壶”。三人四人，五人六人，自然依此类推，不在话下。这些谑画，都因为古人将妓女“以充家用”，引为内援。以致自外入内，将内见外，闹到安内为难，攘外亦大不易，俯仰一世，龟壶而后已，悲夫！

　　以上所举中国娼妓“以充国用”、“以充文用”、“以充家用”三种特色，都和后代有微妙的脉络关系，有不可思议的“手足之情”。不论是一种制度、不论是一种民俗、不论是一个名词或一条禁令，都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关口，被古人“含情脉脉”。

　　中国民族太古老了，从青史看青楼，虽然红袖香销，可是却残颜难褪，一段青楼的青史，使我们看到几番血色，多少苍白！真令人掩卷。

1979年7月25日

《时报周刊》第七十七期197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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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新见

　　清朝的张文襄公（之洞）在他的名著《书目答问》后面，曾有一段“劝刻书说”，其中要求“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他进一步指出：“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揭秘籍，详校精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张之洞这段话，很能道出前人编刻丛书的心理，这种心理不外是“欲求不朽”、“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这种心理，九十多年下来，除了说法、名词有所更动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究竟由于时代的演进，使今人对于丛书，又多了三点意义：

　　一、战乱的连续，使文物荡然，所以搜集典籍，尽量予以流传的要求，更加迫切；

　　二、新知的进步，使治学方法与取材标准，与前人不同，所以辑刊丛书的观点，也不得不与前人有其同异，而不得不选取“新瓶装旧酒”的方式；

　　三、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代典籍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

　　由于增加的这些新的意义，使今人从事这一任务，自不能沿袭前人的手法，换句话说，再沿袭前人的手法编刊古书，就难免有落伍之讥了！

　　所谓前人的手法，最突出的一例，就是讲究版本之说。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太炎）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新时代整理古代典籍的标准，不应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就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的无疏单注的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文化。

　　除了避免以版本问题影响普及和实用外，书籍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项目。过去中国的图书，都是在“七略”和“四部”里打转，本身是粗疏的、混乱的、偏颇的，并且是矛盾的。例如所谓“经”、“史”、“子”、“集”四部，儒家的书何以独尊为“经”？而不同并为“子”，更进一步说，“子”又与“集”何殊？岂不都是个人才华的表现？并且，古人尊经等观念，又无形中垄断了其他学术的均衡发展，演变至今，在现代新知的光照下，许多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价值无穷。如今我们回首古籍，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

　　古书的重印，除了版本和选书以外，由于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在规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时代要求，线装薄面也好、绸函丝订也罢，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艺，都不应该再予以考虑。在国际标准的图书馆中，甚至平装书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们怎么能再抱残守缺，开时代倒车？所以无须采用旧式装订的方式，自无疑义。

　　中国近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失早已无法估计，不论无意的被焚于兵祸，或是有意的聚毁于七塔，对文化而言，自属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得现代印刷术之便，又赶上今日世界以研究“汉学”为显学，乘机多刊印一些普及而实用的典籍，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中华古籍丛刊》的问世，在取舍定夺方面，大致与上述主旨相近。有现代眼光的知识分子，必然会对这部丛书的选刊，有所肯定。

　　1968年4月30日

　　〔附记〕这是我十一年前，为《中华古籍丛刊》写的序，原题《〈中华古籍丛刊〉缘起》，现在改名。197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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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日本童话里，有一则《阿苏史和强盗》。

　　阿苏史是京都的一个地方官，常常晚上加班，回家很迟。有一天，加班加得特别晚，他坐牛车回家，心里不安，预感要碰到强盗。情急智生，他脱下衣服藏好，坐在车上，车前仍旧挂着帘子。

　　不久，果然来了五个强盗，赶车的、跟班的，见强盗来了，都丢下阿苏史，纷纷逃掉。强盗用刀挑开帘子，一看大笑起来，原来阿苏史头戴乌纱，脚穿白袜，手里捧着笏，光着屁股，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强盗问他你怎么这么神经？阿苏史说：“不是我神经，是刚才碰到强盗，被剥豬猡了，你们来迟了。”强盗恍然大悟，叫道：“一定是多襄丸那小子先下的手，走，我们找他算账去！”于是手拿火把，一哄而散。

　　阿苏史望着他们的背影，哈哈大笑：“马鹿野郎（八个牙露）！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这个日本童话，我认为最适合用来描写这个岛国。我读日本史、读中日关系史，读来读去，每当掩卷遐思，我都想到光着屁股的阿苏史，和那笨得要命的五个强盗。

　　1933年，英国一代文豪萧伯纳，访问日本。在日本爱国者高叫征服中国的时候，他以讽世的口吻，告诉日本人：“日本人绝不能征服中国的，除非日本人能准备一个警察对付一个中国人。”

　　日本警察一个对一个日本人还不够用，当然无法外销支那，所以，萧老顽童的铁口直断，自然也就言必有中。

　　但是，以日本那样毫无幽默感的民族，哪里听得进去英国幽默家的忠告呢？

　　不来幽默的，迎合日本的严肃口味，来点严肃的怎么样？不行，还是不行。

　　严肃的是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汤因比在萧伯纳谈话后，发表论文，指出一般人们认为日本发疯搞侵略，对象只是中国不是美国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汤因比说，抱这种看法的人，不了解疯子的行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德国若在西线采取守势，不难在东线打垮俄国。俄国一垮，巴尔干各国和土耳其都是自己囊中物，何必先发疯，要把法国、英国、美国都搅起来，四面树敌呢？可是，德国的疯狂行径是不可理解的，它就要蛮干，把自己蛮干垮为止。德国如此，日本又何独不然？不但何独不然，并且尤其如此。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根本就有“自杀”特色。仗打起来，日本还管什么中国、美国，就会大干特干起来了。“如果这种情形一旦发生了，整个大和民族毅然走上‘切腹’之路，也并非绝不可能。”

　　“武士道”与“町人道”

　　可是，汤因比的忠告有什么用？发疯的人总归要发疯。日本在中国踩在夕阳里以后，果然动手惹老美。日本偷袭珍珠港，虎虎虎半天，证明不是老虎，而是一只大笨牛——不是其笨如牛，而是笨得根本是牛。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把桃太郎成牛记消遣备至。丘吉尔认为，为日本打算，日本如果非打不可，也该打英国，不该打美国。那时候美国国会，仅以一票之差，通过延长征兵法案，如果不以一票多数通过，美国就得在二次大战四处烽火的当儿，自己先解除武装，足见美国国内想置身事外的气氛多浓。在这样气氛下，日本可以放胆打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美国一定袖手旁观，这比打美国的珍珠港聪明多了，可是日本当局太笨，老是下错棋。

　　最后，日本打了中国又打了美国，史学家汤因比的预言，完全兑现，日本开始自杀了！

　　自杀，对日本说来，是“武士道”行为。一般人了解武士道，大都被它的浪漫与壮烈所吸引，而忽略它的传统。大家看到日本武士的切腹，切得那样浪漫、那样壮烈，只惊叹他们的从容，而忘了这种信仰，实际踩在一种先天不足的基础上。日本武士的信仰来自封建制度下的一姓打手信仰，武士道的先天只是一种“走狗道”、“保镖道”。它一开始是制度化的，年深月久，转为道德化。但是，不论怎么转，它的先天还是不脱愚忠与打架，找个不识大体的题目，“仇讨”别人、“切腹”自己，仇讨也好、切腹也罢，目的都是做一条轰轰烈烈的奴才，“为主家”。

　　如果日本人只来武士道，倒也好办。武士道比较糊涂，不喜欢打小算盘，不会计算，虽然性好闹事，可是闹不大，还没有大危险。但当武士道跟另一种“町人道”合流的时候，麻烦就来了！

　　“町人”就是日本商人。现在日本商人住郊区别墅，以前却没这样神气，以前都住街上、住特区里，所以叫做“町”。以前日本町人，和中国古代商人一样，没有社会地位，町人要靠谄媚武士来做生意，所以他的地位，就正像石秀所骂的，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这种人好计算而短视，性格最下三烂，所以被称为“町人根性”。

　　武士道加上町人道，就使日本人性格变得畸形，武士道使人过分趾高气扬；町人道使人过分奴颜婢膝。前者强人对他鞠一百八十度大躬；后者对人鞠躬一百八十度，总之，不大鞠特鞠是没完的，但大鞠特鞠，哪里是正常的平等的与人“相处道”？

　　武士道和町人道的流变结果，日本就出来了两种外形的人物——“军阀”和“财阀”。

　　武士道流变出军阀，町人道流变出财阀，军阀和财阀只是两种外形，并不是两类人物，很多日本通分不清这一点，却号称知日派，难怪老是出纰漏。武士和商人成为两类人物，始终没有混同，这种情形，只有在中国发生，在日本就不行。日本的武士和町人，流变成军阀和财阀的时候，混同得很厉害，株式会社的町人招牌下有武士，尊王攘夷的武士思路下有町人。换句话说，武士从商就是町人，町人拿刀就是武士，他们只是一类人物的两种外形，是新日综合体，不是两类大和魂。

　　东洋统计学

　　有些字眼，大家都不要，却喜欢丢给对方，“东洋”两个字，就是其中之一。日本称中国做东洋，其实日本在中国东面洋中，自己才是名副其实的东洋，于是，中国将这字眼掷回，叫日本是东洋。什么东西都好端端的，可是一东洋化，就糟糕伊妈死，像“东洋菜”（料理）、“东洋车”（人力车）、“东洋参”（日本羶参）等等，一东洋，就荒腔走板，小题大做。其中最要命的，是“东洋统计学”。

　　19世纪的英国首相狄士累利，有一句名言，他说“谎话有三种：谎话、可恶的谎话和统计学。”（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统计学这种科学方法，和东洋参一样，消受不好，就大受其害。日本町人喜欢打小算盘，抓到了统计学，认为独得其秘，开始大统其计，什么都一厢情愿的统计起来。他们认为根据统计学，打中国会贏；根据统计学，打美国也会贏，殊不知毛病就出在统计上。最后吃了原子弹，证明了统计学是谎话，东洋统计学是东洋谎话，结果是，美国军人占领了日本。

　　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日本的东洋统计学家还在执迷不悟，搬弄个没完。吉田茂做首相，料理善后，为解决粮食问题，向美国要食米。日本农林部估计需要四百五十万吨才能过关，可是美军总部一算，不到六分之一——七十万吨——就能过关了。麦克阿瑟把吉田茂找来，问他日本人的统计学怎么可以这样？吉田茂手一摊、脸一笑，说日本如果统计做得好，当年也不会发动太平洋战争了！

　　东洋统计学公算太平洋战争，毛病不在算出第一仗打得贏打不贏，而在没算出打贏以后怎么样。就是说，不在能不能打下马蜂窝，而在打下以后怎么样。日本军阀和财阀的致命伤，实际在此。

　　日本人搞“东洋历史”，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可是还是只见其小，不见其大，老是错认中国。这毛病不在中国，而在日本的狗眼看人的低姿势，自己矮，把别人也看小了。

　　辽耶律德光入中原，群盗大起，烦得耶律德光说：“我不知中国人难制如此！”乃引兵北归。小日本那么多“支那通”，却不知道“中国人难制”。中国人难制，连中国人自己都制不好，哪里轮得到小日本来制？长虫吞象，真不知天高地厚。日本支那通听到中国人南蛮鴃舌，有的把日本念成“一本”（江西佬）；有的念成“二本”（湖北佬）；有的念成“四本”（宁波佬），弄糊涂了，不晓得自己是老几、是几本了，居然就想和中国“大东亚共荣圈”了，真是糊涂透顶，比中国人糊涂一倍。中国人糊涂，是脑满肠肥型，还有个谱；日本人糊涂，却是满脑肥肠型，搅成一团，惨不忍睹。非即服仁丹一万粒，不能断肠；肠不断，就无法自脑中取出，只好昏头涨脑，发展“精神动员”，日本军部发行《帝国与列国的陆军》宣传册，大喊精神动员，就正是满脑肥肠的杰作。

　　何况，东洋统计学家在公算第一仗的时候，也因为“海贼酢”（lka Su）来得太多，结果善后难以料理。日本打中国，一开始想到日俄战争模式，但日俄战争每天军费只是三百六十万，打中国每天光前线就要五百万，第一个月的开支就超过日俄战争十九个月的总和。日本预估的“三月亡华论”都不准，六个月也亡不下来。七十三届国会上，近卫首相硬着头皮说：“以后我们要准备做比以前更大的牺牲，不然的话，我们过去干的事，就变成了未来的祸因。”

　　日本人已经一只短脚插到泥里了！

　　抓兔子吗？

　　一个人一只脚插到泥里，拔不出来，至少要做到一点，就是避免另外一只再插入，避免再制造新的祸因。但是这种聪明，日本当权派绝对没有。如果有，早就不会来卢沟桥事变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已吃下东北，还没有消化掉，又要吃华北。宇垣看出这种危机，他说：“满洲建设还没完，又发生中日危机，等于同时抓两只兔子，最后一个也抓不到。”

　　但是，日本走的路，却是抓第二只兔子，并且用短脚大竞走。山本五十六以联合舰队司令地位，先警告手下不得对珍珠港偷袭有异议，然后向上面摊牌，不批准，就辞职。第三只兔子就这样抓起来，结果抓的不是兔子，而是老虎尾巴。真正“虎！虎！虎！”

　　“虎！虎！虎！”是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的代号，谁想到这个代号却一语双关，偷袭到美国老虎的屁股上。

　　别以为东洋统计学只到抓三只兔子为止，还有主张第四只的呢！那就是东条。东条担任陆军次官时候，在卢沟桥事变后两年一个月，在军人会馆在乡军人集会上，就主张为了解决“支那事变”，日本不惜对英美作战以外，再对苏联作战！

　　东条的行为不是东条个人的行为，东条的疯狂也不是东条个人的疯狂。看了《桥本日记》的人，都不难看到日本少壮军人“尾风”（tail wind）对带头的影响，日本的“平均公民”既然如此走火入魔，东条的行为与疯狂，只不过代言代表而已。日本的“尾风”与“平均公民”，有几个不赞成打中国的主意？有几个不赞成“八纮一宇”征服世界的迷梦？

　　但是，“尾风”与“平均公民”的思想是哪里来的？这又追溯到武士和町人传统，这种传统，新日综合体得有问题，害了日本。

　　日本明治维新固然接受了西化，但在骨子里，并不那样一帆风顺。传统的新日综合体开始端出一种“和魂洋才”的公式，定义就是“西学为体，日学为用”。这种公式是一种如意算盘，把西方近代文化看成一种百货公司，可以任由日本人挑“好”的，不要“坏”的，然后加上日本自己的“好”的，来个二合一，创造出一种日本新文化。

　　就这样的，日本选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丢了西方的良法美意；选了西方的帝国主义，丢了西方的民主基础；选了西方的近代学术，却加上町人本位解释，生吞活剥出东洋统计学！

　　“西学为体”可使日本平步青云；但是“日学为用”却使原子弹平步青云，第一颗原子弹炸到广岛的时候，日本防空总部接到的报告是：“投弹无数！”——最后还是统计得一塌糊涂，不知投弹只有一颗！

　　“日学为用”的东洋统计学！

　　据吉田茂总计：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完全枯竭中停止作战。这个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估计，使日本过去的许多成就，都为之殉葬。战争使日本损失了六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差不多是战前的一半。战争使日本死了两百万人，毁了二百五十万栋房子，首都出现三百万吨垃圾！更严重的是日本人心理上的打击。“因大多数日本人相信极端民族主义者所谓日本是无敌的断言，他们深信国家从事太平洋战争是正当的。由于这些信念，他们在战争中曾经做巨大的牺牲，忍受无数的艰难痛苦，结果目击他们的国家作战的理由毫无根据，并被认为是侵略者。当然很多人为之震顫，对他们来说，这些事件的转变等于精神权威和他们所信奉的一切格言全部破碎。”

　　“好的失败者”？

　　如果时光倒流，把上面这些统计数字，带到1941年11月29日的日本重臣会议上，不知东条有何感想？当天的会议，除了74岁的冈田外，没人反对打珍珠港。东条会上大骂冈田是老不死，声言日本打美国，不是乱打的，“有详细数字的根据”！好个详细数字的根据！所有的详细数字，都化成了千百万吨碎砖断瓦，变成了吉田茂的历史凭吊。

　　乍看起来，东条是祸国者，吉田茂不是，其实全不对。做奉天总领事时代的吉田茂，做田中内阁外务省次官的吉田茂，根本就是侵略的元凶，就像做满洲国实业部次长的岸信介，做东条内阁商工大臣的岸信介，根本也是侵略元凶一样。日本人不论文的武的、老的少的，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是武士町人的情结。因人而异的，只是比例的多少，而非事实的有无。

　　日本人咒骂原子弹盲目杀人不人道，说一下子使广岛伤亡十三万，灾民十七万。但日本人何不想想：他们在南京睁着眼睛“人道”的杀人，一杀就是三十万！当日本东京八十万人大游行，庆祝攻占南京的时候，《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在《紫金山下》专文中，曾有这样的报导：

　　准尉宫冈和野田曾约定做一个砍杀一百敌人的比赛。12月10日，两人在紫金山下相见，彼此手中都拿着砍缺了口的军刀。野田道：“我杀了一百零五人，你的成绩呢？”宫冈答：“我杀了一百零六人！”于是，两人同作狂笑：哈哈，宫冈先生多杀了一个！可是很不幸：就确定不了是谁先杀达到一百之数的？因此，他们两人决定这次是不分胜负，重新再赌谁先杀满一百五十名中国人：12月11日起，比赛又在进行中。

　　这种事，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哪国人干得出来？

　　再看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描述：

　　对于女人，日本兵的行动更坏，是文明世界所梦想不到的。日本兵对女人的嗜好，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一次，日本兵以三辆卡车，运妇女到兵营去，逐一强奸。我阻止他们，无效。这些妇人，由十二三岁至四五十岁。我曾目击日兵的强奸。有时候，日兵在沐浴处强奸中国的妇人。后来，我们走进去，我看见沐浴处的裸体女人在哭。

　　又一次，我同马基氏到南门东新开路第7号。发现该家十一人被杀，三人被强奸。妇人之中，两人十四岁，一人十七岁，日军于强奸后，把东西塞入阴户中。另一年轻的女子，在桌上被强奸，桌上有血。又有一家人，乘船过河。至河中，被日兵发现。日兵检查船内，发现青年女子，就在老父与丈夫面前强奸。丈夫非常愤怒，被日兵所杀，老父和女儿也同投河溺死。

　　这种事，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哪国人干得出来？

　　再看外国教授的回忆：

　　就是在安全地带，中国妇女被日本兵强奸的，每天最少有八千件之多。我的一个德国同事，任职“国际安全地带委员会”，他亲眼看见日军奸杀暴行达两万次之多。特别是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的日本兵，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杀九岁的女童及七十六岁的老祖母。而且这些奸杀事件，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进行。尤其有不少奸杀事件，竟发生在大马路上，其情其景真是衣冠禽兽。

　　这种事，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哪国人干得出来？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防当局邀请人类学家班妮迪（Ruth Fulton Benedict）研究日本，她写下《菊花与剑：日本文化型模》（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一书，认为日本人有高雅如菊花、残暴如剑两面性格。日本人残暴倒是真的，但高雅却从何说起？高雅需要大智慧，可是日本人太笨了，日本人老是全国上下一心，勤勤恳恳，大家努力做笨事。吃原子弹以前，他们耀武扬威不识大体，笨事主题是“军事侵略”；吃原子弹以后，他们灰头土脸的爬起来，笨事主题改成“经济侵略”，还是不识大体，不顾国际贸易的平衡，老占别的国家的便宜，使人积恨。

　　去年11月，《每日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古森义久，报导访问美国前驻日公使耶玛逊的谈话说：1978年的日本，跟1930年的日本，情形最像，日本在走危险的老路。

　　日本人怎能不走危险的老路？日本人伺候好美国大兵，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好的失败者”（Good Loser），其实好的失败者在能从失败中得到目光远大的教训，而不是另一套方式的卷土胡来。日本人从不是一个“好的胜利者”，所以，他也很难是一个好的失败者。

　　日本人不是好的失败者。这种现象，在东京大审时候一览无余。在日本投降那天，东条写信给他的私人秘书赤松贞雄，坚决表示：“美军必然会以‘战犯’之罪抓我，到时候我就以‘日本模式’对付。……我不愿以日本人身分站在敌人法庭受审。”

　　东条是武士世家，他要“日本模式”对付老美，除了“切腹”，还有什么呢？还等什么呢？

　　但他在等，等到1945年9月11日下午4点，等到美国宪兵到了他家门口，他才举枪自杀——没有“日本模式”、没有“切腹”的自杀。

　　消息传了出去，有人大骂：“猪！”

　　更猪的还在后头呢！东条自杀居然没死，给救活了，给送到“敌人的法庭”，当了被告了！

　　三年以后的12月23日凌晨，东条被戴上黑色头罩，吊死在绞架。日本人捡到他和六个同死战犯的部分骨灰，埋在名古屋郊外山顶，题名“殉国七士墓”。

　　二十年后，日本“又是一条好汉”，又还魂了。日本的脖子接受了失败，日本的脑袋却没接受，日本的经济侵略照旧“那新那鲁”（National），日本的“日学为用”仍然八个牙露。菊花还是菊花、剑还是剑。艺妓脸上还是白粉，日本人还是强盗。

　　在南京被日本人砍杀奸杀的千千万万中国骷髅，他们在落日光中、在雨花台下、在“以德报怨”的声里，他们死而有知，将作何思？将作何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如能秋坟鬼唱，片语问苍天，那第一句一定是：“这样的芳邻！这样的日本！这样笨，还要做强盗！”

　　八个牙露！

　　1979年6月28日

　　《中国时报》1979年7月6日

不自由的自由（wjm_tcy）制作！

《蒋廷黻选集》序

非国民党蒋廷黻（1894-1965）死在今年十月九号，死在纽约。他的死可说是死得寂寞透顶。对这样一个刚从政坛上下台不过五个月的“功臣”的去世，台北方面反应如此冷淡，正可看出目前政风人情是个什么样子！蒋廷黻以他的特立独行，涉身政治，最后不为“政界中人”所喜，而以“冷漠”对付他，这本不足为奇。相反的，也正好用来说明他的不苟同流俗，而与流俗人我两弃，“相忘于江湖”。结局如此，少几头哭老鼠的猫，岂不也落得清静？蒋廷黻能把他政治上的“人缘”搞得如此冷漠，如今回看起来，也正是他的成功处。

政风人情上反应的冷漠，我们不去管它。值得重视的，还是蒋廷黻出身的学术界、思想界。我们不妨看看，台北的所谓、“学术界、思想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在蒋廷黻死后四十多天，大概台北的所谓“学术界、思想界”，慢慢觉得这个地区的冷漠反应太离奇了、太不像话了。所以不得不勉强钻出来，做一点点形式上的追思表示。于是“中央研究院”、“国立清华大学”、“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南开大学校友会”四个冷衙门，“联合主办”，在报上登出“蒋廷黻博士追悼会公告”，宣布在十一月十九号的早上，“开会追悼不举行公祭”!

在十一月十九号这天早上，在蒋廷黻的追悼会上，又“冠盖云集”了、又“白首一堂”了。其中要人们纷纷发表演说，宣扬“我与廷黻”，自不足惊异。要人们中最有“意味”的是“蒙混舞弊，不尽职守”而被撤职的前总统府秘书长、今中央研究院院长国民党王世杰，他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廷黻先生是一个斗士，也是一个学人。历年来他在联大所发表的言论，不仅充满了正气，而且充满了精辟的见解。这是普通外交官的“外交词令”所缺乏的。所以他的言论，常常得到联大多数人的重视，并且得到中外报纸的一致重视。美国大报如纽约时报等，也往往将他长达数千字的讲词，全文刊出。十数年来，他在联大的言论，是他个人历史中的重要史料，也是自由中国的重要史料，并且是联大的重要史料。我十分盼望我们的政府或学术界，将他在联大十六年的言论，及早汇齐刊印，以飨国人。（《悼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第七卷第六期，五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台北出版）

王世杰这个善做“外交词令”的“巧宦”，这个签订祸国的所谓《中苏友好条约》的假“学人”，在做这段演说的时候，他忘了就在两三个小时前，在台北《中央日报》上，早已登出文星书店《蒋廷黻选集》的巨幅广告了，他不必再“十分盼望”“我们的政府或学术界”来刊印蒋廷黻的遗著了，这种刊印的工作，早就被“一书贾耳”的私人书店，用最快的速度做出来了！贪污分子王世杰对刊印蒋廷黻遗著的“十分盼望”，比照起他过去的谎话来，也完完全全是在两片嘴皮上瞎说。试以胡适的遗著为例，王世杰在胡适去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就曾散发了一张叫做“胡适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的“王世杰报告”，其中说：

关于怎样纪念胡先生，我们需要好好的规划，特别希望能够将胡先生的一切写作、演说，乃至片纸只字，尽量的搜集起来，由适当的人加以整理、编辑，以利流传与发扬。

关于整理胡先生的遗著，中央研究院已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先行搜集资料，随即要规定进度，分类去整理。

现在呢，眼看胡适去世四周年的日子就要到来了，“胡先生的一切写作、演说，乃至片纸只字”，究竟被所谓“适当的人”“流传与发扬”了多少了呢？所谓“适当的人”也好、“一个委员会”也罢、“胡适纪念馆”也成，在将近四年来，我们一点也没看到王世杰跟他卵翼下的人儿，拿一点具体的成绩出来过。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浪费大量的公帑与资料，整天拿纳税人的钱，饱暖衣食之余，不在研究院内做本位的工作，反倒抛头露面，在外面到处栽诬养他们的纳税人。王世杰之流这种下流的行径，无一不表示了他们的卑鄙与无能，更表示了他们的言行完全不一致，说话完全不算话。以这样素行不堪的人，跑来纪念蒋廷黻，空言刊印蒋廷黻的著作，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王世杰说“十分盼望我们的政府或学术界”云云，试问他可知道：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是一个什么样机构吗？这种刊印学人遗著的工作，不能被“政府或学术界”式的“中央研究院”做出来的，反倒被“一书贾耳”的台北文星书店做出来，这不是丢“政府或学术界”的人吗？尸位素餐的王世杰之流，还好意思若非己事地说“十分盼望”别人吗？他们所该“十分盼望”的对象、所该谴责的对象，正是他们丑陋的自己啊！可怜的蒋廷黻在死后，竟被王世杰之流来猫哭老鼠，真是死不瞑目的事！王世杰之流不是别人，正正就是蒋廷黻生平最讨厌的“误国人才”。这部《蒋廷黻选集》中的《教育的合理化》一篇（页321-323），就是蒋廷黻指姓骂王世杰的。蒋廷黻骂“现在的教育部长大概是个书生”，“教育部长是摧残教育，是怀抱阴谋”，“殷鉴不远！这是中国的旧套。王部长先生何不一思？何况编遣教育非裁军裁官可比？教育是神圣的，那能侵犯？”等话，都是指斥王世杰无耻嘴脸的最明白的话。以这样无耻的人，如今竟跑出来，主持蒋廷黻的所谓追悼仪式，它的不能使蒋廷黻瞑目而死，不是很显然吗？

蒋廷黻对王世杰之流的鄙视，不单是“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当然更包括“外交部长”的王世杰。王世杰最祸国的罪证，当然是他签订所谓《中苏友好条约》。关于所谓《中苏友好条约》，这部选集中曾收有《三年控苏的奋斗》一文，里头有这样的评论：

关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和换文，我一认真研究，就感觉诧异。这个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页889）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页890-891）

王世杰在民国三十四年拆下的这个滥污，害得蒋廷黻在民国三十八年替他擦屁股，绞尽脑筋去进行控苏案，真是令人气恼的事。这就恰像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崇厚跟俄国人订的误国条约一样，害得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由曾纪泽替他擦屁股。中国人真倒霉，在对付老毛子的问题上，老是碰到庸吏误国，并且王世杰这一次，又不知比崇厚要混账多少！就误国观点上而言，北方人到底比不上湖北人也！

在所谓蒋廷黻的追悼会上，另一个湖北人，也是一个贪污分子，也以“我与廷黻”的姿态，开始发言了。他，就是“占着毛坑不拉屎”的“学阀”李济。李济的讲话，据第二天的《征信新闻报》，记录如下：

〔本报讯〕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济昨天在蒋廷黻追悼会中说话时透露，今年二月间他在美国住在蒋廷黻家里，有一次跟蒋廷黻聊天时，他曾问蒋廷黻：“你觉得创造历史好，还是写历史好？”意思是：“做创造历史的人快乐，还是做写历史的人快乐？”

李济说，当时蒋廷黻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向他反问了一句：“你觉得现在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李济说，他跟蒋廷黻那次的谈话很简单，来回两句话以后，就没有再谈论下去。

关于俨然以蒋廷黻的知心人的身分，所做的这种谈话，吴相湘在《蒋廷黻的志业》一文（《传记文学》第七卷第六期，五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台北出版）里，曾予以抨击。吴相湘说：

李济之与蒋廷黻友谊非常深厚，但两人的志趣不同：李的兴趣在“先史时代”，就是说他的注意力至少是在四千年以前，在面对古人；蒋的兴趣则在今日，在面对现实，时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自然无法知“心”了。

吴相湘这种评论，是很正确的，以李济的狭窄与小气派，他哪里能够了解蒋廷黻！

从上面所举的王世杰的例子和李济的例子，我们不难了解：老一代中，不论是政界渣滓也好、学界沉淀也罢，他们统统不能了解真正的蒋廷黻，他们也统统不能为死去的蒋廷黻做些什么、流传些什么。所以，在这种气氛底下，这部“蒋廷黻选集”的出版，就更有了积极的意义。

在蒋廷黻生前，我曾写过一篇《蒋廷黻和他走的路》，发表在民国五十二年十月一号的台北《文星》杂志第七十二期，后来稍加订正，收在我的《教育与脸谱》一书里。我在那期《文星》的“编辑室报告”中，曾写下这样的话：

蒋廷黻先生是二十年代学者中，最光彩照人的一位。他从1935年开始从政，虽然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失”，但在政治事业上却有所“得”，得失之间，是很难估量的。但不论他治学或从政，他是我们这个时代里头最睿智、最有个性的一位知识分子，我们叹息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已快凋零净尽，所以更觉得他是“鲁殿”中的“灵光”。这期我们用他来做封面人物，并请他的朋友台大历史系主任刘寿民（崇鋐）先生执笔写一篇。另外也请蒋匀田先生写一篇《外交与远识》，更可加深我们对蒋廷黻先生的了解。

这段话，可说是我当时写《蒋廷黻和他走的路》的基本心情。这种心情，使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了以下的主要项目：

原料与学问（论述蒋廷黻“西洋人的性格与气质”和他对史学的贡献）

政论的开始（论述蒋廷黻的①“反共论”）

理智的爱国论（论述蒋廷黻的②“理智的爱国论”、③“建设论”）

民治与独裁（论述蒋廷黻的④“独裁论（新式的独裁）”）

学人从政（论述蒋廷黻的⑤“讲求实际的人生观”）

我在这主要的五个论述点以后，结尾说：

基于蒋廷黻自己的立论，我们可以说，蒋廷黻是中国学人从政的一个榜样——一个“清高”的、“光荣”的、“最后一个机会”的、“有很大贡献”的一个标准样品。在轗轲颠沛的中国官场上，多少从政的学人都愁眉不展了，蒋廷黻在此必然是个例外，也应该是个例外。唯有他的例外，才能延续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我们这些人虽不做官，但也不希望中国传统上这一脉香火在他身上“及身而绝”，因为仓库里尽管没货色，橱窗里却不可没样品。中国的读书人，请来看看这件样品。

我这篇《蒋廷黻和他走的路》，可说是蒋廷黻一辈子中，论述他的一篇最实在的文字。这篇文字中所依据的“蒋廷黻自己的立论”，现在由于这部选集的出版，可以帮助读者有查考的方便，更有助于我的说明。

现在我为这部选集写序，我的心情，已因蒋廷黻的去世和遗著的出版，而稍有不同。我想就我在《蒋廷黻和他走的路》所论述的主要项目以外，另提出几个新项目，来扩大蒋廷黻的几面光彩。读者根据我这几个新项目，来覆按这部选集中的文字，也许更有会心的收获。

中国知识阶级

在蒋廷黻一生的文字中，有许多篇都讨论到中国知识阶级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构成了蒋廷黻言行一致的尺度，我们不可不注意。蒋廷黻在《知识阶级与政治》（页299-306）中，曾对知识阶级下过这样的定义：

我这里所讲的知识阶级是指专靠知识生活的人，那就是说，指一般以求知或传知为职业者。这个阶级包括教育界及舆论界。此外政界及法律界与知识阶级最近，且最容易混合。工商医界距离较远，但其中人常有人著书立论，以求影响一时的思潮；这类的人当然也是算为知识阶级的。

他接着指出“我们这个阶级的自身是绝不健全的”：

我们知识阶级的人应该努力做现代人、造现代人，现代人相信知识、计划、组织。现代人以公益为私益。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现代人以体格与精神是整个而不能分的。中国近几十年来，女子的近代化的进步较速于男子的近代化。男子，青年的男子，还有许多头不能抬、背不能直、手不能动、腿不能跑：从体格上说，他们不配称现代人。从知识上说，我们——男女都在内——还是偏靠书本，不靠实事实物。许多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知识的，什么不是知识；关于什么问题，我们配发言论，关于什么事体，我们不配发言论。未曾学医的人，忽然大谈起药性来。未曾到过西北去的人，居然拟开发西北的具体计划。平素绝不注意国际关系的，大胆的要求政府宣战。一年级的学生能够告诉校长大学应该怎么办。从未进过工厂的人大谈起劳资问题来。不知一六五〇年是在十七世纪的人硬要说历史是唯物的。现代人的知识或者不比中古的人多，但真正的现代人知道什么是他所知道而可发言的，什么是他所不知道而不应该发言的。以上所举的例子足够表示我们离现代化的远。换句话说，我们这个阶级自身是绝不健全的。

在另一篇文字里——《对大学新生贡献几点意见》（页401-408），蒋廷黻不但认为这个阶级自身绝不健全，并且索性指出，它是“破产”的：

这个第二种病，依我看来，是士大夫阶级的破产、知识的破产、道德的破产、体格的破产。最后一种的破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旧日的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一天到晚在那里吐痰抓痒。无这些病态者尚要装有，好像不病不弱就不能算文人。道德的破产比较隐微，但尚用不着显微镜。中国旧日士大夫的道德毛病不在其标准不高。我所读过的士大夫的言论都是极高尚的。不过他们立言是在纸上，好像建筑工程师的图样。图样虽好，倘建筑不照图样，那不是空费事？士大夫的平面言论和具体行为是两不相关的。倘是有一个人要不分大小，事事都照孔孟程朱的教训做，世人都会说他是个“迂儒”。

旧日士大夫的知识和求知的方法也有偏重纸面的毛病。我们素来求知的方法是读书，现在变为听讲。……此类的事实太多了。总而言之，因为我们袭用传统的求知方法：我们知道书本，不知道事实。发表出来，都是些洋洋的八股文章：逞意气，玩弄之乎也者来抹杀事实。

对这种中国知识阶级不重“事实”的毛病，在《帝国主义与常识》（页414-421）文里一开头，蒋廷黻也论到了：

我们中国的文人——知识阶级——素重文字而轻事实，多特识而少常识。所以我们好讲主义，易受主义宣传的麻醉。

由于不重“事实”，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对真正小百姓的民生实况，并不了解，他们只是在象牙塔里或研究院里或大学研究室里自我陶醉而已，完全不知人间疾苦为何物。蒋廷黻在《<中国之农业与工业>序》（页643-644）里就批评说：

我国旧日的士大夫阶级，虽多来自民间，仍不大知道民生的实况。此中的缘故很值得我们的注意。第一、士大夫并不足以代表平民。他们大多数是地主阶级。他们自己并不劳力。顶穷苦的尚是小地主、私塾教师及衙门书吏，即系西洋人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第二、中国旧日士大夫所学的全是文字章句一类的东西，小百姓们的工作，无论是种植或是工艺，是他们所不屑过问的。他们就不把实事实物作为知识的对象。他们所写的食货志及方志尽是些官样文章，其中偶有的知识和贡献大都是零碎的。

此外，中国知识阶级还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第一章“剿夷与抚夷”里，曾说：

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责，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人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致书友人。……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在所谓“清议”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失掉了自我牺牲的勇气，“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所谓‘清望’）去与时人奋斗”，太爱惜自己的所谓“羽毛”，结果呢，中国知识分子对小百姓，只是变成了单纯的食之者，而没有丝毫的贡献，这是最可耻的现象。在民国三十三年的十二月十七号的重庆《大公报》上，蒋廷黻曾发表了一篇《观美国并回观祖国③》”的文字，其中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段，最为精采：

我们常说，士为四民之首。将来我希望有人研究士的阶级史。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专题，我的印象是：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我国至少从宋朝一直到清咸丰年间，在生产上及在知识上没有进步。缘故是因为在我们这里为首的阶级不事生产，不理生产事业，完全与生产界脱离了关系，甚至于鄙视生产者和生产事业。他们的知识对象不是实事实物，而是文字。他们靠文字知识来做官，靠做官来发财。做官发财是做贼。以贼为首的社会自然要每下愈况的。

具有上面这一些言论色彩的人，当然他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实事、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生产、是事业、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国家的力量

新一代中国知识阶级，在蒋廷黻眼中，乃是必须具有上述警觉以后，才能发挥作用，有益于国家的。谈到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蒋廷黻曾有一段自述，很可做为参考。据《政治导论》第一卷第六期（四十八年五月一日台北出版）《请看蒋廷黻是怎样讲的——湖南明德学校校友会年会席上蒋廷黻博士谈话纪要》中的纪录，蒋廷黻曾说过这么一段：

我进明德小学，那是光绪三十年（即民国纪元前八年）的事。我还能记得，在明德的两年中，我一直没有看见过我们的校长胡先生。当时，校长终年奔波在外，不在上海，就在北平，他的工作是募款，学校由教务长廖先生主持。

我记得我们晚上进宿舍要排队，教务长便藉这机会向我们宣读校长自上海或北平写来的信，我当时便深受感动。虽然我的年纪太小，信上的话也听不全懂，但我却渐渐知道，必须爱国和对国家负责任。因为我只是来自宝庆乡下的一个小孩子，对国家原本毫无认识，现在忽然听了这些话，便不自觉地感到我原来还有了不得的责任，我对国家有了初步认识，便是以这个时候开始。到后来，我之所以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国家，应该种因于此。

有了这种深远的“爱国和对国家负责任”的心境，蒋廷黻投身于学术与政治，他的色彩，是很自然的从民族主义出发的，这由他在1928年翻译海斯（Carlton J. H. Hayes）的《族国主义论丛》（Essays on Nationalism）一书可以看出来；但是他在1935年写《民族主义不够》（九月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时的观点，却更值得我们的重视。在这篇文字里，蒋廷黻提出“近代的外国人怎样巩固他们政权的基础及发挥国家的力量”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蒋廷黻一直是持续着的。例如民国二十七年，他写《论国力的元素》（页645-652），就提出：

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假使某种最大的国粹阻碍我们国力的发展，我们也应该火速割爱，把那种国粹抛弃毁灭。我们希望我们心目中的“新经济”就是国力学。

提及“力”，国人免不了联想起“暴力”，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久已视文弱为自然，甚至于为高尚。为避免这些先生们的误会，我先声明：国力不等于暴力，然而暴力是不可鄙视的，而且也是国力的元素之一。

……我们要承认弱是可耻的。无论国家的软弱无能或是私人的软弱无能，都是天下最可耻的事情。诗词、书法、风雅、理学、汉学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唯独国力不可不追求。我们要承认力本身是宝贵的、高尚的。我们要看清国力包括暴力、野蛮力、战斗力。这种认识是提高国力的基础。

同一年，在《青年的力量》（页652-657）里，蒋廷黻也同样提到国力的重要。他说：

经过一年半的抗战，我们应该彻底的觉悟当前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国家的力量。有力的国家才能生存，无力的国家必遭淘汰。这是国际竞争的铁律，无法逃避的。所以国力问题，是当前一个绝对重要的问题。

国力是什么？国力就是一般人民的体力、智力、道德力、生产力、组织力集合而成的。一般人民之中又要以青年的力量为其主力。倘若一个国家的青年是软弱无力的，那个国家是无希望的；反过来说，假使一个国家有有力的青年，那个国家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这种国家力量的观念，在十五年后，被他表现得更具体、更完整。民国四十二年，他以“国家的力量”（页975-982）为题，发表演说，就指出国家的力量的多元性。其中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指出“文艺也是国家力量一种重要因素”，这种见解都是很不凡的：

法国今天国际地位得力于法国的艺术创作不少。波兰民族精神保存以至亡国后一百五十年而复兴，不能不部分归功于肖邦（Chopin）的音乐。瑞典、挪威，因代代有伟大文学家出现，在西洋精神生活上总居先进地位，这两国的武力与经济力不能算为头等，在国际间却能得到各国钦佩。所以在近代外交中，文化水准是重要工具。我在纽约常看见某一国的画展和某一个大文人到了纽约，不但联合国各代表，就在一般纽约居民，对这一国的尊敬，自然就提高了。我们曾经出过伟大文学家及伟大的画家，我相信我们中华民国有文艺天才，问题在我们是否能诱导青年兴趣到文艺方面去？是否能对文艺有兴趣的青年给他们相当机会与鼓励？我们社会今天是否尊重文艺作家？我们风气是否适合大作品的出现？要鼓励及提高一国民族精神力量，其工具莫过于文学或艺术，我们现在处境是我们几千年来最大危机，我们当然要军力、经济力、政治力，同时我们也需要很伟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能不求诸我们的文艺家。

这种对文艺力量的肯定，正是唯有具有这种类似力量的知识分子，才能肯定出来的。

打倒贱商观念

在中国的农业社会里，传统中的观念是轻视商人，认为从事工商牟利的人，低人一等。这种错误的观念，在蒋廷黻的一生中，曾经做了不少纠正的言论。我们试看他说的：

士大夫耻言利。这是我们的传统。历代的圣贤讲究立功立德立言，却没有半句话讲发财的。（《漫谈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页670）

中国传统上向来尊敬学者，而从来不重视商人，我们认为从事工商牟利者，毕竟次一等，欧洲中古世纪也曾有此看法。但是自十六世纪以后，西方人民已经进步到能够打破这种成见，我们则还不能完全放弃这种成见；事实上我们这种成见，深到几乎成为我们天性的一部分。多年以前，听说有一个读理科的朋友做了热河省一个煤矿公司经理，我心里很替他可惜，另外一个柏克大学同学，回到上海从事砖瓦生意，和一个哥伦比亚大学同学打算在上海设立广告社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本人虽受过美国教育十年，这种成见依然存在，我想象有我这种成见的人一定不少。我举这些例子，不过说明我们中国人对商业或商人是如何的具有偏见。这种成见在美国根本不存在，出身良好家庭又受过良好大学教育的青年，认为从商同从政或从事学术生活一样的高贵。耶鲁、普林士顿、哈佛及哥伦比亚等大学毕业生，认为商业一行不但待遇好，而且可以提供其他事业所没有的兴趣、发展和成就，美国人对商业的看法，半为赚钱、半为情趣，所以大公司的经理，常常情愿招收普通科的大学毕业生，而不限于商业专门的人才。我们实在应该开始尊重商人，我们要知道做生意能成功，也是要头等的脑筋和胆识，我们应该把贫穷看作国耻，同时了解要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商人在这件事上能够贡献之处甚多，中国受学者与政府官吏统治了数千年，贫穷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不妨让商人来试试吧！（《美国的财富》，页1062-1063）

此外，在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的重庆《大公报》上，也登过一篇蒋廷黻的《观美国并回观祖国①》，其中也有关于论述商业与商人的话，我把它们抄出来：

美国人在二十年前总以为只有靠工商界巨头从政然后政治始有希望。我们的传统讲究读书做官，他们的传统讲究做生意发财。他们以做生意为出身正途，做生意发财的是他们的缙绅。上次参战的时候，美国工商巨头有得一年一元而献身政界者，一般人民传为美谈。罗斯福总统在推行新政之初，用了不少的学者。美国人今天的评论以为罗总统那个试验是成败参半的。这次参战后，美国政府吸收了不少的学者，同时也引进了不少的商人。我在美国比较与学人从政者接近。他们对我说，商人只会逐案办理，不会通盘筹划。这种批评是否客观，我就无从判断了。

像这种公然以史家的身分，鼓吹商业和商人地位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蒋廷黻可说是不鄙视商人的司马迁后第一人。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人最不能抬头的时代，那时候的商人，不准穿漂亮衣服、不准身挂武器、不准乘车骑马、不准子孙做官、不准合法待遇，甚至不准买田地。统治者们妄想“重农抑商”的政策，可以达到“商怯则欲农”的效果，其实他们是白费心思的。鼌错早就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事实，并且指陈“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的现象，这种事实和现象，都是因为中国传统上不了解真正“通货积财”原理的缘故，以致乱用抑制的政策，乱投鄙视的眼光。但这些政策与眼光，并不能阻止“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所以当社会慢慢前进的时候，商人的势力也就逐渐抬头。虽然在理论上，“商贾之行”还是常常被穷文人们臭骂。

蒋廷黻因为是不知什么“清议”为何物的人，所以他能够看清事实，公然为商人辩护，在这一点上，也正说明了他具有“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

以这样一个热心鼓吹商人地位的人，他自己的“商业技术”却似乎是可怜的。宋子文曾骂他不会做生意，这一点，也许是真的（参看陈务铭：《蒋廷黻的湖南腔》，《新闻天地》第六卷第二十四期，三十九六月二十日香港出版）。

自由主义的凝固

蒋廷黻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关于自由主义的认识，和对组织中国自由党的兴致。

对自由主义，我认为蒋廷黻对它的了解是缓进的、逐渐的，最后凝固的。并不像胡适那样对它有始终的惓恋。正因为蒋廷黻对自由主义缺乏一贯性，所以在三十年代，蒋廷黻曾醉心于新式的独裁论，而与他的老朋友胡适大唱对台，这种纪录，我认为是当时蒋廷黻并不深切对自由主义具有信仰的缘故。三十年代上半叶，论争的主题是民治与独裁，于自由主义理论与实际方面的探讨，还不算是主题，所以观察蒋廷黻对自由主义的具体看法，还要等到四十年代。

在四十年代的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四号，蒋廷黻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他的《观美国并回观祖国②》一篇重要文字。从这篇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由主义的具体看法，所以我多引几段：

美国今天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五六十年，自由主义成了人类的共同趋势，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时期的正统。大概的说，彼时的自由主义包括两种要素：一、政权是人民授予的，不是神授的。执政者应该由人民推选，政策应该依照民意决定。二、人有人权，非政府或执政者所能任意剥夺的。人权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及生命财产的法律保障。那个阶段的民主政治就是以自由主义为其理论的基础。

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发源于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在十九世纪西欧的英国、中欧的德国、奥国、意大利先后采用，至少部分的采用。二十世纪初年，自日俄战争以后，帝俄亦开步沿自由主义的路线走。日本自明治维新一直到九一八时期的民政党内阁，也走自由主义的路。民国元年我们的宪法是自由主义的宪法。

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是自由主义危困的时代。这个时代新起的主义几全是反自由主义的。

在这个时代，美国思想界也有不少的人，连自由主义者在内，怀疑自由主义。我还记得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阅读名教授比尔得（Beard）讨论美国宪法和杰斐逊（Jefferson）思想的著作。比尔得先生根据充实的史料，得了一个结论，说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所讲的民权和人权都是假的或空的，其实美国立国初期的政治设施都是为维护资产，尤其是地产。比尔得教授本人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发表的言论，可说是自由主义的自我批评。在两战之间的那一阶段，这种自我检讨之风曾盛极一时。有些注意民意如何被少数政客、党棍子、出版界大王操纵，致民主政治的机构反被反民主者所利用。（敖按：！）有些注意政治的自由平等如何掩饰，甚至促进经济的不平等和不自由。我的留学时代正是自由主义的自我批评最盛的时代，我那时最爱读的刊物就是这派的代表刊物，如纽约的《民族》及《新共和国》两种杂志。因此我对自由主义自始不抱盲目的崇拜态度。我以为为中国人民谋自由还不是单靠颁布宪法、开议会、办选举所能达到目的的。“训政”及“民生”两个观念，可以避免许多自由主义的流弊。虽然，三民主义不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三民主义的范围较广，包括自由主义在内。

美国人虽然相信自由主义，却是也有不少的美国人不以自由主义为万灵法宝。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国人都能认识清楚。在经济大恐慌时代，在美国提倡法西斯主义的团体并不少，有些公开的提倡、有些秘密的提倡，有些想唯独法西斯主义能巩固国防、有些想唯独法西斯主义能预防社会革命，有些是美国土产、有些是德国输出的。简单的说：在两战之间，一部分的美国人对于自由主义的信念不免动摇。

现在呢？现在美国人重新发现其祖先所遗留的自由主义是其立国的至宝。现在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国人无条件的拥护自由主义，其余那百分之五对传统的自由主义虽心非而不敢不口是。

为什么美国今天又完全回到自由主义呢？我想此中有好几个缘故。

第一、美国人今天感觉自由主义能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他们相信自由人自动的协助政府，胜过被统治的人被动的服从政府。他们以为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得的胜利，是自由主义的胜利。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逻辑，当然是哲学家所不能承认的。不过人类的天性是以成败论英雄的。经过此次大战，无疑的，全世界多数人士将信自由主义优于任何派的全能主义。

第二、现在美国人认识清楚了在全能主义政府下人民生活的实况。欧洲各国的政治犯在这二十年内逃到美国者甚多。他们发表了不少的报告。美国人现在想：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

第三、现在美国人知道为达到经济自由，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废除政治自由。英国人在十七世纪，美国人、法国人在十八世纪，其他各国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年都为政治自由奋斗过。唯独到上次大战以后，才有人出来说，为人类谋幸福，我们应首先废除政治自由。这种论调曾轰动一时。现在美国人的历史观变了。他们觉得人类的进步是一代一代的积累起来的。一代有一代的贡献和成绩，一代也有一代的欠缺。譬如筑墙：我们可以在前人的工作上加层，不可以把前人的成绩都毁了。我们可以在政治自由上加经济自由，不可以废政治自由以求经济自由，否则前功尽弃，我们又要回到中古了。

蒋廷黻笔下这种美国人的转变——从对自由主义动摇到再信仰的转变——，依我看来，也正可说是他个人转变的缩影。读了蒋廷黻这些文字的人，再回看他在三十年代论专制的文字，如《革命与专制》（页447-452）、如《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页453-460），就不难看出蒋廷黻转变的痕迹。例如在《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一文里，蒋廷黻就有这样的话：

……引起辩论的是过渡方法的问题。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须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军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如现在这样；又只要民众乐为军人所使用，又如现在这样，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何况中国新知识阶级对于这种古典的代表制度绝无信仰呢？

看了民国二十二年这段话，再想想蒋廷黻民国三十三年的言论，我们便很容易得到印象：蒋廷黻对自由主义的信仰是逐渐凝固了！

在我上面引述的《观美国并回观祖国②》里，最后一段提到了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问题。在这方面的言论，蒋廷黻的表现也是分歧的、渐进的。并且他对政治自由的认识，远胜于他对经济自由的认识。

蒋廷黻对经济自由认识的迟缓，从他在民国三十六年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页661-667）一文里，可以得到真相。蒋廷黻说：

自由主义原是十八世纪开明运动的产物，其诞生、长育及成熟，经过长期的与封建势力对敌的奋斗，及无数次的流血革命。历十八十九两世纪，各民族的英雄几全是自由主义的提倡者。到了本世纪的初年，虽然有偏左和偏右的反对者，全世界多数人认定自由主义是文化的正宗。不仅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崇奉自由主义为天经地义，就是中欧的义奥德也循自由主义的路线向前进。未曾受过文艺复兴及宗教革命洗礼的俄国，居然于日俄战争后召开国会，颁布宪法。同时顽固的、号称欧亚病夫的土耳其，在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之下，兴高采烈的接收西洋文化，其主要成分就是自由主义。文化自成系统，而且离自由主义的地域及环境极远的中国和日本，也在二十世纪初年，或筹备立宪、或已立宪，而图扩大人民自由与参政的范围。在世界各国里，政争还是有的，而且很激烈的，不过大多数认为自由主义是正途，所争者是循这个路线的急进与缓进。

他在列举极左和极右派全能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攻击以后，接着说：

全能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不是完全凭空捏造。西洋近代史充分证明政治的自由绝对不会自然的、不费力的变为经济自由。一个民族可以享受政治的自由，而同时遭遇经济的压迫。就是在自由主义发动最早、成绩最优的英美，民众把握了政治自由以后，还须继续不断的奋斗，始能取得几成的经济自由。

蒋廷黻这段话的最大错误，乃在于他认为“一个民族可以享受政治的自由，而同时遭遇经济的压迫”，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论调。因为一个民族遭遇统治者“经济的压迫”的时候，根本“政治的自由”也就完全不复存在。中国俗话说“一钱难倒英雄汉”，西方的俗话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站不直”，这些都是指出经济上的压迫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人格和自由意志。关于这方面的立论，海耶克（F. A. V. Hayek）的说法已是当前最明确的说法，这种说法，已为智慧成熟的人所公认，这里不再多说。

总之，蒋廷黻对经济自由的认识是错误的，尤其对经济自由施之于政治自由的强大影响，有很大的误认。蒋廷黻在《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中说:

自由主义的消极解释，今天尚在英美社会中作怪。现在最普遍的反对论调，就是国营事业不及私营事业效率之高。根据这个论调，资本家把国家的富源霸占，把经济的枢纽窃据，使民众依民主政治所得的权利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国人不察，也有坠入这种论调的陷阱中者，殊不知私营事业之浪费及失败在在皆是。何况国营方法的改善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是很错误很错误的论调，有这种论调的人，他们才会专门表演“集体”“统制”“官办”“党营”“公卖”“国有”等等把戏。把戏愈热闹，老百姓愈穷：穷到肚皮跟统治者的控制力成为直线的时候，一切的所谓“政治的自由”，就全都谈不上了！

“中国自由党”的梦

蒋廷黻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虽然不如胡适“源远”，但却比胡适“流长”。这一点，他显得比胡适有冲力。当他一旦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开始凝固的时候，“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立刻便在他的身上发酵，他立刻就想把对自由主义的信念，表现在更具体的形式之上。

这个具体的形式，就是他所梦想的“中国自由党”。关于“中国自由党”，毛子水在《记廷黻先生二三事》（《传记文学》第七卷第六期，五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台北出版）里有一段记述。毛子水说：

在民国三十八年时，廷黻先生确曾希望我们国家里有一个比较有作为的新政党。在笔者当时所了解的，廷黻先生所希望的，乃是在国内现有的政党以外，能够有一个有现代作风的新政党出现，以合法的方法，促进国家民主政治的巩固。后来许多同情这件事情的人，都以为大路上共匪不消灭，一个比较理想的新政党似难成立。廷黻先生明了这种情形以后，亦便放弃对于新政党的希望了。但他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则一直到了他的生命最后一天似没有稍减。他这种尽瘁国事的气度，他有几位朋友都说是激于蒋总统的知遇而有的。

“中国自由党”的党纲，曾在《中国自由》第二卷第一、二期（三十九年一月一日、十六日台北出版）中连载过，很可看出蒋廷黻对这个新党的构思概要。《中国自由》的编者基于“月前蒋廷黻氏在美国招待记者，宣布组织中国自由党”的事实，才公布了这个《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我认为这个草案，内容颇不八股，所以把它转抄在下面：

前言

中国目前遭遇的危机是我们悠久历史上所未有的。如果共产党的统治不被遏止推翻，中国便将丧失了国家的独立；中国人民便将受极权政治的统制，丧失了一切的自由，永远度着非人的奴隶生活。共产主义的经济思想及政策是幻想的、谬误的。它的实行必将使中国人民更贫穷、更饥饿。

我们因为想要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奴隶苦恼的生活里挽救出来，所以我们提议组织中国自由党，来号召全国同胞，团结一切爱国家爱自由的人士，大家努力，担负起国家解放与复兴的大责任。

一、宗旨及目标

中国自由党的基本宗旨及目标如下：

（一）、保存中国国家的独立——

（甲）我们主张集中意志力量于中国国家独立的保持。

（乙）我们主张与各友邦维持和平友善的关系，并尽其所能贡献于联合国伟大目标的完成。

（丙）我们绝不许中国成为任何外国的卫星国，或殖民地或次殖民地。

（二）、发展民主政府，保障个人自由——

（甲）自由人民的自由意志应为中国政府一切权力的源泉。

（乙）政府应维护保障思想信仰的自由，和发表思想信仰的自由，并应承认个人或团体都有权用和平方式对政府表示异议或反对。

（丙）我们反对一党专政。

（丁）政府应实行法治，在法律之下，一切国民，不论性别阶级种族或宗教的区别，均应享同等权利，尽同等义务。

（三）、努力提高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

（甲）我们主张实行土地改革，国家应协助佃农购置土地，成为自耕农。

（乙）我们深信一切公营或私营的工业、矿业及交通业，都应该把劳工的福利与安全保障列作业务的一个重要方针。

（丙）我们认为各级政府在法律规定范围以内，得举办企业，在此规定范围之外，政府应鼓励私营事业并予以保护。

（丁）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认定全国资源的开发应该是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少数垄断资本家的私利。

（戊）我们认为提高中国人民经济生活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发展工业农业与交通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主张利用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及科学的经济技能，但以尊重中国国家独立及接受公平合作办法的国家为限。

（四）、促成各级政府的现代化——

（甲）我们认为省市及县市，均应各有固定的自治的范围，中央政府不得侵越，以启发各地方的自动创造的力量。

（乙）我们认为军人不应干政，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文职。

（丙）我们主张建立永久性的文官制度，选官及升级均以成绩为标准。

（丁）我们认为一切文武官员包括公立学校教员均应有够维持生活的报酬。

（戊）我们主张法律应规定现任政府文武官员不得兼营商业，凡官员利用其地位或势力为私营事业谋致利益者应受严重的处分。

（己）贪污应予制裁铲除。

（五）、提倡教育文化事业——

（甲）我们认为政府应努力实现全国普及的义务的初等教育。

（乙）我们认为教育文化事业应有自由发展的充分机会，因此我们反对政府干涉教育文化事业或利用学校或公办的新闻纸无线电等，作为任何一个党派宣传主义、灌注教条的工具。

（丙）我们认为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医师、作家、新闻记者各种职业，对于中国的复兴都能有极大的贡献。政府应尽其所能给予他们以工作的自由及便利。

二、党员

（一）、凡中国人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及过去党籍，只要愿为本党的宗旨和目标努力促其实现的，都可以加入中国自由党为党员。

（二）、入党的程序应由地方党部组织为之。

（三）、党籍以党证为凭。

三、组织

（一）、中国自由党的最高机关是由各地方党部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举行，并得召开非常会议。

（二）、各地方党部代表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投票权应以其所代表的党员人数为比例。

（三）、中国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党的政纲及政策决议。

（四）、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全国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秘书、助理秘书、会计、助理会计各一人，及委员三十六人组织之。

（五）、全国委员会，根据党的政纲及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推行本党宗旨及目标。

（六）、主席、副主席、秘书、助理秘书、会计、助理会计，为全国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本党行政事务。

（七）、本党在各省市的组织应各有本省市的代表大会和本省市的委员会，其组织方式应与全国代表大会及全国委员会产生的民主程序相同。

（八）、中国自由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包括执行委员会，由发起人推选。他们的任期到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选举时为止。

上面这个文件，可说是研究中国政党史、中国民主运动史的好材料，当然也是研究蒋廷黻思想的重要史料。

蒋廷黻在为“中国自由党”的记者招待会上，曾宣布三点重要的态度：

一、中国自由党并不反对国民党；

二、中国自由党反对极权共产党；

三、中国自由党的积极目的在增进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政治自由。

这三点宣布，都是很明确的、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的。尤其对国民党的态度，蒋廷黻的表现更是光明磊落的。他在1935年十月二十七号，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上，本发表过一篇《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员》，里面很爽快的指出他“对国民党素无好感”。但这种“素无好感”，并不影响他对国民党的公正论断，也不影响他跟国民党的优秀分子合作，一同为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党国”）而努力。蒋廷黻做官，做的是堂堂中华民国的官，并不是“党官”。因此我说，他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

蒋廷黻这个“中国自由党”的梦，可说是一个爱国书生的好梦，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美梦。这个梦在刚做的时候，他对“党魁”的推荐，很属意于胡适。胡适死后，他在《我看胡适之先生》（页1259-1264）里，回忆并且议论说：

胡先生是否应该试组一个政党参与实际政治，的确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他曾经一再慎重地考虑过。经过考虑以后，他决定不这样做。有一个时期我渴望他领导中国具有现代头脑的人组成一个政党。我知道，他和他的朋友们最多只能担任反对党的角色，因为，他不可能使他的党成为自由中国的多数党。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做一个负责的反对党的艺术和实际经验。有具备不同程度的优点和缺点的好的和坏的政府，也有具备不同程度的优点和缺点的好的和坏的反对党。假如一个国家不能产生一个好的反对党，大概也就不会产生一个好的政府。两者对于一个民主政府的成功都是必要的因素。

那些对胡先生没有组党感觉遗憾的朋友们，应该试着研究一个反对党的责任和技术。

这是蒋廷黻的一个最构想完整的梦。如今，胡适死了，蒋廷黻也死了，这个“中国自由党”，也伴同着这两个“书呆子”，一块儿走进了爱丽丝的梦境。我提议：胡适、蒋廷黻、爱丽丝三个人，应该合组一个党，白发红颜，情趣倍增，并且也无形具备了妇女和年轻人的保障名额。我这种提议，乃是基于在目前的中国现状下，所谓“中国自由党”，根本就是童话的产品，它在先天上，就具备了不能成立和无法生存的悲剧性。既然这样，爱丽丝小姑娘的加入，也就更玉成了它的童话性质，且对胡蒋二公的“返老还童”，至少多一个青春偶像的示范。

一九六五年蒋廷黻死后五十九天的早上在台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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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舜生选集》序

　　左舜生是当年青年党的青年党员，四十五年下来，青年党已变成“老年党”，左舜生也变成这个党的元老。但是，实际上，左舜生所象征的，显然并不是一个小党的元老，一个小党的元老不足以尽左舜生的为人，左舜生的为人，还有他高明光大的一面。

　　1893年（民国纪元前十九年），左舜生生长在湖南长沙的一个破落读书人家，“乡下无半亩之田，城内无一间之屋。”二十岁前，一直在长沙度过，住家“不知迁徙过多少次，但大抵不出南门的一角”。这就是他在家乡活动的范围。他跟湖南的空间关系虽然很少，但在精神上，他显然感染了那种强烈的“大湖南主义”。这种湖南本位的思想，不但使他一生中频频乐道谭嗣同、叶德辉、王壬秋、王先谦、皮锡瑞、杨度、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甚至齐白石、琼瑶、唐宝云等人，也都跟着沾了光。他近年写《黄兴评传》《宋教仁评传》，字里行间，都多少有一种“鸣不平”的味道，“不平”之事，本就该“鸣”了，又何况是湖南人的“不平”？左公左袒之，自更不在话下。

　　左舜生在家乡念的是长沙师范，1913年到了上海。后来在震旦学院里，认识了不同班的同学曾琦。1918年，“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主事人有曾琦、王光祈、陈愚生（淯）、周无（太玄）、张尚龄（梦九）、李大钊（守常）、雷宝菁（眉生）等，由于曾琦的关系，王光祈南下拉左入会，左舜生便成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

　　“少年中国学会”曾出版两种刊物，一种是《少年中国》、一种是《少年世界》，左舜生曾担任过编辑。学会于1923年后无形瓦解，会员大体分裂成两支：

　　一支是李大钊系，有恽代英、邓中夏（康）、毛泽东、刘仁静、张闻天、沈泽民、黄日葵、赵世炎、侯绍裘、杨贤江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路；

　　另一支是曾琦系，有李璜、张梦九、左舜生、何鲁之、余家菊、陈启天、刘泗英（正江）、魏嗣銮、赵曾畴、陈登恪等，成为中国青年党的一路。

　　青年党正式成立于1923年12月2号，地点是法国巴黎。青年党的标帜是国家主义，实际上则是效慕法西斯主义，不外是主张“专制手段”、“激烈手段”救国那一套。这些言论和行动，从青年党党魁的遗著中和其他有关文件，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共产党的一个党小组也在巴黎，主事人是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罗迈）、李富春、王若飞、陈毅、陈延年、赵世炎、蔡和森、任卓宣（叶青）等人，他们双方不乏分合水火的记录。青年党后来在宣传中，一再声言他们反共反得最早，并挖苦国民党联俄容共，其实话说开来，真可叫“大哥莫话小弟”，自己以法西斯的手法救国，还有什么好说？

　　显然的，青年党在近代中国政治史中扮演的角色，是因人成事的跑龙套角色，投身在青年党的人，大体说来，一流人物，甚为少见，一流人物而以才思英敏姿态出现者，又更为少见。在这方面，左舜生显然是属于少见中的卓越个人。说他是老一辈青年党中最值得称道的人，也不为过。

　　青年党的党魁曾琦，本诚笃有余，长于组织，但却天资不高，头脑太旧。“曾琦型”的人，在青年党中，实在很多，而又在风骨上不如曾琦。左舜生的才具，实已不合青年党的规格，与其说他投身于青年党，倒不如说他寄情于曾琦来得妥切。他对曾琦的感情，是一种知己的感情，他自承“对于政治是玩票性质”，而曾琦之死，更使左舜生对青年党灰心。左舜生曾说他“在青年党有四十年以上的历史，且负过相当重要的责任，但从来没有由我主动拉过任何朋友或学生入党”。这是很明显的消极态度。所以，尽管青年党的余孽仍在攀附左舜生、利用左舜生，左舜生本人却早已心冷于党事，这是明眼之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左舜生一辈子，办日报期刊不下十余种，教书也教过八九个大学，代表青年党做过一回官，在政治夹缝中做好人也做了老长一阵。如今投老异乡，自己靠手写嘴说过活，太太则为人改作文本。大体说来，不失为一头脑清楚且有原则的读书人，只是不该玩政治，中国政治显然不是左舜生这种人玩的，他早该想到这一点。

　　左舜生对中国近代史，很早就有研究，1926年就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1933年又出版《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内容虽被陈恭禄等苛诋，然仍不失为这一行中的一种开山文献。左舜生文字的特色是说理清楚生动，学术功力并不太深。设使左舜生这一辈子，少跑些龙套、多写些文章，成绩当不止此，而这部选集的内容，也就更要丰富了。

　　1968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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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子如不见

　　绝子如不见：

　　别人写信，都写某某如见，你我多年保持不见面，所以要写如不见。

　　你的大作，已篇篇读过。读的心情，与在牢里读你的书一样。你要我写序，我看算了。我从不给活人写序，如果你死了，我就给你写。

　　另一个原因是：凡我写的序，都没好下场，我给我老子李鼎彝《中国文学史》写的序，被强迫撕去；我给《蒋廷黻选集》、《左舜生选集》等写的序，也都被强迫撕去，所以写得我大倒胃口。

　　其他的原因还有一百个。总之，写序干嘛？不写序。

　　刚才在电话里告诉杏如，叫她好好管住你，不要交李敖这种坏朋友。你太“天真活泼”，这年头“天真”就不要“活泼”，“活泼”就别“天真”。换言之，“天真”就要槁木死灰；“活泼”就该老奸巨猾。你够老却不够奸，够巨却不够猾。回家抱住老婆即新娘子，好好想想我的话。

　　敖之 1979年8月22日

　　附录

　　给李敖的回信（孟绝子）

　　敖之：

　　一、你目前似乎是相当威风。你不但写文章写得威风，连寄信也寄得威风。

　　通常别人怕对方收不到信，就用双挂号寄。你创痛犹新，觉得邮局的双挂号也不完全保险，就把信印在《李敖文存》上。你又怕我不看你的文存，你又把信刊在四季出版公司的《四季杂志》上。一信三途递，数威风人物，阁下第一。

　　你用三条路寄来的信，我均收到了。

　　二、你说我“天真活泼”，对。你说我没“槁木死灰”，对。你说我不“老奸巨猾”，对。全说对了。这三点，别人没看出，而你能看出，这是你本事大的缘故。

　　你说是说对了，但我却难以改掉，因为这乃是我的本性也、本色也。

　　三、你我二人，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来比，你是桃花岛上的东邪黄药师，我是丐帮的九指神丐洪七公。

　　就笔法的风格来说，你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宝剑，我是一根打狗棒。你的剑法天下无双，招式凌厉，出手专刺人心窝。我的棒路只有十八下，叫做“打狗十八棒”。棒子太重，打人会打出人命来，我素来心软不伤人，就只好用来打打狗。所以人恨你而爱我，狗爱你而避我。你常说你“阅人愈多，爱狗愈挚”，这话一点不错，其道理就在此。

　　四、八年前暮春之际，我“隐居”归来，也开始搞历史了，不过你我不会“同行相嫉成仇”，因为你是科班出身，专搞正史，我是半路出家，专搞野史。你搞正史，所以你善写评论和评传。我搞野史，结果我爱编故事、爱写武侠，也爱美化传说和民谣。

　　五、你说等我驾返道山后，你才为我的书写序。你这个愿望永远无法实现，因为我的寿命会相当长，比你长，长的原因是“天真活泼”，没“槁木死灰”，不“老奸巨猾”。

　　六、我知道你喜欢瑶池，不喜欢道山。将来你驾返瑶池后，我不但要为《李敖全集》写序，还要当“李敖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给你的挽联，我也预先拟好了：

　　老子便秘，百年只写五千字，

　　敖之泻肚，半生著作已等身。

　　梦公 10月3日

　　《中国时报》197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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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之地的文学

　　——我看《台湾文学全集》

　　真正的文学在写尽天下苍生、写尽苦难大众的众生相、写尽他们的希望和眼泪，和眼泪背后不屈服的死魂灵。

　　在这种伟大的标准下，文学没有地区性，文学的区别只是高与下、善与恶、好与坏。文学只问谁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谁是侮辱人的和损害人的，不问他们在何方。

　　把文学分成地区性，是知识分子的错误。俄国有了托尔斯泰，但托尔斯泰不是俄国的，他是全世界的。托尔斯泰的文学，不是俄国文学，而是人的文学。

　　李鸿章把台湾割给日本，他痛苦地说，台湾是“伤心之地”。“光复前台湾文学”，不是台湾地区的文学，是全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文学——是伤心之地的文学。

　　197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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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

　　有的人吸引人，并不全靠他本人吸引人，有时候，因为他有了受人讨厌的敌人而变得吸引人。

　　一个外国的竞选笑话说：一个当选者，道出当选的内幕，原来是：“认识对方的人，都投我的票；认识我的人，都投他的票。认识他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当选了！”

　　可见真正帮一个人大忙的，有时候不是自己、不是朋友，反倒是敌人。

　　《孟子》里说替深水赶鱼进去的，是水獺；替茂林赶鸟进去的，是土鹯；替汤武制造拥护者的，是桀纣。反过来检讨：鱼不一定要去深水，鸟不一定要进茂林，老百姓不一定要拥护汤武，汤武也不一定高明到哪里去。

　　真正的原因可能很简单：鱼儿水中游，鸟儿天上飞，只不过盼你不要惹他讨厌，你惹他讨厌，就会有人捡便宜。真正的问题在你，不在他。

　　美国布瑞格（Edward S. Bragg）将军支持克利夫兰（Grove Cleveland），在演说中指出：“人们为他有正直、卓见和刚毅而爱他；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爱得要命。”（They love him……for his integrity and judgment and iron will；but they love him most for the enemies he has made.）这句名言，后来转成为第一人称“我们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We love him for the enemies he has made.）后人读来，可真够味儿。

　　197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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