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全集

• 目录
  • 《李敖全集》自序
  • 从有感于斯文到有感于斯文扫地
  • 发网恢恢·法网恢恢
  • 跋《十三年和十三月》
  • 棒喝之余
  • 论袁世凯
  • 独裁者骑虎难下
  • 自画像的一章
  • 从此黑白不分明！
  • 台湾大学的新“十诫”
  • 高等教育问题
  • 私生子与罗光
  • 怎样教洋鬼子？
  •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 副不副，副哉？副哉？
  • 论医师法规
  • 宁肯让犯人逃掉
  • 避祸学大纲
  • 一个专为书呆子写的出版企划书
  • 出版缘起示例
  • 刁民歌
  • 伏虎有术，手法亦有异同
  • “非法出精”的讨论
  • 李诗廿四首
  • 一个最起码又最低调的标准
  • 我的殷海光
  • 觇月梦忆
  • 谈蝉
  • 一个真实的故事
  • 邱吉尔论艾登辞职
  • 孙悟空和我
  • 长城还在动呵！
  • 新物与旧物
  • 被歪曲的革命家

注：《李敖全集》8册内容基本全部收入40册《李敖大全集》及其他书中，此34篇是其他书所未收入的合集。

天花乱坠、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李敖全集》自序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梁启超诗

　　1949年的5月12号，差十三天十四岁，躺在难民船的甲板上，我到了台湾。那时候难逃成风逃难成风，兵荒马乱中，我小学文凭都来不及领，反倒念了两次初一上。到台湾后，我跳班靠近台中一中初二，念到高二完了，高三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实在受不了那教人窒息的教育气氛，我决心消极抵抗。

　　这种消极抵抗，在我以同等学力考进台大后，又一再重施：在法律系，我自愿休学；在历史研究所，又自愿休学。……在二十六岁以前的我，花了太多太多的代价，竭力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一个人，在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

　　这种苦斗，在1961年的11月1号，有了新的局面。这一天，我在《文星》发表了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从这一开始，对包围我的环境，我终于做到了积极攻击与突破。

　　《文星》的盛世拖了四年，最后杂志被禁、书店被封，一切都百举待废、后患无穷。朝野双方，追杀李敖，几无宁日，这好像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在四年中间，做到了否定我的人十四年也消灭不了的大成绩。这种大成绩，我用否定者的文字，来一段肯定——

　　“李敖君在自由中国文化论坛上所掀起的这股狂潮，实在是政府迁台以后的空前盛事，其意识形态与西方自热门爵士音乐兴起后风行的摇滚、扭腰、冲浪，以至由‘披头’歌而疯狂一时的阿哥哥舞完全相似。英国的‘披头’，自诩‘比耶稣更受欢迎’，台湾的李敖，则口口声声，自己是‘得人心的英雄’。而且，我们，我们这位文化界的‘披头’明星李敖君，在台湾的‘卖座’情形，大概只有使台北一度成为狂人城的梁兄哥凌波小姐可以与之媲美，被人求签名、索相片的‘阵势’，亦完全相同。文坛上，勉强可以比拟的，似乎也只有新近暴享大名的‘窗外’女作家琼瑶女士。”（但没读过琼瑶作品的，大有人在，没看过李敖文章的，在台湾知识界，几乎是绝无其人。）（无非：《文星！问题！人物！》）

　　这种肯定，从皮相看的地方多，实在不足以为李敖光宠，我还是引一段从骨子里追杀我的，以证明在我敌人眼中，我的大成绩何在。这段追杀登在1966年2月21号的《徽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出自徐复观之手。他的指控是长篇大论的，我只引第二项中说我“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那一段——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作成附表二。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集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全体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全政府官吏、全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刮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大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对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巴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而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刮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全国民党党员是‘这种人的耳刮子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中国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在附表二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二次处仅随意从附表二中摘举一二，由此亦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刀’‘打耳刮子’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我国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国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国布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以否定年来全朝野所做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谢”他，“感谢”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余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的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

　　《文星》被封杀以后，我陷入十四年的大霉运，欲卖牛肉面而不可得，这是又一段一个人跟环境斗、跟环境苦斗的历程。这段历程，凄楚而惨烈，结论是：我还是我，李敖没有变。去年我复出后，有两次跟一大堆大学生谈话，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头，当场指摘我，我笑着说：“我从大学毕业到今天，正好二十年，不论环境怎么打击我，我顽强得很、坚定的很，我没有变。我一个人，在跟团体斗。二十年下来，我还在斗。你们呢？毕业后能继续斗五年，不改本色，还要斗下去、还能斗下去，我就服你们！”

　　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我低眉自许，我横眉冷对，我细嚼黄连不皱眉！

　　三十年来，在这个岛上，在东方之滨，我努力使自己不受一时一地的污染，保持自我，做特立独行大丈夫、男子汉，我的下限标准是：“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做为一个永不自满的人，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但是，以为曾被判过死刑的老者的一番话，又常常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的更好呢？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比你做的更多、更兴风作浪？”

　　康宁祥在《假如政府像企业公司》里，写道：“李敖先生是胡适先生嫡传弟子，对史学文学的研究相当杰出，为什么难以见容与政府，也要尝受六、七年的铁窗味？”康宁祥的问题，触及了我在台湾岛上处境的核心，我李敖的做法，“难以见容与政府”，这是很当然的事，我一点也不注意。教我注意的，毋宁是黄信介的一段谈话，黄信介说：“台湾戒严以来二十八年，都没有新的报纸取得发行许可，杂志勉强还有，但是大都是外省人办的，以外省人的眼光来看台湾的政治，例如《自由中国》，虽然办得很好，但与本地人的看法仍不免有出入，又如李敖，可以说是本地人了，因他来台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是这里长大的，但是他的看法仍然和我们有出入”（王拓：《党外的声音》访黄信介）

　　我读了这段谈话，感触很多。但是第一个感触，不是别的，而是地理上的困惑。

　　1935年的4月25号，我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我的祖籍是山东潍县，祖父就生在山东。清朝时候，山东有了天灾，祖父替人赶车马，表演“东北开拓史”，在长白山上、在松花江畔，他的山东口音，一直回响在那儿。他做过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土匪和打土匪的。……直到八十三岁死的时候，他还不大能写自己的名字，但他的身边，却带着大量祖宗的名字——《李氏宗谱》。从烛照香薰的族谱里，我发现：原来我文明的时候，汉族还野性未脱。这一追溯，证明了以种族自豪或自限的中国人，实在“历史不及格”。

　　辛亥革命以后，这种不及格的现象，慢慢好转，但是另一种“地理不及格”，却又严重起来。那就是地域观念和省际观念。这种观念，当政治的当权者南方人多了以后，就愈来愈不对劲。中国历史传统是：当皇上的，大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受地理环境影响，心胸比较大，虽然比南方人笨拙，但却比南方人够味儿，不像南方人喜欢搞小圈圈。喜欢搞小圈圈，对一地一省一党一派的人也许有暂时的好处，但对整个国家说来，对真正的“天下为公”说来，一定有长远的害处。

　　地理上，台湾是一个岛，一个大陆边上的小岛。不管怎么放大，先天上，“岛国的褊狭之见”（insular prejudice）总有它的比例。这种偏狭，配上搞小圈圈搞到台湾来的“外省人”，自然也就你圈圈我也圈圈。这种演变，是三十年来在朝在野的最大悲剧，三十年来，不论是压迫人的，还是被人压迫的，大家都变得鼠肚鸡肠，缺乏大气派。

　　1966年，在《文星》尾声时候，我就感到这种演变的悲剧性。那年6月11深夜，我回信给北一女的读者，写道：你说你“出生在台湾的文盲的小镇里（台南县内）”，“大志勃勃的‘北征’”，才与去年考上了北一女，这是很不错的事，穷乡僻壤最能埋没人才，你看看古文那篇《伤仲永》，就可体会出这种埋没的情况。你在台北读书，当然比较起来，可开不少眼界，但你若“喜欢看课外书”愈多（当然是像样的课外书），你就会愈来愈发现：这个中华民国的“首善之区”，也不过是文明世界的“穷乡僻壤”，你若要真想在文明世界中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你必须联系拓展眼界与声幅，练习放弃“小岛的气派”“小岛的度量衡”，去瞩目这个新世界、倾听这个新世界。最能走向这条路的人，才是最有助于未来中国的人。现在大家在这个岛上住久了，多少都被感染上一种“岛派”，爱耍小把戏、爱计较小斤小两，这种现象，真是不该不该。我希望你今后读课外书，多朝开拓的方向着力，身处陆舟，心在江湖，努力去做一个大气派的人。

　　从1949到1980，在这岛上，我住了三十年，没离开一步，我个人感染了多少“岛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定有。我保持警觉，经常告诉自己放弃“小岛的气派”“小岛的度量衡”，去瞩目这个新世界、倾听这个新世界。从在《文星》兴风作浪起，我努力在这个岛上，用我的力量，“做砥柱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使远在天边的，尽在眼前。虽然我被允许活动的范围极窄、时间极短，但我究竟做到了特立独行。我敢说：三十年来，又能发挥打击力、又能独来独往的唯一一个真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狄阿杰尼斯在白天打灯笼寻找大丈夫、男子汉，两千三百年后，他如找到台湾来，必然惊真人于异代！三十年的岁月，在这岛上要发挥打击力又要独来独往，这是最值得自负的事。亚历山大大帝见到狄阿杰尼斯，自负的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我是狄阿杰尼斯。”三十年后的坚苦卓绝，我的自负是：“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我是李敖第二。”

　　可是李敖没有第二，就好像没有第二个英雄——一边“难以见容与政府”，一边“他的看法仍然和我们有出入”——一样。做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做为一个五叶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做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严格的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而做为“人民公敌”的我，也能苟活一点。

　　罗素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萧伯纳《易卜生主义精华》The Guintessence of Ibsenism给他的印象。萧伯纳这本书，出版在1891年，是论易卜生最精彩的一本。书中论易卜生《人民公敌》一节，尤其引人。易卜生《人民公敌》剧本，写于1882，写斯铎曼为了宣传真理，遭遇到愚昧势力对他的全面迫害——从报纸拒登到印刷厂拒印，到演讲会上被赶下台、被撕破衣服、被丢石块，写尽了一个特立独行先知的孤立与悲哀。

　　《人民公敌》作者本人，在三十六岁时自我流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在他五十五岁时候，他留下一封信给朋友，说：“十年以后，斯铎曼的见解，社会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但这十年中，斯铎曼自己也不断在进步。所以十年以后，他的见解仍旧比一般人超出十年。就我个人来说，我感到我不断在进步。以前我每个剧本里的主张，如今都渐渐变成一般人的主张。但等他们跟到那一境界的时候，我早就不在那儿了，我又更进一步了。我希望我总是朝前走了。”

　　近二十年来，在这个岛上，我李敖的处境，一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势力的全面误解与夹击，同样在三十六岁之年，因义受难。等我去年复出时候，我已行年四十四了。

　　今年4月25号，是我四十五岁生日。最近见报，庆祝九十大寿的名流大有人在，我想：我也活个九十吧。但我又想：一般名流有了名，一辈子是老套——只坐享声名利息，不像超越别人，更不想超越自己。这种人的九十岁，跟他四十五岁完全一样。这可真没意思，我可不想这样。

　　我要继续超越别人，更超越自己。

　　拒绝了诺贝尔奖的萧伯纳，在九十四岁生命的中途，推开已得到的大名，改行搞剧作，下半生变成文学家；捐出了诺贝尔奖的史怀哲，在九十岁生命的中途，推开已得到的大名，改行做医生，下半生变成人道主义者。

　　今年四十五岁的我，做为一个救世家、战士、斗士、思想家、批评家、历史家、文学家，……所得到的大名，早已超出一时一地的评价。《纽约时报》说我是这个地区的“火首”和“野人”，伦敦《中国季刊》说我是“英雄”。……我都不以此自满，我要在四十五岁起，多搞世界性、永恒性的大手笔。

　　海外的杂志说我是“先知”，我认为这是我真正的评价。对世界、对中国的指向，将是我下半生生命的主力。《李敖全集》的出版，可算是四十五岁前的李敖的一次总结，不是祝寿，而是志哀，——哀悼四十五年的生命离我而去，而我的大成绩，却那么小！

　　1980年蒙难九周年之日，在中国台湾岛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从有感于斯文到有感于斯文扫地

——谈经营出版业的几点困难

在台湾地区经营出版业，不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困难的来临，在许多时候，都无常轨可循，所以也就没有常轨可以避免，有时候，简直你得凭运气来面对挡在眼前的种种横逆，日子久了，你午夜自嘲，你不会再自诩为什么出版家，你真该是“哲学家”。

我想我可以随手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当你从事一种宣扬开明进步思想的工作，你本来以为“真理愈辩愈明”是正确的，同时你也深信许多硕学鸿儒也必会遵守这一原则。但在事实上，居然有人会因辩论真理而翻了脸，自失立场地抛弃了他们多年宣扬的自由民主容忍等原则，然后一连五年地，不断地给你戴各种号码的帽子，大有不借统治势力迫害你成功，永不罢休之慨！同时，由于统治势力对你的嫉忌，你不得不感到在朝野之间，多少有一种“合流”的气压在扑你而来，于是，一些你辛苦经营的事业，在遭受损失了；一些你努力刊印的出版品，被禁止流通了。日子久了，你不会再徒劳无功的寻求合法的保障，你会甘心听其自然，——你已是“哲学家”。

还有一类奇怪的遭遇，你必须“认命”，你必须要有“含冤莫白”的忍耐工夫，去面对你并没做错而被一再“斗争”的事件。例如你从事出版事业你会以市面上缺乏现代思想家的著作为憾。于是你会敦请专家，在不违反一切出版法、著作权法和死者遗嘱等条件下，出版一些选集。但是，你绝难想到，麻烦居然也会来，并且居然来自与现代思想家有亲友关系那一方！他们居然自己不做，也不许你做；他们同时很会布局，使你处于一个很难说话的地位，譬如说：他们会煽动一位健康欠佳的老太太来打头阵，并由老人家宣布你有一些可笑的罪名（如说你侵犯了死者的“人格权”或“著作的完整性”之类），然后由不求甚解的新闻界推波助澜。这时候，你不得不学会什么是“忍谤”；这时候，你必须寄望于世界末日的审判，寄望于死去的思想家，会为你所做的发扬他的思想的工作，做最好的证人。

另一个你该因行为合法而受灾忍谤的事，是关于影印外文书。国际著作权保护协约，中国并没有加入，不加入的原因，是因为政府鉴于无条件的加入国际性的版权同盟，会影响国内知识流传的普遍。所以影印外文书的问题，在中国不但不该发生是非，并且还是完全“符合国策”的。但是事有可怪者，也就发生在这儿。决定不加入国际版权同盟的政府中的一些大员，居然接受外国商人的请托，竟以“非法”的手段来冠别人以“非法”；在另一方面， 以廉价买到影印书的知识分子们，竟也在手持一卷之余，“清高的”惺惺大骂别人是“盗印商”!这种现象，我真不知道不媚外的将何以自解？清高的将何以自处？同时在外国商人方面，我们在他们大声指摘我们的当儿，似乎也不无一些可令人发噱的历史事实，来做为“回敬”。我们似乎可以敬告他们，请他们别忘了：英国在一八八六年以前，为了普及文化，似乎也“盗印”过欧洲大陆的书！美国在一八九一年以前，为了普及文化，似乎也“盗印”过英国的书！他们在文化落后的时代，“道德的标准”，似乎并不比我们好。一点牙慧也不让穷的国家拾，并不就会增加了穷国家的购买力。一面要落后的地区跟上你们，一面只喂他们面包子弹，是不够的，一些富而大国，对一些穷而小国，实在不必做出这付小家子相。对翻印书的问题，我个人绝对承认只是一个国家的权宜之计，也是知识分子们求知的一时方便。我只是希望在这样落后的现状下，大家不必再苛责别人，对外国商人交涉，盼少一点自卑；既买了便宜货，姑少一点自傲，对那些手持腊烛照明，自己却站在黑暗里的出版界的工作者，我们实在不该再苛责他们。

按照宪法，对教育文化事业有贡献者，本该予以帮助、奖励。在这方面，出版界的工作者的实际遭遇，竟又是可怜的。放宽国外书刊结汇，直到民国五十一年才象征性的做到一点点，而出口书刊的屡被刁难，更是层出不穷的怪事。我们真不明白，为什么一本书，在台湾本岛卖，可以，运到海外去卖，便要被困扰扰乱？文化交流的方法，就是这个样子吗？民国五十四年文星书店参加香港书展，在台湾的总展出量中，独占了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四！对荣誉的增进，不可谓不稍尽棉薄。可是事实上的帮助、奖励，一点都没得到，得到的只是在书刊出口上，遭遇了不少“脸色”！在台湾搞出版事业的下场，如此而已！

以上随手所写的一些苦经，本来都可进入《二十年目睹怪现状》，而为时代风趣的材料。我想：二十年后的人，重看这一时代的时与潮，不“将有感于斯文”，也将有感于斯文扫地吧？

1967年6月3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发网恢恢·法网恢恢

　　十一日报上，登出中学女生致教育部大官人的信，请求规定不可烫头发就够了，不可披肩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规定中学生剪短头发，剪成“西瓜皮”呢？

　　第二天，教育部大官人谈话：女学生头发可以蓄留至耳根下一公分与衣领平齐，男学生可以蓄留三公分的规定，和以前的规定相比，已经放宽许多，没有必要再做更张，“一封投书并不能代表其他中学生意见”。

　　诚然，一封投书并不能代表其他中学生意见，但是一次谈话就能代表其他主持树人大计者的意见吗？我看也不见得。

　　我们清楚的知道，过去在大陆的时候，没有任何教育部大官人敢发表“令人发指”的发型谈话，也没人能“心细如发”的发表这种谈话，他们都识大体的知道，这根本不是问题。民国六年昭华女校的女学生留辫子，和民国三十六年贝满女中的女学生留垂肩，小丫头们爱怎么留，就怎么留，有什么好规定的呢？没人这样无聊！

　　有人这样无聊过，汉朝的张敞，给老婆画眉毛，打小报告的报到皇帝那里去，皇帝问张敞：“你在家里，给你太太画眉毛吗？”张敞说：“闺房之私，有甚于画眉者！（私生活的部份，有比给老婆画眉毛还精彩的呢！）”张敞的回话，点破了属于私生活的和大官人该插手的分际，画眉毛是女人的私生活，大官人该管的正事可多着哪，何必插手根本不该他管的？

　　中国女人画眉毛，方法是剃掉眉毛，用黛（绿色）画成又细又长的假眉毛，因此女人都没眉毛，有眉毛反变成男人的特征，女人跟男人比，就叫“粉黛不让须眉”。这种风气，在汉朝最流行，后来过气了。如果有教育部大官人出来，说女学生一律复兴固有文化，今后眼上三公分要画绿眉毛，试问是否可笑？如果认为可笑，同理可证，规定耳根下一公分留头发，在模式上，实在毫无不同，同样可笑，同样莫名其妙，同样嘴上无毛。

　　不但过去在大陆时候，没有任何教育部大官人敢在或能在小姐头上动发，就便到了台湾，一开始还是遗风犹在的。所以，当地方性的教育厅，胡里胡涂受了日本鬼子影响，走“西瓜皮”发型政策的时候，就收到当时教育部的纠正。四十四年教三字第〇九九五五号公文里，就有这样的自打嘴巴：

　　“一、关于中等学校学生头发长度及理发方式一案，兹经呈奉教育部本年二月七日台（四四）普字第〇二二六六号令核示：中等学校学生头发之长度及理发之方式，毋须加以硬性之规定；惟女生应禁止烫发，男生理发亦应禁止各种奇异之式样等因。

　　二、本厅前经令饬各校有关学生理发之规定，应予废止。”

　　看吧！二十四年前的一页文献，证明了当时教育部大官人的头脑，的确高过教育厅大官人的头脑，当时的教育部大官人，看到下边胡来，是不肯答应的。谁能想到，物换星移几度秋，身为教育部的却带头做起拦路谈话了，他们上下合作无间，“间不容发”，剪得中学小毛头鸡飞狗跳，怨气冲天，真是何苦来！

　　陆游的诗说：“本来无事只畏扰，扰者才吏非庸人”。我不敢说今天这些“西瓜皮”大厂家是“庸人”，我相信他们是“才吏”，因为是才吏，我请求他们重新翻查一下教育部（四四）普字第〇二二六六号令，和教育厅（四四）教三字第〇九九五五号令，请他们追究一下，到底是谁弄法弄手脚，大量生产“西瓜皮”？到底是谁这么缺德，违反了中国文化、违反了西方文化而超越前进出这种“西瓜皮文化”？

　　（《中国时报》，1979年8月16日）

　　附录一

　　让孩子们表现得更加天真活泼

　　朱部长钧鉴：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才毅然写下请求书，我心中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规定中学生要剪头发，我连想十几天，仍得不到一个所以然来，才敢烦请朱部长替我解说。

　　对于中学生剪头发，实在无此需要，剪那种既丑又短的“西瓜皮”，真是奇丑无比，学生本应活活泼泼的，却打扮成那么死板，“西瓜皮”、“白衣”、“黑裙”，加上肩上一个大书包，手上一个大袋子，把学生应有的那份天真、活泼，完全给遮盖了，看起来倒像一个“小”大人，我想教育部规定中学生要剪头发，是怕她们把头发烫成奇形怪状，妨害风化，我建议可以把头发留至肩上（娃娃头），但不可披在肩上，如过肩便可自行扎成小辫子，不是挺可爱的吗？当然，也可规定不可烫发，一定得直发，这样也就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让外国人知道中国小孩再也不是以前那么害羞、胆小，而个个都是可爱、活泼、善良的小天使，并且制服也可改换活泼的样式，让中学生得到原来的本色，她们也会感激您。

　　这是我的小小建议，请朱部长加以思虑，早一点让学生们活泼一点吧！

　　台北市某国中女生姗姗等敬上 六十八、八、十。

　　（《中国时报》，1979年8月11日）

　　附录二

　　中学生蓄发规定·不考虑再予放宽

　　教育部次长李模昨天表示，教育部在半年多前，对初中学生头发蓄留长度曾有规定，实施以来并无任何不良反应，教育部目前也没有再予放宽的考虑。

　　李次长说，女学生头发可以蓄留至耳根下一公分与衣领平齐，男学生可以蓄留三公分的规定，和以前的规定相比，已经放宽许多，没有必要再作更张。

　　台北市一位国中女学生“珊珊”，前天投书本报，希望教育部长朱汇森放宽蓄发的规定，使中学生能“表现得更加天真活泼”。

　　由于这封投书是指名写给朱部长的，因此本报记者想请朱部长有所答覆，但因朱部长公出，只好转请李次长表示意见，时间是在昨天晚上。

　　但李次长在谈话中说他“还没有”看到这篇读者投书，经记者转述内容后，他说：“一封投书并不能代表其他中学生的意见。”

　　他说，教育部半年多前对中学生蓄发的规定实施后，截至目前为止，各学校行政人员或学生，并没有向教育部反映过需要改进的意见，由此可见，这项规定并无重作变更的必要。

　　记者又以教育部虽有规定，但有些学校并未照章行事，仍然保留以前不合理规定的问题询问李次长，李次长答称，教育部既有规定，而学校不按规定行事，乃是执行上的问题，这个问题自有教育局或教育厅可加以纠正处理。

　　（《中国时报》，1979年8月12日）

　　附录三

　　“西瓜皮”早已不合时宜

　　爱美是人的天性，国中生除了应培养其德智体群四育外，最近专家学者又极力倡导“美”育，因此引起了学生对头发的重视，以致有“护发”的举措，已为大多数的男女学校校长所理解，均认为“西瓜皮”早已不合时宜了。

　　北一女校长邓玉祥说，一女中早就不检查学生头发了，完全采用自治方式，只要符合教育部的规定，自动自发去定时修剪头发，保持有精神的样子就可以了。

　　她说，学校教官们只是提醒学生头发过长时要修剪，而不做定期的检查，只要学生不学坏，过份管理头发的长短是毫无道理的。

　　邓校长认为“西瓜皮”太难看了，但头发太长也显得没精神，该校采取自动自发的方式，就是一种充份信任学生的教育方式，至今效果十分良好。

　　兴雅国中校长郑英敏也说，“西瓜皮”的时代早就该淘汰了，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女孩子，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视，因此只要不走样，不标新立异，自不该做极端严格的苛求。

　　他说，只要学生本质不坏，护发只是为了爱美，并无不可，因为求“美”，而有美的自觉，这正是美育的一项根本要素。

　　尤其是国中生，身心发展都未定型，会反抗权威，反抗家庭、学校。因此虽然有些老师、训导人员好意规劝，却反而因此产生更不良的影响，转移到抽烟、出入不良场所等方面去了。

　　郑校长同时指出，仍有不少学校的教员（高中），管理组长（国中）不懂学生心理，一味用军事化的命令方式处理头发问题，就产生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因此，他认为训导人员不论教官、管理组长，应多吸收些辅导学生的专业知识与技巧，对青少年心理要下功夫去了解，否则学生表面上服从，背地里咒骂，岂是教育的最终目标。

　　男校的万华国中校长刘玉春也说，头发长短不要要求太认真，应做适度有弹性的调整，爱美并非坏事，何况现在正在提倡“美育”，只要不蓬头垢面，不脏乱即可，培养学生态度举止安祥端庄，有朝气有活力，才是最重要的。

　　刘校长说，曾有学生上大学后回学校看他时，还提到在高中时代为了头发受教官责骂，至今仍然十分反感且十分怀恨，这就是教育的失败。

　　同时他也遇到过一个个案，即一个学生为了头发长了一点被教官指责，但是，他心中愤愤不平的是别的同学有的比他头发还长，反而没有处分，原因是教官疏忽了，因此在日记上写下感触，充满灰色、失意、消沉，由此可见学生们对头发的重视与爱护。

　　也曾有一所女子国中，发生过女学生头发长了一点，训导人员即用剪刀将她头发剪得乱七八糟，像狗啃似的，想因此逼女学生回去后不得不剪短，却没想到这名女学生因此而自杀，认为见不得人。

　　由此可见，学校管理方法及辅导方式是应做适度的调整，否则只知用刺激性的言语或行为责骂学生，造成管理与被管理者间的裂痕，实在是一件很“不美”的事情。

　　[本报记者汤碧云专访]我们中学女生的“清汤挂面头”美吗？有没有另一种更可爱、更自然的发型适合她们？国内的艺术家及美容专家们昨天从“美”的观点，提出了他们的“设计”。……

　　在国外长大的女指挥家郭美贞，从来就是一头短短的头发，她的理由是“好整理”。然而对于我们的中学女生，这位以严厉出名的音乐家却认为：“长一点比较好看！”

　　多年前，郭美贞率领华美乐团访问美国之先，她就注意到团员的头发问题。因为该团全由青年学生组成。为了使团员更显得活泼、亲切、美丽，而更易于与外国青年接近，郭美贞在出国前就极力为团员争取“发权”，因此这支音乐队伍在踏上征途时，每人都有一头好看的头发。结果那是一次成功的旅行演奏。

　　郭美贞近一年来与国内年轻的音乐学生接触时，发现她们的心智较那张稚气的“清汤挂面”成熟太多，并且予人木讷、拘谨的印象，虽然郭美贞觉得发型尚不足以决定一人的成败，但是她说：“中学女生的头发可以再长一点。”

　　站在中国古典艺术的观点，徐露对于中学女生“露青皮”的短发颇不以为然，她说：从整洁、易理来看，女学生短发固然应该，但是更要顾全美观。

　　培养中学生的审美观是必要的，徐露以“过来人”的经验表示，“青皮”短发对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实在有伤自尊。她建议各学校，不妨将头发长度放宽些，使我们的中学女生不再是“最丑的一群”。

　　她也认为，我们这种学习日本严格限制中学生发型的管理方式，实属不必要，中学教育应该改管理为鼓励与辅导。

　　美容专家马它认为中学女生最适宜的发型，应采中庸的原则，也就是不放任、也不严格。

　　她解释：中学生有好动的本性，首先不适合太长的头发，最好长度是不要过肩，但是绝不是严格的短。在型式上马它主张崇尚自然。分边、长短依个人脸型变化；她不赞成梳刘海或烫发，马它说，十多岁的年龄，刘海正足以刺激面部分泌，往往额头会长出很多面疱来；至于烫发，不仅不经济，对成长中的女生来讲，会严重伤害她们的发质。

　　马它又补充说，女学生可以用小的发饰来美化自己简单的发型，中学女生头发长短的问题，近十年来已是老话，但是随着社会型态的变迁，我们的小女生们对“美”的要求似乎更迫切，“爱美是人的天性”，我们希望有关单位能针对此点，为小女生们设计出更可爱的发型。

　　（《中国时报》， 1979年8月12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跋《十三年和十三月》

　　这篇文章原登《文星》六十三号（五十二年一月一日台北出版）。是我收到读者来信最多的一篇文章。从读者的信中，我知道了：一位初中二年级的小朋友，穷得站在书摊旁边看完它；一位高一肄业的少年人，在金门战地里看完它；一位匿名的中学生，“激动得连午饭都吃不下，“含着泪水，又看了一遍”；一位台大医学院四年级的学生，看过后“整夜不能安眠”；一位师大体育系二年级的读者，盼我会“勇敢地喝下‘这杯毒酒’”，“不向‘恶势力低头’”；一位六十一岁的老先生和他的太太，在“一月一日晨十句钟”时读完后，竟认为这篇文章是“新年的‘祥瑞’”。……这一切反应和鼓舞，都使我用沉默来感谢、用沉默来了解、用沉默来回忆，——因为我已不再能用文字和信件来表达出我内心的忻然和感动。

　　1963年9月22夜。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棒喝之余

　　《老年人和棒子》原登在《文星》第四十九号（五十年十一月一日台北出版），是我写给《文星》的第一篇稿子。我现在抄两段当时的日记：

　　四月八日：“姚（从吾先生）持王洪钧文给我看，我立即想作一文抒感。”

　　四月十四日：“写《老年人和棒子》至夜三时，文思甚涌，此文若得售，必可轰动。”

　　这两段日记，如今回看起来，多少使自己有点沧桑之感。因为自从这篇文章发表后，接二连三的有了许多“文字缘”和“文祸”。在《文星》、《文坛》、《新闻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评论》、《自立晚报》上面，都有文字讨论到和这篇《老年人和棒子》有关的问题。今年三月间，政治大学的学生，为了《政大侨生》革新号二期的《青年人与棒子》的征文，甚至还和训导处闹出不愉快，这真是一场“棒子战”了！

　　文中翻译的几段梭罗《华尔登》里的文字，陈森在《爱情与金钱》的《译后记》（《文坛》十九期，五十一年元月一日台北出版）里，特别称道我的译文，他说：

　　“最近在《文星杂志》（九卷一期）上读到李敖先生所写的《老年人和棒子》，文中曾译了几段梭罗的《华尔登》，译文非常信达且雅，但他犹说是‘它们的神韵与气势是会被翻译毁坏的’，这是何等慎重而又虚怀若谷！”

　　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几段翻译的成绩，也是唯一一次被人赞“虚怀若谷”，从此以后，我就一直被人目为狂妄之徒了。

　　第十八年第十二号的《新闻天地》（五十一年三月廿四日香港出版）上，有一篇署名“梁洛西”的《台湾“挤”“挤”“挤”“挤”》，其中在《浦薛凤吴相湘李敖》一节下，在挖苦吴相湘以后，笔头一转，直奔李敖而来：

　　“吴相湘近来有了一点小名气，而这一点小名气也是由挤而得。他初来台湾，挤不进台大，甚至也挤不进师院，可是他却挤进了军事学校，当总统训令大学要开“俄帝侵华史”时，他挤进了这一新天地，也由某一关系，挤进了正中书局，挤进了《新时代》。可是他挤不进国史馆，挤不进党史会，挤不上系主任，挤不进中研院，这未免使他抱恨，一气之下，骂了罗家伦，骂了郭廷以，骂了李宗侗。奇怪的，台湾老一辈的人就是怕骂，于是他越骂越神气，只差没有骂最提拔他的姚从吾。看样子，迟早会骂出一些苗头来。这也是台湾最盛行的安抚政策。”

　　“在青年人之间，这里挤，那里挤，处处碰壁，最后以倒数第二名，挤进台大历史研究所的李敖，再也忍不住了，喊出‘老年人不肯交棒’‘青年人无棒可接’的怨声，其实这呼声是被挤出来的。”

　　“这个孩子，小有聪明，崇拜胡适，近于狂热，写得一笔胡适体的字，染上许多五四时代派胡适的思想，也不知他从哪里读了许多禁书。”

　　“在台湾出版界，近来突然挤进了一个销路并不太大的文星杂志，李敖便在第九卷第一期（五十年十一月）发表了《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文章，结结实实的在许多老年人头上打了一棒，最爱护他的姚从吾（从文章上看出来他和姚先生似乎是同在一个研究室工作）和《为青少年陈情》的曾约农，都逃不掉他那无情之棒，他最尊敬的胡适之和梁实秋，也受他一点揶揄。九卷三期（今年一月）他又推出了一篇《播种者胡适》；接着九卷四期（今年二月）《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也出现了，可是他招惹了叶青在政治评论七卷十期写了一篇《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郑学稼写了一篇《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发表于文星九卷四期，还有周若木的《论中西文化问题》（《政治评论》七卷十二期），莫辛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同上）。正是活该李敖小伙子走运，这时候胡适死了，文星九卷五期，赶出追思胡先生专号，胡秋原又写了一篇《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副标题是“再论超越前进”，痛痛快快的教训了一顿李敖，李敖也写了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这个被挤得不得己而喊痛而有点乱骂的李敖，不会就此停笔的。瞧着！好戏还在后面。文星本期已再版，销路直线上升，也不会放弃这做生意机会的。哎！假如李敖能挤入台大助教行列，或挤进中研院当个助理研究员，何至于搞得天下大乱。莫轻视小伙子，他们有的是牛劲，有冲劲，正苦一身活力无处发泄。有人说是吴相湘在幕后策动，那大概是揣测之辞。”

　　后来吴相湘告诉我，“梁洛西”不是别人，就是方豪，方豪也是我的老师。吴相湘看了文章，跑去把他大骂了一顿。

　　文中提到《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的作者，后来政大的一位学生写信来，责备我知人不明，指出这个作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后来此公做了所谓“文化局长”，我真后悔我把他期许得太高了！

　　至于曾约农的《为青少年陈情》，倒是千古妙文，我把它附在这里，以见老朽之可笑、迂情之可怖！这种人办教育，青年怎么不完蛋？

　　报载记者问季陆先生：“先生履新后，必有所视察，何者居先？”先生脱口而应曰：“青年感化院。”吾闻之不禁为青年愧，为青年伤，而尤为青年呼屈也。

　　大陆之教育，有成功，有失败，不得全部放弃或移植于台澎。日据时代之教育，有优点，有弱点；不得全部拒绝或沿用于今日。传统之教育，有精华，有糟粕；不得全部珍爱或贱视。舶来之教育，有可喜，亦有可怖；不得全部予以囫囵吞枣。凡此问题，不得正当解决，无不影响国家民族前途。而我教育当局所认为今日当务之急者，厥为不良少年之问题！吾安得不为青年愧？

　　今日之未成年青青学子，即来日之国家民族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青年纯洁，自古已然。历朝有太学生伏阙上书之事，近如民初亦有五四运动。虽间有为人所利用，致影响所及，利弊杂呈，而青年爱国，则有口皆碑也。世固有“老奸巨滑”，未尝闻稚幼而奸滑者也。而今日光复大陆之前夕，青年男女，徒以未免少数害群之马，遂致不以纯洁爱国等品性见称，为社会所寄望，而以“不良”“问题”等头衔见辱，为父母师保所痛心！吾安得不为青年伤？

　　吾不敢谓天地之大，无生性凶恶，下愚不移之青年。然吾敢断言：千百人中不得一二焉。诚然，不良少年，已成当前严重问题，吾人不容讳疾忌医。但平心而论，青年而不良，青年而成问题，非全体青年之罪也！病源所在，在于我辈成人。而彼青年者，乃日蒙诟谇！吾安得不为青年呼不平？

　　青年之烦闷，亦夥矣：求学有心，录取无望，其烦闷一也。志在甲校，取在乙方，其烦闷二也。课目繁重，或劳而无功，或大而无当，其烦闷三也。抹煞个性，不因材施教；课程划一，教材划一，进度划一，削足适履，其不任削者，断其足，其烦闷四也。颇有学校，课内作业，课外补习，几无不以考试升学为目标，不重义利之取舍，不贵人伦之实践，偶有过失，或不察事情，或不予补救，一味刑齐，其烦闷五也。学校训导不无失之过严或过宽之事。过严则小事重罚，伤青年自尊之心，甚至绝其自新之路。过宽则放任不理，于是无心之失，因积习而成性，故犯之罪，更相习而成风。黠强者、 自动开帮；懦弱者、被迫入会。纵有觉悟，脱帮乏术，自救无方。其烦闷六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此则吾教育界所当扪心自咎者也。吾安得不为青年呼不平？

　　又或家境清寒，斗室蜗居，不容旋马，而丁口众多。全家食息于斯，操作于斯，于是儿女辈，不独不能得片刻安静以温习功课，并亦不能分得尺寸余地，供正当康乐。其烦闷七也。其家境富裕，门第崇高者，或父兄则酒食征逐，附势趋炎，终日言不及义。子弟则呼奴喝婢，养尊处优，不知物力艰难，一味夜郞自大。于是学必无成，行必失检。既有所恃而无恐，斯无恶之不作。洵至操刀杀人，为匪作伥（笔者在长沙，曾亲见不良少年，为匪共威胁利诱，供其驱役）。此时纵天良发现，悔之已晚。其烦闷八也。更有父母对其子女，属望过殷，子女亦聪敏可爱。不意幼稚偶有过失，虚荣心重，随口谎言掩饰。诈术渐精，人品亦渐隳。终极所届，无所不为，亦无所不诈。其才足以济其恶，而太保太妹以成。父母之所以爱之者，适足以害之。此其烦闷者九。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此则吾辈为人尊长者，所不得不引咎反省，而思有不善后者也。吾安得不为青年呼不平？

　　夫“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自然之理也。台省自光复以后，民殷物阜，奢侈之风大炽。除前方军民外，报纸所揭载，市井所叙谈，乃至耳目所直接闻见者，何处无逸豫亡身之教哉？至于诲盗诲淫，电影也，舞场也，社会新闻也，茶楼酒肆也，足以陷害青年者多未严格取缔。加以欧风东渐，竞尚唯物。对于社会罪恶，莫不巧为辞说；不曰此由农村经济过渡都市经济必然之现象；即曰此压抑青年所必得之反动：未能许其纵欲恣志，发展个性之所致也。君不见美利坚乎？美国不可谓不文明矣，然而其青年问题，不在吾华以下。然则独于中国青年何尤？是诸说也，似是而非也，同是美国，同是青年，何以华盛顿、纽约、旧金山，及芝加哥各大都会，其华侨子弟，独无问题青年耶？侨民之家教，孔孟之教也。唐人区之风尚，重礼义，明廉耻之风尚也。是以多佳子弟耳。我国环境则不然，而以佳子弟责诸青年，青年岂任其咎哉？其烦闷十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则我整个社会，不得不衷心忏悔，力求赎罪者也。吾安得不为青年呼不平？

　　今日我国青年问题，国本所系。欲求治本，端赖明了青年之心理，顺其需求，因利势导，庶足以正其心而端其行。推青年所希冀，不外五端：

　　一曰因材施教：夫人之秉赋各异，个性悬殊，兴趣分歧，能力差别，各如其面；今划一施教，削足适履，自然窒碍难行。以人之身材，且有长短，四肢百骸，亦不一律，未闻仅有划一之衣履服饰也。何以独对其性灵智慧之修养求其划一也？宜因材施教，然后各尽所长。个性所近，自能引起兴趣；兴趣所趋，自必发挥本能；能力所及，自足专心所业；学业所专，自当鄙弃物诱。如此因利势导，事半功倍，然后国家培有用之材，社会绝腐蚀之蠹。

　　二曰训育从严：以不吝所知，一般青年所痛心疾首非他，即全体令名，为少数害马所毁耳。故训育从严已成青年之迫切要求，惟虑其滥用不合理而已。大抵青年血气未定，经验肤浅，富于好奇之心，时有冲动之举。倘不随时予以训导，自必有成；学成名立，足以自乐，自然不觉走向下流。夫鼓励德行，感化愚顽，监督学业，指导交游，俱属家庭学校之责。今两者或不相闻问或互相推诿，而独责青年，不亦过乎？其实督责子弟不妨从严，但令心服，必能忍受。君不见帮规之酷，十倍于现时之家规校章，青年且能忍受耶？青年纯洁，黑白分明。崇拜英雄，鄙视庸儒，是则是，非则非，光明磊落，方为侪辈所钦佩。惟吾人所谓严格者，必具教育作用，与残酷不同。否则不独青年不服，且必失其效用。何以故？若以残酷为严，远不如帮规之严耳。故在合情合理合法范围以内，不论其父兄地位如何崇高，不妨严其监督：正其僻行，罚其不端，纳诸正轨，庶几孝以事亲，勤以治学，信以交友，谦以处世，俭以培德，义以持躬。如此而不为佳子弟、好青年者，鲜矣。

　　三曰生活辅导：青年之时，朝气蓬勃，多怀壮志，必求发泄，方快身心。但处世时浅，莫识正途。宜察其所需，加以辅导。使其趋向正当目标，以利用其精力，俾各在本岗位，参加意义深长远大之任务。事不必难，但必努力而后有成。自然趣味增厚，损友日远，品性潜移，出则为社会能人，入则为家庭孝子，教育之道，于斯为重。

　　四曰改良环境：目前在台各界，一般家庭收入有限，多乏余资足供子弟之康乐。且居处狭隘，亦足以限制其自修及娱乐等活动。倘多有正当组织，如青年俱乐部等，以辅助家庭温暖之不及。俾家庭环境较次之青年，在适当导师指挥之下，能安心自修，正当娱乐。对每一青年之个性，作深切之了解，用其能而矫其弊，使其对德智体群四育平均发展，则人格之养成，身体之锻炼，受益于环境而不觉矣。然此项事业，非钱莫举，非人莫办，如何推进，端赖政府之提倡与社会热心人士之支持也。

　　五曰青年立法：现行立法，对青年过分注重触法之惩处，为消极之治标。是以罚者自罚，犯者自犯，不足以遏止乱萌。正本清源，似应有积极之青年法令，一方面防止社会上滋生足以腐化及利用青年之恶势力，另一方面足以训化有问题之青年。在前者，应订定严法取缔娼寮酒家等等，不得允许青年入内。取缔诲盗诲淫之电影小说绘画戏剧等等，不令败人心术，隳人行检。在后者应依法理心理及教育原理，除杀人者依一般法律处刑外，其他犯者依青年法，予以具有“人格再教育”之严格管训与惩处，庶儆一戒百，力挽狂澜。良以拯救青年之噩运，固非双管齐下不为功也。

　　综上五端，皆出于一般青年内心之要求，而未公开表示者。然为求社会之安定，家庭之和睦，以及青年之安全，非此不为功。关心青年问题诸君其意于斯乎？则所馨香祷祝者也。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第五章《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里，以“代间紧张与冲突”专节，讨论《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文字，他的综论是：“近年来，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第一个认真而又比较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我所知，是李敖。李敖发表了《老年人和棒子》这篇文章。就我所感觉到的，李敖的文章最富于冲激作用的要算这一篇。这一篇文章广泛地引起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安，也普遍地引起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鸣。由此足见李敖所提出的问题确实存在于这个社会，而且也存在于大家的潜意识层。这一事实经李敖的文章揭露，把大家本来存在心中但却不甚清晰的底片晒露出来，让大家明白各人心中这一底片的形状。”有机会看到殷海光这一专节的读者，不妨连同《老年人和棒子》对照一看。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论袁世凯

袁世凯算人者人亦算之

袁世凯之奸诈每着先鞭而人不知，宋渔父被刺临死前，犹不知主谋所出，众人在袁术中犹不知也。然袁之结局即在用小人而终为小人所算，未能免于被小人包围而矇蔽之，陈宦前后二人，可谓果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独裁者骑虎难下

　　英国现代最杰出的大作家和大政治家，是邱吉尔。邱吉尔同时是演说家、记者、飞行家、军人、玩马球的人，和泥水匠。他一生精力过人，才气纵横，感情澎湃。澎湃之时，他可以当众泪下，也可以当众使人好看。

　　邱吉尔一辈子参与五次战争，在内阁中曾任九个职位，演说八千次。他历尽浮沉，在他霉运时期，有十年之久，简直没人重视他。但他的生命力特强，又非常自信，他说：“若不是因为我将来有当首相的希望，我早就不搞政治了。”就靠这种不信邪的劲儿，他在六十六岁，当了首相；七十七岁，又当了首相。

　　邱吉尔领导英国渡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谁都不否认他有大功，但在胜利前夕，人民喜欢他个人，却不选他的保守党，他戏剧性的垮台了。他引用希腊史家布鲁达克的一段话——“对他们伟大领袖无情，是强大民族的特征”来自嘲。他和英国人都知道：英国的可贵，就在他们没有独裁者，他们的政权转移，都是和平的、合理的。邱吉尔说：“独裁者骑虎难下， 但老虎又越来越饿。”（Dictators ride to and fro upon tigers which they dare not dismount. And the tigers se getting hungry.）这段名言，印证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下场，一点也不错。

　　1979年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自画像的一章

——文章·讲话·人

不认识我的人，喜欢看我的文章。

认识我的人，喜欢听我的讲话。

了解我的人，喜欢我这个人。

我的做人比我的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到我的讲话，你便会觉得我比我的文章可爱；等你对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更会惊讶：在李敖那张能说善道的刻薄嘴下三十二公分处，还有着一颗多情而善良的心。

我平常跟人在一起，老是哇哩哇啦爱讲话，利嘴饶舌，煞是厉害，虽妇人好女，亦非我的对手，因为她们虽然长舌善辩，可是至多跟我说个平手，这时我便讲些粗话，粗话者，娘儿们怯于出口者也，于是她们终告不支，说些“你真坏，人家不来了！”之类，所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李敖的。

娘儿们虽然在舌战方面吃了亏，可是因为我的做人太好了，又会小殷勤，所以她们总不会气得真的“不来了”，她们会这样解嘲道：“会叫的狗不咬人。李敖只是会叫，其实人不坏。所以，在李敖的家门口应该钉一块牌子，上面写——‘内有恶犬，但不咬人。’”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从此黑白不分明！

黑头日已白，

白面日已黑。

——白居易《谕怀诗》

文章一开始，就先搬两句古诗，乍看起来，好像掉书袋，显配显配。其实细想起来，这两句书袋中的玩艺，倒也不失为一付千古预言诗！凡是对今天种族问题较有认识的人，已没人再坚持“黑白分明”的对峙状态。不单是黑白对峙，任何以“正色”自命来迫人“失‘色’”的举动，任何以“种族优越”自命来制造争端的举动，都已不再为头脑清醒的人所接受。再以这种调调自豪的人，不论他是希特勒或纳塞，不论他是反对黑人的“三K党”或是 反对白人的“回教派”（Muslim Sect），他们已不是什么反对来反对去的黑人或白人，——他们通通是狂人！

种族的优越论虽然并无学理根据，但它却有一段长远的历史根源和神话根源。黑白的分野，追它的根源，可追到诺亚（Noah）的方舟时代。黑人的出现，乃是诺亚诅咒孙子的产品。诺亚诅咒他家老二含（Ham）的老四迦南（Canaan），于是黑头露脸，弄出“麻烦”来。后来的狂人圣经家曾写《黑人是兽类》（The Nagro a Beast）等书，硬加描绘，说“黑人不是含的子孙”！殊不知这正是道地的“越描越‘黑’”！

大概发现硬说黑人是兽类不是办法，到了十九世纪，教会中的新狂人乔治·阿姆斯特朗 （George D. Armstrong）出来，索性写了一本《基督徒的奴隶说》（Christian Doctrine of Slavery），鼓吹上帝罚黑人做牛马的理论。同时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下了判词，认为白人无须尊重黑人的任何权利，美国的公民身分中，也根本没有什么尼格罗！

黑人受歧视的由来，要远溯到十七世纪的一六一八年。这年的八月十七号，第一批黑人在美洲登了岸，他们是从非洲被逮来做工的，并且成为白人的私产。既是私产，自然也就买卖由之。就这样买来卖去一百八十八年，美国国会才通过法律，禁止再有黑奴进口，但并没禁止在美国本土上的黑奴制度。于是此制相沿不废，又是五十多年。到了十九世纪的一八六〇年，林肯当了总统，后来打起了南北战争。结果北方是完全胜利了，黑人却没完全胜利。黑人只是在战后五年间，获得了三项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保障。直到又过了一世纪，进一步的民权法案通过，黑人才有了像样一点的地位。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号，美国参议院终于通过了投票权法案，使黑人获得了彻底的平等。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袖，当时竟忍不住感慨说出：“我们花了一百年的时间，才追上这个问题！”

这一百年的岁月，累积了一连串黑人“力争上游”（“Up from Slavery”）的纪录与血泪。 一百年来，黑人由百分之九十七的文盲比率，降低到只有百分之十。除了法律上的完全平等外，其他在教育上、在公职上、在选举上、在社会地位上、在生活习惯上、在血缘混同上、在争取权利的态度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和改善，黑人成功者也人才辈出，震撼世界。像人权运动家金恩（Martin Luther King）、联合国副秘书长彭区（Ralph J. Bunche）、房屋与市区发展部部长魏佛（Robert C. Weaver）、检察长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驻芬兰大使及美国新闻总署署长罗文（Carl T.Rowan）、科学家卡佛（George Washington Carver）、作家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 ）、鲍尔温（James Baldwin）、音乐家玛丽安德逊（Marian Anderson）、路易·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厄林顿（Duke Ellington）、罗勃森（Paul Robson）、拳击家乔·路易斯（Joe Louis）、克莱（Cassius Clay）等，都是有名的事例。当然这些事例所占的百分比相当少，但是这总归是个起点——一个令人称赞的正常起点。

我这里认为令人称赞，一定有人提出疑义，一定会有人说：“美国整天在闹黑白纠纷、暴动、游行、示威。……难道这些也令人称赞、也算正常吗？”我的答覆是肯定的。我必须指出，在许许多多重大的世界问题中，扩大黑人问题，不算是一件公平的事。黑人问题 所以被扩大得这么凶，乃是宣传家与美国佬自己搅臭的结果。设想黑人问题比起共产世界的奴工制度来，又算得了什么？比起俄属中亚细亚少数民族被虐待来，又算得了什么？可是这些惨相，可有谁在为他们来个纠纷、暴动、游行、示威，或整天发消息、提抗议呢？贾德诺（Richard N. Gardner），一本书里引证的一句漫画对白，最发人深省：“毛泽东对一个非洲领袖说：‘当然，在中国是没有种族歧视的——因为我们这里奴役一切人！’”这种讽刺，岂不值得主持公平的人士想一想吗！

黑人问题发生在美国，当然是美国的羞耻，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但这个问题发生在三百五十年前，黑人又占了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样复杂而困难的包袱，要把它脱下来，不可不考究技巧与态度。三百五十年来，美国大体在遵循正义、法律与秩序的原则、处理黑人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令人称赞”。正义、法律与秩序，是美国处理这个问题的主流，我们不可因为少数的纠纷而忽略了这一主流。试看一九六四年美国二十万人的华府大游行，其中三万白人参加，代表着的是“正义”；二十万人秋毫不犯，象征着的是“法律与秩序”。这种“非暴力运动”的技巧，这种缓进而理性的态度，充分表示出美国人民的水准。设想这种水准，世界上又有几个国家做得到？不客气的说，若换成了某些国家，不暴动得天翻地覆那才怪！不搅得黑人白人都杀成血流满面的“红人”那才怪！所以我才说，美国三百五十年来处理黑人问题，有“令人称赞的正常”现象，只有美国这种文明社会，才抗得起这样不文明的历史包狱。美国佬大可不必洩气悲哀，我们也大可不必用放大镜跟着搅臭。因为在正义面前，我们不可做一个并不公正的见证。

1969，金恩被刺周年。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台湾大学的新“十诫”

以记过服人者，非心服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改写孟轲的话

胡适之太太的干女儿的丈夫钱思亮所主持的堂堂国立台湾大学，十四年三个月来，已经闹出数不尽的黑暗事件。从贪污横行到舞弊四起，从校长的伪证信到文学院院长沈刚伯的意淫狂到理学院院长阮维周的毁损罪到法学院教务主任戴炎辉的职务图利罪到农学院教授陈华洲的杀人罪，……已经百孔千疮，说也说不完。至于最重要的学术研究的成绩一方面，十四年三个月来，更是可叹又可怜！——就一个大学的使命来说，这尤其是所有黑暗事件中最不可原谅的一项罪状！

关于台湾大学这些黑暗，我会要监察院提出调查和纠举。在这篇文章里不必多说。我在这里只想根据一些最有证据力的原始材料，最好的物证，检讨一个大学教育中的重要问题，——关于惩罚学生的问题。

提到惩罚学生——尤其惩罚受着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我们不由得立刻生出一种疑问：“做了大学生了！不再是小孩子了！学校当局还罚个什么？罚小孩子的方法，又有什么用？”我们不但有这种疑问，并且还同时认为：“惩罚的方式是教育方法的末流，教育的特质就在教化学生、感化学生。教育的方式是使学生‘如坐春风’，并不是‘如坐老虎凳’。如果一个学校，尤其是所谓自由中国第一学府台湾大学，动不动就乱罚学生，用《学生惩戒规则》一类的不通玩意在学生背后穷追乱赶，那真不但是学界的闹剧，也是教育史上的大笑话！”可是，谁会想到，在钱思亮主持下的台湾大学，十四年三个月来，竟不停的在演着这类的闹剧和笑话！并且，最好玩的，这类闹剧和笑话，早就从所谓基本法令《学生惩戒规则》本身便开始了。《学生惩戒规则》开宗明义是：

第一条：本规则适用之范围以学生操行为限。所有因课业留级休学者，均依部定及校定法规办理，不在此章程范围之内。

这是说，惩戒规则是专门用来对付学生“操行”一方面的，与“学业”无涉。

第一条以后接著是国立台湾大学的新“十诫”：

第二条：学生有左列行为时惩戒之。

一、言语或行为有涉欺诈者。

二、言语或行为有伤风化者。

三、对教职员同学工友加以侮辱或伤害者。

四、破坏学校秩序或名誉或安全或鼓励破坏学校秩序或名誉或安全者。

五、在校内外作不规则之行为有伤校誉或抵触法律者。

六、考试作弊者。

七、损害公众利益者。

八、不听劝导无理取闹者。

九、聚众要挟者。

十、其他违反学校禁止事项或纪律者。

这新“十诫”内容的含混，适用范围的宽广，真可说得上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其中最闹笑话的是它的第十款：“其他违反学校禁止事项或纪律者”，这根本是完全不通的。因为这大有“不教而诛”的味道！依照文明国家通用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任何法令或规则，都得把“不准做的”一条条明文列举出来才算数，绝不能用几句空洞的概括条文，用来做多方面的解释，罗织入罪。

所谓《学生惩戒规则》，既然在第二条中，从第一款到第九款都分别含混列举了应惩戒的行为，最后印在第十款中来上一行生杀随心的“其他项”，这跟中国古代专制时候“不应为而为者杖八十”的规定又有什么两样？又跟一二集权国家的宪法花样又有什么两样？

新“十诫”以外，就是惩戒的方式等细节：

第三条：惩戒之方式如下：

一、训导长口头申诫。

二、申诫。

三、记过。

四、记大过。

五、开除学籍。

前项第二至五款均公告之。

每记过三次以记大过一次论，第三次大过时即以开除学籍论。

第四条：惩戒事项由学生惩戒委员会决定之，其组织如下：

一、校长。

二、教务长。

三、训导长。

四、训育委员会互选之代表二人。

惩戒委员会以校长为主席，过半数之可决为决定。

遇有第二条第四、第九两条之事项，校长以教务长训导长之同意，得立予处分报告于下次训育委员会。

第五条：在决定某一行为应用惩戒之某一方式时，须考虑该生所犯之事迹，用心并后果，及在校之一般影响。

第六条：开除学籍之学生，得由惩戒委员会一致之决议实行留校察看，此项留校察看之学生，如在一定之察看期限内（至少一年）犯有过失，即将开除学籍之处分予以执行。

此项留校察看之学生，在察看期限内，停止其奖学金及公费。

第七条：本规则自公布之日施行。

按说，有了上面这种既威且严的惩戒条例，堂堂国立台湾大学的学生控制者总该满意了吧？总该按照明文规定来罚罚这些小羔羊了吧？可是，事实上，钱思亮以下并没有“依法行事”，我只举一例便知：

国立台湾大学公告（54）校训字第一四七三号

一、查夜间部外国语文学系五年级学生陈镇国私刻课外活动组公章向救国团借车，经救国团发觉后送校查明属实，该生亦供认不讳，并缮呈悔过书一份。该生私刻公章，伪造文书，本应开除学籍，姑念事后尚知悔悟，从宽予以勒令退学之处分。

二、右案业经学生惩戒委员会第一〇四次会议议决并纪录在卷，特此公告。

校长钱思亮

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看了这条貌似宽大的布告，我们忍不住要说：“毛病来了！毛病来了！”因为按照所谓《学生惩戒规则》，找遍五种惩戒的方式，也找不出有“勒令退学”的处分！既然没有“勒令退学”的处分，又怎么能如这布告所说：“从宽予以勒令退学之处分”呢？这不是玩法吗？这不是玩法之后又玩弄学生吗？

据我所知，所谓“勒令退学”的适用范围，是“学业”上的，而不是“操行”上的。据《国立台湾大学学则》第六章，有这样一条：

第四十九条：学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应令退学。

一、学业成绩不及格，照章应令退学者。

二、身体过弱或有严重疾症，经校医证明不能继续求学者。

三、休学期满不来复学者。

现在，台湾大学的执“法”者们，居然张冠李戴，把属于“学业”上的法条，硬飞象过河，搬到“操行”的规则上来用，天外有天，法外又有法，这不是混球么？

或许有人说，钱思亮他们不照他们自己订的规则来罚学生，可能是“法外开恩”的意味罢？我李敖则说不然。我们不要忘记，常常外貌上“法外开恩”的人，就是转过脸来能够“法外害人”的人。凡是有法而不守法的人，不管他是“开恩”也好，“害人”也罢，其不尊重法律则一。不尊重法律而要公平有制度，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

正因为钱思亮等人不尊重法律，所以他们老是随意处罚学生，漫无标准。我们试看下面两张布告：

国立台湾大学公告（54）校训字第〇八六五号

一、查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四年级学生林义斌、谷保荃、温卜祥等三名于三月三日上午学期补考《西洋戏剧选读》时，夹带舞弊，除各将所考该科作零分计算外，并各予以记大过一次之处分。

二、特此公告。

校 长 钱思亮 公出

文学院院长 沈刚伯 代行

中华民国五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国立台湾大学公告（54）校训字第一八六六号

一、查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三年级学生潘可春于补考《物理化学》时，夹带舞弊，案经学生惩戒委员会第一〇四次会议决议：“学生潘可春予以记大过一次小过一次之处分，并将该生所考该科作零分计算”。

二、特此公告。

校 长 钱思亮

中华民国五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这两张布告，同一罪名——考试“夹带舞弊”，可是处罚的程度却两样：一个是“记大过一次”；一个是“记大过一次记小过一次”。并且处罚的方式也不同：一个是直接记大过；一个却是“经学生惩戒委员会第一〇四次会议决议”。

请看这是什么公平！什么制度！

看了这么多的“乱罚”的笑话，我们何妨再看看“乱赏”的故事呢？因为“赏罚不明” 必然是相关的。

还是来看原料。先看两个捡到手表的女学生：

国立台湾大学公告（50）校训字第四五九六号

一、查住第五女生宿舍医学院护理学系一年级学生王健美拾得手表一只，送教官室招领，并已由农学院农艺学系二年级学生陆能理认领在案，学生王健美拾物不昧殊堪嘉尚，应予以记功一次之奖励。

二、查住第五女生宿舍文学院历史学系二年级学生陈娉娉拾得手表一只，送教官室招领，并已由文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杨月云认领在案。学生陈娉娉拾物不昧殊堪嘉尚，应予以记功一次之奖励。

三、特此公告。

校长 钱思亮

中华民国五十年十月十七日

再看原料，看一个捡到手表的男学生：

国立台湾大学公告（54）校训字第三〇〇五号

一、查住第十一学生宿舍工学院化学工程学系二年级学生吴柏村于六月二十日在宿舍盥洗室拾得男用手表一只，当送教官室招领，并已由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二年级学生黄雄耀认领在案，学生吴柏村拾物不昧，殊堪嘉尚，应予以嘉奖一次之奖励。

二、特此公告。

校长 钱思亮

中华民国五十年七月十日

哈！看呀！同一个民国五十年，同一个国立台湾大学，同一个颟顸无能的钱思亮，居然在同一个“拾得手表一只”的案子上，表现了对女学生“记功一次”却对男学生只“嘉奖一次”的公平！

上面随手所举的一些例子，只是说明了国立台湾大学没有体统的一个小剖面。其他同类的腐败现象还多得不得了，我懒得再搅臭了！

就我这种不懂教育学的人的浅见，我只知道奖惩是一个教育学上的大题目，似乎不是台湾大学这种鸡毛蒜皮的“乱奖”“乱惩”所能尽其功。台湾大学的鸡毛蒜皮作风，漫无法统作风，正表示了今日教育在“训导”方面的彻底失败。近四年前，我在《老年人和棒子》一文里，就指出今日的中学训导处“酷似警察局”。现在我们看了台湾大学训导工作的成绩，我们能不荣封钱思亮校长做总局局长吗？

其实做总局局长也不容易呢！起码他该是一个表面严正的克尔文式人物，或是考姆斯多克（Anthony Comstok）式的大护法，肉墩墩的钱思亮又怎么配？钱思亮自己向某立法委员写伪证信，岂不触犯了新“十诫”中的第一款“言语或行为有涉欺诈”了吗？沈刚伯意淫成性岂不触犯了第十诫中第二款“言语行为有伤风化”了吗？……他门这些以新“十诫”惩罚学生的人，他们的自身，却正好是新“十诫”中的具体坏榜样，大概这回真是他们所谓的“身教”啦！

附录

讨回《台湾大学的新“十诫”》的信

济民先生：

从这一阵子的报上，大概你已经知道我离开文星了。

从生活上着眼，我也无路可去，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二十条：“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义务”，我照做了，可是再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五条：“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应予保障”，又有谁照做呢？难道只要我尽“义务”而不享“权利”吗？

（上略）“他们”只忍耐我为没有职业而摇头，却不允许我为没有职业而抱怨！你小子没有职业，活该！不能生活，那是你自己的事！（下略）

于是，善观风景的我，只好自命识时务者，拼命想法子自谋生计，我的法子是，印自己一些“不惹麻烦或少惹麻烦”的书——这是我最后一条路。——去此一步，即无生所矣！

存在你那儿的那篇被你用来做《押头》的文字《台湾大学新“十诫”及其他》，不知你可否还我，供我出书时“凑字数”之需？我想这篇文章在《人间世》没“刑尽期满”前，恐不会再用。《人间世》如需要我的文字，待他年另以“新货”供应较好。特此奉陈，“敬请裁夺”。此请

济民 先生夫人 双安

1966年5月2日 李敖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高等教育问题

——辅仁大学部分专题介绍

在《文星》第七十九期的《编辑室报告》里，我们曾说：

“高等教育的怪现状问题，自从本刊七十三期起，由李敖先生‘发难’以后，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我们在七十三期的《编辑室报告》里就说：

‘我们希望和教育学术界接近的朋友，多多提供这方面的意见，使这潭死水，先激起一点浪花。’这期的《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就是一个小小的‘浪花’。这是高等教育怪现状的另一面，我们不看这篇报导，想都想不到中国的大学教育竟糟到这步田地！教会学校也竟糟到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吃得白白胖胖的教育部长，和吃得胖胖白白的红衣主教，都能积极有为的做点事，不要光是说些漂亮的神话来安慰我们。”

在这一期里，我们又登出一篇关于辅仁大学的重要文字——《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高等教育怪现状的又一面》，值得我们特别介绍。

辅仁大学自民国十四年成立的“辅仁社”起，到民国三十八年北平失守为止，本有它悠久的历史跟良好的成绩。在民国三十七年的秋天，这个学校的主事鉴于北平局势的危险，曾召开紧急会议，准备搬到台湾来。可是因为时局的急转，搬家并未成功。

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除了顶着过去的招牌以外，其他方面都与过去的辅仁大学相差太远，这是很可惜的事。

可惜的缘故，最主要的是人选的失败，因为人选失败，所以复校至今，完全搅成了“乌烟瘴气”的局面，结果不但今日的辅仁大学不成话，甚至拐得过去的辅仁大学都跟着丢了人。对这种危机，这篇《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的作者提出了如下的警告：

“你们总该知道辅仁大学被你们搅得乌烟瘴气，所损失的，不单是教育的失败，学生的受害，和你们诸君‘令誉’的损失，甚至辅仁大学过去几十年的声名，也会被你们拖垮。你们不要做真正的‘名’‘教’罪人，你们应该多识大体，多多反省才是。”

目前的辅仁大学的局面，正如这位作者所显示的，是由一群不识大体、不懂教育与学术的人来把持的怪现状。从它的校长于斌开始，就没有资格做“太学祭酒”，就开始制造笑料。于斌只不过是个浅薄的政治洋和尚，只会写些“万里凌云飞飞飞，今日返国归归归”一类的烂诗，只会言而无信的带走阴盛阳衰的“朝圣团”，一去不“归归归”。……所以，这个辅仁大学的校长自己根本就没有做校长的资格。自他以降，名器之乱，自然更不用说了。

于斌当大学校长而自己却无学问，这本已可笑了；而他自己竟说他“平生做学问有点儿‘不修边幅’”，这更可笑了。于斌如此，自然其他辅仁大学的洋和尚们也得追随“于” 尾，在学问上一纸空白了。这种怪事，在这期文章里说得很明白：

“……辅仁文学院的国籍司铎学历表，没有一个人有专门性的学术著作，或有价值的著作；只有杜而未名下写了‘著作甚多’四字。”（按杜而未就是“一巴掌”打学生的祸首。）

请看这是何等大笑话！他们简直人人都是没有著作的沈刚伯！

这些不学之徒，怎么配教书呢？怎么配继承当年辅仁大学的衣钵，而想延续这个教会学校的香火呢？

这篇《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的长文，把辅仁大学内部的人事上的明争暗斗，合盘托出了。它用原始的文件，严谨的推论，证实他们如何在儿戏高等教育，如何在玛利亚的私生子面前聚党营私，如何在用派系的倾轧断送一个有名大学的历史与前途。所以，这不但是一篇重要的文字，也是一篇异常沉痛的文字。

天主教办大学教育，有成效的不乏前例。十二世纪的牛津大学、十三世纪的剑桥大学、 十三世纪的巴黎大学、十五世纪的鲁纹大学，都是原由天主教创辧的。如今天主教在全世界上办的大学有一百二十多个，可是真正大闹特闹笑话的，恐怕只有这个宝贝辅仁大学了！

醒醒罢，主事的人儿！愿你们不要在地狱做了神父，也不要在人间变成了罪人！

（《文星》第八十三期《编辑室报告》，一九六四、九、一。）

附录一

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孟祥柯）

——高等教育怪现状的另一面

最近，在我国的教会大学之中，居然有神父教授为了宗教问题的讨论当众侮辱甚至欧打学生，怒掴耳光（打到出血）之后，还严禁对外声张。这一件不仅是全国，而且是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最吓人听闻的“壮举”和“奇谈”，一直被天主教当局严密封锁，对外绝不洩露。这种一手遮天，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的作风，对目下正在罗马进行着的所谓天主教本身自觉运动的“‘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简直是一大讽刺！

笔者为了获悉这一大“壮举”的经过情形，藉以进一步了解这所天主教大学的内幕和真相，曾多方奔走，可惜凡所接触到的该校人士，不是守口如瓶，就是语焉不详。最近由于友人的提醒，终于在本市松江路的一幢幽静住宅的书斋里会见了出身台大外文系又在辅大第一届哲学研究所毕业的孙智燊先生。经过这次笔者的访问，才使这件玷辱高等教育的大学体罚事件得以证实。下面就是我俩的“对话录”：

孟：您在辅大毕业以后就留校服务？

孙：是的，担任过校长室秘书。

孟：还担任过别的什么职务？

孙：还担任过副校长兼教务长秘书，后来又受学院及外文系之托，教过中文、历史、哲学三系的英文，此外就只有在台大外文系教书，您是知道的了。

孟：那么，您不但与辅大有很深的渊源，而且对辅大的校务，教务以及文学院的内情都非常熟悉，当然对于辅大的一切也非常关切了，现在，我正有件关于贵校的事想请教您一下，听说贵校文学院中为了宗教问题居然有“神父”当众殴打学生的事件？

孙：这件事很不幸，也很遗憾。

孟：这不只是全国，恐怕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谈，您既是辅大校友，又身负教育青年的责任，能不能请您对这件事报导一下发生的经过，发表一点观感，尤其是您的高见与批评。

孙：站在一个母校校友的立场，除了希望这是最后一件之外，我不愿意表示什么。

孟：孙先生，你的爱校精神，很值得钦佩，不过“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以姑息”，你既爱母校，我想，更爱母校的改进。也许您的一席话，不但可以惊醒主持校政的衮衮诸公的迷梦，更可以提供我国高等教育当局的参考，假若因此而能带给贵校丝毫的改进，我想这也是贵校所乐闻的一件意外收获。

孙：不过，我也只能就我所知，报告一个事实的梗概，详细情形最好请问当时在场目击的人。至于这一事件，我认为是非自有公论，根本用不着我多说。事情发生在三月十二日〔星期四〕国父诞辰纪念日的上午第四节课（十一点四十分至十二点四十分），辅大历史系教室正在上《人类文化史》课，有一个叫杜而未的神父，从“文化”很自然地谈到了宗教，从宗教又很自然地谈到了佛教，也许由于杜神父的身份及立场，便对佛教的许多方面加以批评，言下大有不屑之意，这时班上有一位同学举手发言，表示他不同意杜神父的看法，杜神父就命令他到讲台前面来，对同学讲讲他的意见，这位同学就上来大致讲了一点他对宗教方面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问题的看法，最后表示他个人并不相信任何宗教，认为宗教中都有神话的成分。话还没说完，就只听得“拍”的一声，全班同学都吓呆了，完全震惊于这突如其来的“掌”声，和那位同学嘴角倘下的鲜血。……

孟：听说杜神父打完人之后，马上就严禁同学，不得对外声张而且还说“我书教不教，不在乎！”孙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宗教教育是不是都有些特别的教学方法？比方佛教不是有什么“当头棒喝”吗？

孙：哦！“当头棒喝”是一个比喻，象征的说法，注重在“喝”！而不在“棒”。禅宗最擅长此道： 不尚文字言说，不从正面解答，而是因势利导，用一切别的方式，如实物、如手势，甚至于干脆不作任何表示，将对方的思路引导到问题的关键，自然而然地一下子便使学者“当下顿悟”，猛然警醒，自己虽觉到如“当头棒喝”一般，在用意上很有点像近代西方的启发式的随机教学，也有点像古代希腊苏格拉底式的反诘（Socratic Irony），都是极为尊重对方思想活动的自由，用极巧妙的方式，令学者自行领悟，而接受某种思想或主张，在教育上本是一种极善诱，极别致、极富于启发，又极为巧妙的教学方法，绝不是当真地对准了别人的脑袋，像打棒球似的，一棒子打去！

孟：您说的对极了。不然的话，那些小徒弟们，小沙弥们，大大小小的居士们，红红绿绿的善男信女们，怕不要被这一棒子提早送上西天了吗？不过即使如此，我认为，先喝上一声，再“当头一棒”，也总比从一旁，或背后，不吭不响，冷不防，给人一巴掌，来得光明得多，磊落得多，更高明得多！孙先生，那位在辅大大显身手，一鸣惊人的“神父”您认识吗？

孙：认识的，我们不但是同事，而且是小同乡。还是一个县里的，据我对杜神父的认识，他平常倒是个很热心、很直爽、很憨厚的人，成天嘻嘻哈哈的，所以当初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很诧异，根本不能相信，这简直太出人意外了。

孟：那位挨打的同学，您也认识吗？

孙：也认识的，他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记得他还连获两学期的奖学金，服务也很热心，品学不错的，只是有时喜欢发发问题而已。

孟：当学生的发问题有什么要紧？他叫什么名字？

孙：为了这位青年的自尊心，我想还是不透露他的名字的好。

孟：这件事是三月十二日发生，外界却是事后很久才知道的，贵校保密成功，真叫人佩服，不过，孙先生，您当然是很早就知道的了？

孙：这很简单，文学院有一百多个学生，其中不少是天主教教友，一个虔诚的教友最起码的条件是要守住摩西的十诫之一，“不得说谎。”（Thou Shall not lie）何况这是个历史事实的事件，又发生在学历史与教历史的历史系教室里呢？学历史的态度是“根本不说谎。”尽管如此，当时听了，我还是根本不相信，也不肯相信，更不忍相信，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我个人不相信又有什么办法？我真愿意祈祷它根本没有发生。

孟：既然事实如此，孙先生，您当初听了之后，心中作何感想？

孙：当时的感想，很复杂，也不知该从何说起？总之，我很难过。

孟：请不妨随便说说！

孙：我当时第一个感想是同情，当然我很同情那位受到委屈的同学，可是我更同情杜神父的立场和处境。您想，一个自幼完全在修道院里长大的人，由于他的思想，他的看法，他过去的背景，和他现在的任务，维护天主教立场是义不容辞的，这一点我们局外人也无可厚非，您也许对天主教的内情以及办学的宗旨不太了解，每一个神职人员都受过十几年以上的严格训练，“上级”对他的纪律和任务要求非常严格，倘若他所教育的学生，大发“谬论”，这对他个人的信仰立场也好，对上级所赋予的任务也好，总是一件极难交代的事，所以我很同情杜神父的立场和用心，他完全是护教心切，绝无恶意，当然，我不同意的是他这种护教的手段和作法，对杜神父个人我还是相当尊敬的。

孟：这简直是霹雳手段呀！倘若是在别的地方，因为别的事故，两相争执起来，而出手打人，还勉强说得过去，可是即使是退一万步讲，“神父”揍人，已足够是件奇闻了，何况还是在堂堂大学学府“春风化雨”的讲坛上？为了一点意见上的讨论，一言不合，便赏人耳光，这算什么“春风”什么“化雨”？大概是梁山泊上头条好汉李逵式的黑旋风罢！难怪那班“承教”的小弟弟小妹妹要被这阵子“蠢风”“化”得快“泪下如雨”了，孙先生，刚才您说的我还不太明白，天主教办学还有什么伟大的宗旨吗？

孙：哦！当然有啊！请看这本最近出版的辅大校刊第四期在第十一页上说得很明白，辅大复校对台湾的需要及重要性：第一条就是：以传教为宗旨。（孙先生念给我听：）“全台湾一千万人中只有三十万天主教信徒，成立天主教大学，透过它对人们生活与文化上的影响，将大有助于赢得各界对天主教信仰的尊敬，及传布对天主教信仰的认识。”——假若您明白天主教办学的宗旨，您就知道那位同学犯了多大忌讳！

孟：这更使我大惑不解了，贵校办学宗旨，既然口口声声要赢得人们对天主教信仰的尊敬，用天主教信仰来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及文化，然而欲用巴掌和耳光做传布的先锋和手段？

孙：唉！我刚才说过，这是件很不幸的意外事件，我并不是教友，我也愿意为杜神父说句公道话，杜神父也是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孟：孙先生，您这么说，却使我怀疑起我自己来了，我首先怀疑我的听觉器官，您刚才说的叫什么课？《人类文化史》？“文化”？这叫“文化”？其次，我怀疑我平常所了解的“文化”一词的涵义是不是根本起了动摇？不然的话，这位在天主教大学里教《人类文化史》的学者教授，自命为博爱、救人、济人的耶稣门徒，身为备受人尊敬的神职人员的“神父”，言教之穷，更以“身教”继之，他的一举一动，岂不是代表着他的文化背景吗？我百思不得其解，听您解说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杜神父所表现的天主教文化，天主教文化真是不同凡“响”啊！同时也使我大可以理直气壮地推翻了一项多年以来的错觉：现在中国高等教育之中只有“经师”（有多少很值得怀疑！），而没有“人师”，只有“言教”，而没有“身教”，有一次我偶然问起一位在中学读书的小伙子，什么叫“言教”与“身教”，他答得可妙极了，他说：“言教”是用嘴巴讲，嘴巴讲不听就揍！揍人的身体就叫“身教”，当时我真诧异中学教育的成功办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我才明白这位小伙子还是位先知先觉呢！孙先生，不满您说，我在拜访您之前，对这件“神父”揍人的事件很愤慨。使我对整个天主教起了极大的反感。

孙：真的吗？我希望您多从几个角度看事情，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妨这样看宇宙中唯一完美无缺的只有神（假若真有神的话），只有神才是不会犯错的，神父也是人（并不是“神”之“父”呀！），既然是人，就不免犯错，西洋有一句话：To err is human，to forgive is divine（犯过是人之常情，宽恕就进入神境）这是一件意外，一件不幸的意外，杜神父本人心底又何尝愿意它发生呢？我说这话自问尚称公允，假若杜神父天天揍人，时常揍人，我绝不说这句话。友道是友道，是非是是非，因为，除了这次之外，我从来没有听说杜神父揍过什么别人，一个人偶而犯一次意外的过失是可以原谅的，这件错误，也只是杜神父性格上许多长处中的一点微疵，我们不要以偏概全，把杜神父的一切优点和长处都一概抹煞，同理，退一万步讲，即使杜神父个人毫不足取，完全是个败类，也不要以偏概全，因为一个败类便把其他的一切神父和天主教人士都一概抹煞。据我的亲身经验，宗教中——当然不止是天主教——不乏志行高洁和霭可亲的人士，尽管彼此思想与信仰容或不同，做人的风度上依然保持着相互间应有的尊重。所以我劝您不要太激动或气愤，不妨多接触一下天主教人士，再下判断。

孟：孙先生，您的话是不错的，我倒不是对杜神父个人感到愤慨，其实我与杜神父素昧平生，更无恩怨，我愤慨的是整个辅大清一色由神父集团包办的文学院对这件事的反应和态度：他们不但没有丝毫引咎自责，认罪改过，以虚心和歉意来安慰同学，更未闻对打人肇事的杜神父有何表示或处分，反而动用有关人员，运用种种方式来警告学生，压制学生，绝对不得声张，不得滋事，威吓控制，无所不用其极，这样一来，我就不认为这仅止是某个人一时的行为失检，我认为这件事态所启发出来的意义非常重大，他们教会那种专横颟顸的态度，不仅是对一个大学青年的自尊心的莫大侮辱，对全中国青年自尊心的莫大侮辱，而且也是对堂堂高等教育学术尊严、思想自由的莫大侮辱和蔑视，我觉得整个大学的教育精神与尊严都叫这一巴掌打掉了。

孙：孟先生，恕我不客气说你错了，我是天主教大学出身的，对天主教教育精神也许比你知道得多一点，您想，教会花这许多钱来办学校，当然有它的用心和打算，圣经上不是说吗？“人家打你左脸，连右脸也给他打”，这还是教育！这正是敝母校教育的精义与天主教传统精神呢！

孟：孙先生，您的高论我不敢苟同，圣经上的话也未必全对！何况耶稣那句话本是勉励人应当尽量宽大容忍的一个比喻，要是把他拿来当作做人——尤其是做基督徒——的标准，我怀疑教会中到底有几个人够格，恐怕中国天主教道行最高的所谓最高当局，都未必保险，至于等而下之那帮子全靠民脂民膏吃教饭才能维持肉体新陈代谢的神棍，教棍，喽囉们就更甭提了，阁下不信，不妨照圣经上的话去试试，找他们每人赏两个耳光一巴掌，看看行不行得通！最近我看到一本天主教官方杂志《现代学人》，上面说到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目的是要将中国文化完全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您认为有可能吗？

孙：哦，您指的是一位叫项退结神父的大作吗？去年我就看到了，其实任何民族，任何文化，彼此接触之后，都会相互影响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不着硬要谁化掉谁，汉唐以来佛教的传入就是明证，我认为做任何事之前都应该要先认清楚对象，所以抱着这种宏愿的人应该先多少知道一点儿什么是中国文化。

孟：对极了，否则连对象都没认清楚叫他何从化起？不然大化特化了一阵子之后，也根本不知道被化掉的到底是不是中国文化，错把糟粕当精华，到头来还不是枉费心机？比方说那些专为了乳粉、面粉、奖学金、薪水袋儿而接受基督教洗礼的能代表中国文化吗？您这一点化，可使我放心了，我不但不为中国文化担忧，我反而为这些满怀雄心壮志自命为“天主使徒”的文化斗士与先锋们担忧了。

孙：孟先生，您到底是亚圣孟子之后，敢情也是孔孟学会的当然会员罢？难得您对中国文化这么关怀！

孟：啊，不，不，不，我只是随便问问，听说那位揍人的杜神父还在研究所里教中国哲学，又看了项神父的大作，不由得我好奇起来。

孙：是的，杜神父现在研究所教老庄哲学。

孟：听说研究所还开了一门墨子哲学？

孙：那是研究所所长亲自教的，名叫周幼伟神父（Rev. Angustine Tseu）。

孟：周幼伟？周——幼——伟，听起来好耳熟啊！对了，我想起来啦，就是那位把墨子上“祸祟”念成“祸崇”，把“士贾倍徙”念成“士假信徒”的周神父吗？经过同学纠正，他还拼命自圆其说，说那样念也通！闻者无不捧腹，传为“佳话”。孙先生，这样一说，我更为他们担起忧来了！我觉得圣经上耶稣的话说得妙极了。

孙：怎么？

孟：让这帮子中国方块字都认识不多，像刚才两个字念错一个，四个字念错三个——的中国籍神父来把中国文化“化”成基督教化，那不是比“让骆驼穿针孔还难”吗？

孙：这又是一件意外，您多包涵。

孟：你是研究所第一届毕业的，对研究所办的情形一定更清楚了，您那时所长是谁？

孙：于斌校长兼。

孟：于校长总主教也能上课吗？

孙：上的，他亲自教过我的宗教哲学。

孟：他学问怎样？

孙：照我们目前的教育尺码，当校长的倒不一定要有什么高深学问，知人善用最要紧，能认识第一流最有学问的人才，又能虚怀若谷礼贤下士，令天下之士，都乐为己用，便是最大的学问了。

孟：您刚才提到“士”，使我想起了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上的一句名言：“……嗟吁！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于斌对做学问的态度如何？

孙：不同凡响。

孟：哦？

孙：我举一件事实为证，在上宗教哲学课的时候，他亲自告诉我们全班，他平生做学问有点儿“不修边幅”。

孟：啊？做学问“不修边幅”？这倒是闻所未闻的，做人不修边幅，做到不拘小节，潇洒出尘，已不容易，非大才子，大名士莫办，何况是做学问？

孙：此于公之不可及也。

孟：他的人格如何？

孙：人格是个抽象名词，最难谈的，于公是我的师长，在私谊上我很尊敬他，由于我对他的尊敬，我愿意借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名言来答覆您：“从历史上看，有的人是越看越伟大，有的人是越看越渺小。”

孟：我在台大听说某教授指导过贵班第一届一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他认为论文很好、批阅通过，但是其中有冒犯天主教及于主教个人的部份，于校长将论文掼在地上，大发雷霆，拒绝这位同学参加考试，经过修改之后，再考，还是不通过，那位指导教授也就因此一怒挂冠而去了。

孙：那位同学姓孟，是您的本家，他是研究丹麦反教会制度最烈的思想家Kier Kegaard的。详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位同学没有通过也没有参加毕业典礼，那位教授后来也绝迹辅大了。

孟：想不到连最注重思想自由的哲学系及研究所风气竟然如此！他们对哲学的态度如何？

孙：非常重视，另眼看待。因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Philosophy is the hand-maid to Theology）。

孟：天主教哲学是哪一派，有什么特色？

孙：属“士林”派。特色可“神”了。

孟：什么？“士林”？到阳明山去的那个“士林”吗？

孙：不，不，原文叫Philosopia Scholastic，（Scholastic Philosophy）。

孟：那不是“烦琐哲学”吗？

孙：“烦琐哲学”是日本人翻的，天主教不接受，嫌不好听，咱们中国翻成“经院哲学”，天主教也不接受，嫌不够恭维，所以就采用马相伯先生的释名：“士林哲学”。

孟：马相伯？就是那位做过半截神父的马相伯吗？

孙：是的，“士林哲学”（语出西文Schola“学者”之意，希腊原文指“闲者”）听起来就显得温文尔雅，雍容肃穆得多了。

孟：这倒是“好话说尽”。它的内容如何？

孙：内容据说很不简单，不过只要掌握住一点，就毫不困难了，千言万语，无非是证明“天主”存在。

孟：运思的方式呢？

孙：方式倒很方便，也很特别，在没有进入讨论之前，就知道结论了，一切努力都无非是找理由来支持这个早已预知的“结论”。

孟：难怪听说贵校考理则学时考“天主”，考法律学时也考“天主”，考心理学时也考“天主”和灵魂。

孙：前两者是大学部的情形，后者是研究所的问题，您假若明白了天主教哲学的内容及基础，这是毫不足为奇的。

孟：您认为天主教哲学最好的译名是什么？

孙：我认为译成“士林”与“烦琐”，都各有附议（Connotation），容易启人误会及遐想。“经院哲学”比较洽当，也比较中肯，无褒无贬，不过教会当局不太欢迎，觉得不够味儿。在外国，许多天主教大学的哲学系不叫哲学系，在“哲学”一词上面要冠上“经院”的招牌，叫“经院哲学系”（Department of Scholastic Philosophy），我觉得很值得母校参考，这样一来，挂羊头，就卖羊肉，童叟无欺，来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鈎”。因为敝母校所授的哲学，即使算是哲学的话，充其量也只能算天下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的哲学派别之中的一支而已，顶不起那块“‘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的大招牌，规矩点，还是换块小字号。

孟：您认为辅大哲学系应该怎样改进？

孙：我倒有个建议，不知当局会不会采纳：最好的办法是把“哲学研究所”的招牌，乖乖地取下来，关门大吉，等到有了足够水准的师资，足够水准的图书设备，尤其是有了足够水准的学术自由空气时，再择吉开张不迟，老实说，当初成立哲学研究所的时候，完全是为了向政府争取立案，向教廷及国外争取美钞的一时权宜之计，压根儿就没有办好哲学教育的诚意与决心，不然，也决不至于三两年来，没有关于任何哲学学派——包括天主教自己官方哲学圣多玛斯主义——的一套完整图书！也决不至于请不到一两个像样叫座的教授！河既然已经过了，桥也该拆了。

孟：您认为天主教教会教育最大的症结在哪儿？

孙：撇开天主教教育内容不谈，我觉得，最大症结在于教学方式和教育精神，天主教传统精神最重权威和教条，所以修道院中从小就严格训练绝对服从权威抹煞个性自由，这与近代大学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教育精神背道而驰，所以在方式上不免训练多于教育，纪律重于自由，信仰重于怀疑，权威决定是非，教条便是真理。这完全是修道院里的训练方式与作风，我认为修道院不妨大学化，大学绝不可以修道院化，否则只有徒增反感，造成很多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更多的伏尔泰（Voltaire）！

孟：还有很多关于贵校的事我想向您请教，今天时候不早，改天再来，最后我想请教您两个问题，作为今天谈话的结论。

孙：什么？

孟：第一个问题，辅大与台大您都非常熟悉，您认为辅大能比得上台大吗？

孙：我只能说：两校根本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任何事物只有在相同的类属（Genus〕，相同的方面（Aspects）相同的标准（Criteria）之下才能比，“异类”不比，比就比成不伦不类。

孟：能不能请再解释得具体一点？

孙：我的话也可以这样说：台大是大家知道了的。两个学校办学的宗旨不同，教育的精神不同，取舍的标准不同，教学的方式不同，……有这许多不同，怎能相比呢？所以说：辅大跟台大根本不能比！

孟：我觉得有一点可比，比房子，“辅仁”的房子富丽堂皇，好像观光饭店，怪“唬人”的。

孙：我希望母校引以自豪的不只是华丽校舍的外表，而是校舍中充实的内容。

孟：第二个问题：在当今的思想家中，您认为谁最了解天主教？

孙：最了解共产主义的人才最了解天主教，所以那位认识共产主义最深刻，而于一九五一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当代哲学家罗素先生，可算是其中之一。

孟：能不能请您举出一两本他对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孙：罗素著作等身，对这方面早年发表过《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Why I was not a Christian），《我为什么不是共产党》（Why I was not a Communist）。最近又发表了《科学对社会的撞击》（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其中有二段话，精辟极了（说着孙先生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及一卷早已发黄的讲义念道）：我遇见好多人，他们老以为共产主义的一切罪恶可以被天主教教义战胜，依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共产主义发展以来的罪恶是什么？

第一：墨守一套严刻而呆板的教条系统，其中一部份是值得怀疑的，一部份显然是骗人的。

第二：以迫害为手段，强迫接受所谓“正统思想”。

第三：信仰唯有在“教堂”（按：指共党党部）中才能得救，而且必须将这种“真正的信仰”宏扬全世界，必要时使用武力（这都是共党党员的信条）。

第四：唯有“神职人员”（按：指共党党员干部集团）才有权解释“圣经”（按：指马列主义教条），享有无比权力，物质上，凌驾铁幕以东全境；精神上，统治部份信徒。

第五：这权力可用来为“神职人员”，慷他人之慨，搾取不义的非分之财。

第六：其顽固颟顸，以及由（顽固颟顸）所产生出来的敌意，都是战争潜伏的根源。

以上六大罪恶，天主教教会掌权的时候，无不暴露无遗，而且恐怕历史还会重演，假若天主教恢复了它在中世纪的天下的话。

孟：罗素在西方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死敌，他的著作天主教列为禁书，你是怎么读到的呢？

孙：哦，我是大学二年级在台大法学院选修《西洋政治思想史名著》的时候读到的，对这一段印象非常深刻。

孟：最后请问您对母校的改进有什么希望与建议？

孙：我愿意把汉昭烈帝刘备吩咐太子阿斗的一句话，奉赠母校：“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

孟：谢谢您，孙先生，下次再麻烦。

孙：欢迎，欢迎，再见。

归途中，我不禁想起了以前叶公超博士访问美国好莱坞，参观拍摄《摩西十诫》之后，很风趣地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假若摩西生在今天，他一定加上一条第十一诫：‘不得做共产党’（Thou Shall not be a Communist）我认为：不但不得做共产党，还该“不得学共产党”（ Thou Shall not follow the Communists），最起码，不得学共产党式的迫害，不得迫害任何上帝的儿女，尤其是自己的学生。

〔《文星》第七十九期，一九六四、五、一。〕

附录二

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沈沉，李敖）

——高等教育怪现状的又一面

一、前言

辅仁大学在台复校后，一开始便令人失望，除了一位校长是国际闻名的，政治色彩重于宗教色彩，更重于学术色彩的于斌总主教以外，其他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人士。最初还听说许恪士先生要担任教务长，后来也被他自己否认了。国文系系主任是从台大借去的戴君仁先生，听说也只一年为限。其余法学院还有些台大兼任的名教授，文学院、理学院尽是些很少教育经验的神父，更谈不上知名之士了。

更不幸的是，今年五月，我又从文星第七十九期，看到《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一文。我读了以后，真是愤恨交作，恨的是总以为此文是造谣生事，希望辅仁出来告他诽谤罪；愤的是万一真有其事，真如所写，辅仁也太不争气了！经过五、六、七三个月，以及八月份的半个多月，辅仁一点也没有辩白；同时，我从一些和辅仁关系较密切的朋友中打听，竟是所传非假，我气愤极了！但也只是白气一场。

不过，我还存了一个希望。人孰能无过？学校也哪能一开始便办得很好？“一巴掌”也未尝不可能是一个教训，也许辅仁受此惨痛教训，于是乎力图振作，说不定因此大澈大悟，改弦易辙，第二学年便面目一新，蒸蒸日上了！

不幸！这希望，看来又将成为泡影！而且还要更糟下去！

二、第一文件

七月二十二日，一位和辅仁关系极深的老同学，从新庄（辅仁所在地）给我寄来了辅仁文学院印发的四个文件。为了存真起见，其中两个，我特地摄成照片，希望文星能制版刊出。又恐缩小后不清楚，我特地抄录全文；其余第三文件，我只加以节引，不制版，也不录全文，以省篇幅。第四文件以关系不多，从略。

第一文件原文如后：

“各位主教大人圣座前，敬禀者：传闻辅仁大学文学院下学年将聘请王华隆先生为教务主任，神子等服务于文学院之国籍司铎愿冒犯进忠言如下：

环顾世界天主教大学，其教务主任必为神父修士或修女，非万不得已，决不聘请俗人；尤其宗座大学，更前此无闻矣。现在应按实际情形，考察本校文学院是否有此万不得已之苦衷。

在二三十年之前，我国国籍神职界中，鲜有荣获高级学位者，故此各公教大学当局每不得已而请俗人任要职，因此辅仁有陈校长，震旦有翁校长，然究其实主事权仍操诸外籍神父手中，故事实上仍未破损由神职界经理之传统。而今我国国籍神父之有博士学位者，在台湾已不下二十人，在本校文学院任教者，除高思谦之外尚有九人，故此似无再须聘请俗人代理或顶名之理由。

再可参考法学院及理学院之办法，法学院国籍神父之有博士学位者仅三人，而该院行政人员及各系系主任皆由神父任之，甚至教务主任由训导主任兼之，亦不愿声请俗人。理学院亦然，教务主任为外籍神父，而用俗人助理之。法学院国籍神父们皆明白表示不欢迎文学院用俗人为教务主任，且他们坦然指出文学院神父们在年龄上、学历上、经验上，皆胜过他们，他们三位博士皆是副教授资格，而在文学院任教之神父中，除高思谦外，尚有六位正教授，因此文学院比法学院或理学院，更无聘请俗人作教务主任之理由。

在文学院服务之神父们对王君本人无意见，不过在原则上对其学历及经验似有考虑之必要。据耶稣会方面消息，王君约在二十年前曾任津沽工商学院院长，然当时行政实权仍操诸外籍神父手中，故王君在看正赞事经验上未免当打折扣。再者，二十年前之我国高等教育正在变迁时代，一切未上正轨，而今日在自由中国之高等教育已够得国际水准，以往日变迁时代之经验而来作现代大学之教务主任，似犹请赶骡车的来驾汽车，未免有时代不同之感。

反之，在文学院服务之神父们，皆曾在国际水准以上之著名大学肄业多年，且获得最高学位，而亦有曾在国外现代化之大学中任教多年者，或有在台大、师大、政大及中国文化学院任教者（详见另表），彼等对现代大学之行政制度，以及教务上之情形，必较退休多年之王君更为明白，故在此情形之下而聘请王君为文学院教务主任，未免有开倒车之现象。

再论王君之学历，据说王君乃早期辅仁毕业之文学士，此后并未在其他高等学府获得实际上之正式博士学位，然曾因教授地理而闻名，即使成为地理学权威而得诺贝尔奖金，亦不一定是“教务主任”之人材，现代大学之校长及各学院之院长，屡闻有聘请无博士学位之人任之，然未闻有非博士之教务主任，否则该校必不够国际水准无疑。

总之，如根据客观事实而讨论之，吾人实在不敢赞成聘请高寿六十又八之王君为教务主任，好在目下高思谦神父已不必在今年任中学校长，故此敢恭请各位主教大人再三考虑，如能挽留高思谦神父继任教务主任，则文学院教务幸甚，神子等亦幸甚矣，专此恭颂各位主教大人神安。

神子等在文学院服务之司铎同叩

王伯尼、周幼伟、王任光、李贵良、赵雅博、王秀谷、钱公博、徐熙光、钱志纯，九人共署名

（一）、附国籍司铎学历简表，供参考。

（二）、附文学院教职员待遇简章。

（三）、附文学院学生宿舍舍监神父须知各项敬祈各位主教大人审阅之，斧正之，而在八月初会议中讨论之。”

三、第二文件

辅仁大学文学院现任教职之国籍司铎学历简表

牛亦未：辅仁文学士，曾在各地修院任教多年，又曾任益世报及其他多种公教刊物主笔，并任南京总教区副主教有年，现任文学院代院长兼历史系系主任。

高思谦：哲学博士，曾任凤翔教区副主教，现任文学院教务主任哲学系系主任。

王伯尼：圣教法律硕士，曾任华棣冈电台国语广播部主任。现任文学院训导主任。

周幼伟：哲学博士，又曾在教育研究院攻读三年，整备缮写论文而再考取教育学博士，然当时（一九五四年），罗马传信部有令通知芝加哥总主教略称：凡已得博士学位之中国神父不准再考取第二项博士，因而作罢。此后转赴落山矶天主教大学教育学研究院任教多年。并任该教育研究院之哲学及历史组主任。在美时：曾屡次参加全国天主教教育会议。现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总务长。

杜而未：哲学博士，为台大人类考古学系专任教授，著作甚多，现为辅大兼任教授。

王任光：历史学博士，曾任美国达拉斯大学及肋莫伊纳大学史学系教授多年，去岁受我国教育部之特聘来台大任客座历史学教授，同时在辅大兼任史学教授，并代理史学系系主任之职务。

李贵良：哲学博士，毕业于举世闻名之鲁汶大学，曾为师大专任哲学教授，并在中央图书馆任要职，今为辅大兼任哲学教授。

赵雅博：哲学博士，为耀汉小兄弟会会士，留学于西班牙，自一九五六年起已在师大任教，现为该校教育学研究所专任哲学教授，并未辅大哲学研究所兼任教授。

王秀谷：心理学硕士，曾任美国达拉斯大学哲学副教授，现任中国文化学院专任哲学教授，并为辅大兼任心理学教授。

（以上九人皆俱有教授资格。）

钱公博：经济学博士，卒业于举世闻名之巴黎苏尔僕纳大学院，现任台大法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任副教授，闻不久即将升任正教授云。今为辅大兼任法文副教授并代理图书馆馆长之要职。

徐熙光：法学博士，卒业于罗马国际公法研究学院，现任政大外交系国际公法与国际关系专任副教授，闻不久亦将升任正教授云。今在辅大兼任国际组织及国际现势副教授。

钱志纯：哲学博士，毕业于意大利米郞圣心大学，曾任新竹主教座客本堂司铎，今为辅大哲学研究所及哲学系专任副教授。

杜应翔：哲学博士，卒业于罗马宗座传信大学，曾在罗马亚波里纳宗座大学任哲学讲师，今为辅大兼任哲学副教授。

（注意：以上四位副教授皆有博士学位。）

第三文件：辅仁大学文学院行政与教职人员之职务及待遇简章。不录全文，但以下将加以节引。

第四文件：辅仁大学文学院学生宿舍中之舍监神父须知，从略。

四、谁是文件的起草人

社会人士都知道辅仁是一个“三分”的局面，文学院属于中国主教团；法学院属于美国人为主的耶稣会；理学院属于以德国人为主的圣言会。而所谓“外文系”，对校外，对教育部，骗说是属于文学院；其实，是属于理学院，并且在一些文件上还称为“语文学院”（College of Language）。凡已经在辅仁教过一年书，或读过一年书的人，都知道这些四分五裂（因为还有一个家政营养系由修女主办）的局面，而我们贵国的教育部，也闭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任由他们扰乱教育系统，不闻不问。这些暂且不说。

这四个文件都是文学院的，所以第一文件开口所称的“各位主教大人圣座前”，是指在台湾的全部中国主教。

从第二文件，可知在辅仁文学院“现任教职之国籍司铎”有十三人，但在第一文件末署签名的只有九人。

所以稍加研究，那不署名的四人（牛亦未即牛若望、高思谦、杜而未、杜应翔）大约不会是起草人。

再仔细一分析，十三位或九位国籍司铎的学历中，根据原件，短的只有一行零一字；其余也都只有两三行，独周幼伟的学历长达六行；而且其中不准他考第二博士等经过，除了他自己以外，别人无从知道。我们有理由可以确信这些文件必是他的手笔。这是第一证据。

在文星杂志第七十九期《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文中，我们知道周幼伟神父便是把“祸祟”念成“祸崇”的人，也是把“士贾倍徙”念成“士假信徒”的人。不幸的很，在上面已制版的两个文件中，周幼伟的学历中，把“准备”写成了“整备”。又在王秀谷名下，把“具有”写成了“俱有”。（原文是“以上九人皆俱有教授资格”，如果没有“皆”字，倒也可以，偏偏又多了一个“皆”字，而“皆”“俱”两字却因同一意义而犯了重复。）会念别字的人，当然也会写别字，这是证据之二。

第三证据：在第二文件中，名列第一、第二的牛亦未、高思谦都不曾在第一文件中署名；名列第三的王伯尼，只是训导主任；可是名列第四的周幼伟却是“现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总务长”。我一位朋友，从十三位神父中的某一位那里听到，当高思谦辞去文学院教务主任之后，周幼伟便身兼四职；①全校的总务长；②文学院的总务主任；③文学院的教务主任；④哲学研究所的主任。试想除了周幼伟以外，署名的九人中，哪一人能油印或铅印这些文件，并擅自寄发呢？

五、反叛加上愚昧

历史上喜欢反抗或叛变的人，都有些聪明，惟独这一位周幼伟不但念别字，写别字，而且还会莫名其妙的荒唐。

首先他在第一文件中自称是“冒犯”，可知他是率领了或假借了其他八人名义来反抗台湾的国籍主教们。按天主教的规矩，教友该服从神父，神父该服从主教（除非他们的命令或举措是违反天主诫命或教会规条的），现在主教们只是聘请一位教务主任，而且还是教友，而周幼伟神父却公开反对，这成什么体统？这对天主教教友来说，真是天大的坏榜样！我愿奉劝周幼伟和真正参加反叛的神父们，好好去辨个告解，莫再给圣教会丢脸了！

一个最起码的教友，也知道天主教只称教宗为“圣座”，可是周幼伟想谄媚“各位主教大人”却妄称之为“圣座”。不知“各位主教大人”接到了这封信以后，作何感想？

在第一文件中，有“因此辅仁有陈校长，震旦有翁校长”两句话。这又是一件怪事情，听说周幼伟在上海求学多年，身为神父，却凭空乱造“震旦有翁校长”的事实。震旦立案后，翁文灏曾担任校董，校长是胡文耀。震旦校友在台湾的必不少，台北还有震旦补习班，周幼伟竟可以如此捏造，真可说是胆大妄为！他以为别人都是傻瓜吗？可是他还腼颜当起研究所主任，骂别人不够资格呢！其愚昧有如此者！此外第一文件中不通的字句，还有不少，如“实主事权”四字便是一例。

六、为王华隆先生叫屈

我和王华隆先生非亲非故，既无师生关系，也从无一面之缘。

第一、第二文件，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反对王华隆先生担任辅仁文学院教务主任。

为此，在第一文件中，一再强调王华隆是“俗人”，王华隆没有“博士学位”，也提到王华隆没有经验，更说到他已六十有八高龄。

从这些理由中，我们可以看出反对王华隆先生只不过是一个幌子，骨子里，周幼伟等真正反对的是校长于斌总主教，还有文学院代院长牛若望（亦未）。

很显明的，于、牛二人也都是六七十岁的人，比王华隆差不了多少。

于斌虽是博士（比周幼伟想得而未得的博士加在内，恐怕还多几个），但在国内也仅在北平辅仁大学教过很短时期的课，所以在周幼伟等看来，经验也不够。

牛若望更不用说了。记得在抗战前，在安徽大学教过书的教友徐景贤先生，曾谈过牛若望当初求学的艰苦。据说，牛若望升神父后，因系修道院出身，没有高中毕业文凭，而实际上也考不进大学，于是花钱买了华北大学二年级的学籍，然后再从三年级起转入辅仁。这段伤心史，虽是作弊，有失神父身份，却也可以看出牛诺望很想上进，是值得我们同情而加以谅解的。可是他毕竟不是博士，而在他的学历上，也只有在修院任教，据任报刊主笔及副主教，这些都和教育无关，也不是教育部或任何大学的教授资格审查会上所能接受的。既要求文学院的教务主任须有博士学位，须有经验，而牛若望没有在任何大学教过书，连助教，讲师也没有担任过，所以按照周幼伟等定的标准，牛若望也只有“走”的一条路。因为照周幼伟等的说法，王华隆也是辅仁文学士，或比牛若望还早几年，然而王华隆究竟在大陆上就已在各大学任教多年，也有不少著作；到台湾后也曾在师大任教多年；王华隆以如此学历、经历，还要受拒绝，牛若望怎么好意思再呆下去？

现在周幼伟等提出要请高思谦留任，请读者再查看一下第二文件，高的经历又只是“副主教”，请问“副主教”和当大学的教务长或一院的教务主任，又有什么关系？

明眼人早可以看出，周幼伟（其余八人也许只是被迫或被利用）的野心是在院长，甚至想有一天爬上校长。

七、文学院国籍司铎学历的剖析

这张《学历表》（第二文件），周幼伟也是费了一番心机而拟出来的。请看两位神父是“毕（卒）业于举世闻名之××大学”，他以为这一下可以扬眉吐气，但不知从反面来说，恰恰是等于说别位神父所毕业的都是举世不闻名的大学。

上面已说过牛、高二人的“副主教”“主笔”“修院任教”（一位北方神父告诉我，牛若望并没有在任何修道院正式任教）等，都和教育部定的大学教职员资格无关；而王伯尼的“华棣冈电台国语广播主任”，更是牛头不对马嘴。近年，教内教外，到过罗马的人也不少，我朋友中便有三四位，他们说，王伯尼只是梵蒂冈电台华语广播员而已！如此经历，有什么可以炫耀呢？

牛、高、王、周是辅仁文学院四巨头，学经历如此，其他又何必多费笔墨？

过去，在大陆时，教会大学，像周幼伟所说，“实主事权仍操诸外籍神父手中”的时代，一切还肯遵照教育部的《大学法》和《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等，但现在辅仁文学院国籍司铎的学历表，却完全不顾中国政府所颁的法令和规程。即如任何大学考核资格或升等时，必以“专门著作”（讲师）、“有价值著作”（副教授、教授）、“在学术上有相当贡献”（副教授）、“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等为标准，而辅仁文学院的国籍司铎学历表，没有一个人有专门性的重要著作，或有价值的著作；只有杜而未，名下写了“著作甚多”四字。这叫一般“俗人”看了怎么能服气？

从学历来看，十三位神父中，除了牛若望（亦未），其他不是硕士，便是博士。但从著作来说，差不多都是白纸。再从经验来说，反对王华隆的理由之一是他过去教书的时代太早，而又退休多年。教书不早，试问哪儿来的经验？若说退休多年，我也很勤读教会刊物，第一文件署名的九位神父中，就我记忆所及，至少有三位回国只有一年，不署名的高思谦来台也不会超过三年；其他有些只有四五年，而王华隆在师大任教，从三十八年到四十四五年去美，他的经验，九位或十三位神父中哪个能比得上？

八、挑拨、捣乱

说来说去，说王华隆不配当辅仁文学院教务主任，也无不可，但比起那九位或十三位神父来，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还是高一着。

我那位最了解辅仁实情的朋友告诉我，反对王华隆的书面上的理由，都不是真理由，所以站不住，真正理由是反对于斌校长用东北同乡，而王华隆是东北人。可是很多人奇怪，为什么田枢机用自己的同乡胡德夫神父为代理副主教，而不闻有人起来反对呢？

而我最不了解的，为什么“俗人”不能任教务长或教务主任？第一文件中周幼伟所说：“环顾世界天主教大学”云云，我没有出过国门，不敢信口乱说，但我不信周幼伟也真正“环顾”了“世界天主教大学”，说话总是小心点好。不要以为你是博士、神父便可吓倒人。“拿证据来”，这是学者态度。

现在罗马教廷，据说也将专设一机构，完全聘用俗人担任教务顾问；此次大公会议中，“俗人” 也有被邀任观察员的；大公会议又正在讨论“六品修士”是否可以结婚的问题，请问将来，他们是不是俗人？罗马教廷正在想多用“俗人”，提高“俗人”地位的时候，而中国的辅仁文学院中几位中国神父，却完全想把持高级职务，排斥“俗人”，这不是争权夺利是什么？这才是开倒车，这和观音山凌云寺和尚的争执，有什么分别？

从教理上说，我知道做弥撒、听告解以及举行其他圣事，那都是神父们的职务，我们“俗人”不敢问鼎；我没有读过教会法律，我不知哪一条不许俗人担任教会大学的教务主任“俗人”当教务主任，上有主教作校长；又有神父作院长，我真想不出有什么“势不两立”的地方？周幼伟对“俗人”何以有如此深仇大恨？

在第一文件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国籍神父”和“外国神父”的刺眼字样，这不是挑拨是什么？天主教号称公教，近两任教宗又倡导对其他宗教徒还要以兄弟相待，周幼伟等却在划地盘，组织小圈子，用心何在？就如第一文件中所说，过去用俗人（甚至教外人）任教会大学校长时代，“实主事权”仍操诸外国神父手中，这岂不是挖苦现任法学院院长周弘道神父吗？（因为听说实权是在一位美国主教手中）这不是在鼓励法学院中国籍耶稣会神父来向外国神父争权吗？

九、目无主教，目无校长

第三文件是《辅仁大学文学院行政与教职人员之职务及待遇简章》。有一段“前言”：“辅仁大学文学院由中国国籍主教团主办，故本简章应先由中国国籍主教团通过后，方能生效。”

这几句“前言”虽说明该简章“应先由中国国籍主教团通过后，方能生效”，但严格说起来，简章本身就应该由主教团拟订；现在周幼伟擅自拟订，他竟驾主教团而上之，这成什么话？所以我说他“目无主教”。

简章第二条说：“院长及教务主任当有博士学位及教授资格，训导主任及总务主任当有硕士学位及副教授资格。”

这固然是在拒绝王华隆担任教务主任，但不知这将使牛若望院长如何难堪！因为他也不是博士。在第二文件“王秀谷”名下注曰：“以上九人皆俱（应作具）有教授资格，”吾不知其中有些人的教授资格是如何取得？

在第三文件中有一节是关于“各系系主任”的，其中第一条说：“文学院各系系主任，先得经行政人员一致推举而由校长聘请之。”

这里先说明周幼伟神父“幼稚”得连“得”字也不会用。他把“得”字当作“须”“应”等字用，他不知道“得”字在公文上只当“可”字用。

文学院的行政人员是谁呢？是院长、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总务主任。所以文学院的国际司铎虽有十三人，签名里第一文件的只有九人，九人中担任行政职任的，周幼伟的心目中，最好是下列三人：

他自己任院长，因为牛若望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教授资格也有问题；他再兼总务主任。高思谦任教务主任，王伯尼任训导主任。

图穷匕见，现在读者可以明白了，周幼伟想以他们三个人控制整个文学院，最后再由他一人控制其余两个人，而由他独裁。所以“文学院各系系主任，先得经行政人员（即是他们三人，也就是他一人）一致推举，而由校长聘请之。”所以校长也就成了傀儡，有名无实。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十、周幼伟的背景是谁？

周幼伟以一位去年刚回国的神父，何以能如此胆大妄为，兴风作浪，把一个辅仁文学院搞得天翻地覆？如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这是不可思议的。

就在我接到四文件差不多同时，我也在七月二十三日《教友生活》上看到了周幼伟晋陞蒙席荣衔的消息，说是由田枢机向教廷提出申请的。其中一段说是“周蒙席为上海世家老教友，其父在世时，为教会出钱出力不少。田枢机当年在阳榖传教时，常得助于周蒙席之父。”这是我初次听到，天主教神职界的荣衔也可有父亲出钱而荫得的。这就未免太势利了！其实，他的父亲捐助教会，如若已死，天主早就赏报了，何必锦上添花？

在台中，南北过往的教会人士也不少，早就听说田枢机如何压制于总主教，如何要牛若望辞去文学院院长，又如何千方百计要周幼伟升任院长，风风雨雨，直接间接的听了很多次，一再求证，竟也一一证实。牛若望为了表示一生追随于斌，效忠于斌，就是不辞院长，于是田枢机免了牛若望副主教职，已见教会公告（公告说是辞职，但牛对很多人说我没有辞）。我明白了，周幼伟是有后台大力支持的。但是小教友们，却只有诚心诚意祝祷田于二公合作无间。为教会着想，为辅仁着想，为周幼伟着想，任何小教友，都该愿田枢机奉劝周幼伟多读一些中国书，少念别字，少写别字，少发表不通的文字，多研究中国教会法令，既然承认“今日在自由中国之高等教育已够得上国际水准”，那就应该多看看人家的制度；最后更莫忘自己是神父，切勿沉浸于“两个博士”“主任”“院长”“教务长”“校长”等迷梦中。你们总该知道辅仁大学被你们撹得乌烟瘴气，所损失的，不单是教育的失败，学生的受害，和你们诸君“令誉”的损失，甚至辅仁大学过去几十年的声名，也会被你们拖垮。所以你们不要做真正的“名”“教”罪人，你们应该多识大体，多多反省才是。

1964年8月20日

（《文星》第八十三期，1964年9月1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私生子与罗光

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依反面解释，人民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进而人民当然更有不赞同某些宗教观点的自由，否则宪法第十一条的言论自由就必成为具文。耶稣是否私生子，宗教和非宗教的观点，自然不同，本不必强其为一。文星一贯的立场是容纳正反不同的意见，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选择。本刊连续刊载了罗光先生和吕逸文先生的投书，正反意见均已具呈，这一期又接到罗光、黄德来几位先生有关“朝圣团和私生子”这个问题的投书，这些意见过去业已披露，所以不拟再予发表。不过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提出的就是八十四期的文星曾应罗光先生的要求在批评辅仁大学的同等地位刊出了他的投书，可是罗光先生又把同样的投书，发表在另一刊物上，以罗光先生的地位，竟连投稿人的基本道德和自律都有所欠缺，我们实在感到惊异和遗憾。

（《文星》第八十六期“编辑室报告”， 1964年12月1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怎样教洋鬼子？

　　一、对中国语言发展与沿革，你可愿扼要而系统的开课？其中包括至少有：①基本语言学，②中国语言史中文白问题，③中国音韵学纲要，④中国语音的特色部分，⑤方言与国语的专题（包括六种汉语系和九种非汉语系的解说），⑥音标，⑦语言学教学法。

　　二、对中国文学发展与沿革，你可愿扼要而系统的开课？其中包括至少有：①从“小学” 到“文字学”的变化，②中国文字的构成（从六书说开始），③中国文字的变革（从古文字到简体字），④字典介绍，⑤书法介绍，⑥字辨举例（包括形、音、义），⑦中国文盲情况。

　　三、对中国词汇介绍，你愿选择这些专题么？①中国单字与复字的变化，②对偶字变化（包括联语介绍），③迭字变化，④切脚语举例，⑤歇后语举例，⑥谚话举例，⑦谜语举例，⑧双关语（Pun）举例并比较，⑨廻文举例并比较，⑩成语介绍，11）用典的严重性，12）译名问题。

　　四、对中国文句介绍，进而对中国文法语法学的介绍，你的选择怎样？①中文从无法到有法的演变，②词类区分，③语句分析，④辨句练习，⑤虚字专题介绍，⑥标点与格式。

　　五、对中国修辞学，尤其在修辞与语言、文字、词汇、文句文法的相互关系上，你可愿有综合性的举例讲解？其中至少包括：①修辞学概要，②中国修辞举例（包括改易部分、增益部分、删削部分、颠倒部分），③修辞专题个别研究（包括代用、省略等等各部分），④特色举例并说明这些特色在中国思想界中的地位（如避讳），⑤由修辞学故事来引发对中国修辞学兴趣。

　　六、对中国文体的介绍（包括文白各种文体），你可愿分别举例并说明？包括：①记述文，②敍述文，③抒情文，④说明文，⑤议论文，⑥日记，⑦书信（包括柬帖、函电），⑧游记，⑨应用文（包括公文、启事、契约、诉状、规章、讲词等），⑩韵文，11）新闻文体，12）各种文体的综合运用。

　　七、对中国研究基本介绍，你可愿担任？①汉学及汉学史汉学家简介，②重要汉学研究的工具书，③台湾公私藏汉学研究图书概况（包括中国近代史及中国共产党史方面），④台湾目前在这方面专家介绍，⑤目前中外汉学者正在研究的主题简介。

　　八、对中国图书典籍（目录学）方面，你可想全面性的做一番指导？①中国图书分类情形 ②版本学常识，③古书真伪问题，④书目概要，⑤索引介绍，⑥台版书介绍，⑦中国问题专题研究参考书举目。

　　九、对中国国学中经学、史学、子学等基本常识的介绍，你可愿担任？①经学原起、群经概要，到今古文之争，以及历代经学的变迁，②史学的原起、体例，以及重要的名著，③子学由来以及九流十家的介绍。

　　十、对中国文学与文学史，你可愿囊括哪些主题？①中国文学史概要，②各朝文介绍，③各朝诗介绍，④词曲介绍，⑤小说介绍，⑥笔记介绍，⑦重要文学家介绍，⑧中国文学批评介绍，⑨中国文学与译本。

　　十一、对中国俗文学和新文学，你愿介绍多少？①古代的歌谣、民歌、变文、宝卷、鼓词，②中国新文学史（包括文学革命前期和文学革命，新青年、学衡、甲寅、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联、以至抗战和抗战胜利），③中国新文学人物简介，④中国新文学作品简介。

　　十二、对中国艺术与艺术史，你愿专题介绍哪几部分？①国剧（包括与历史真伪异同），②电影，③美术特色与美术史，④国乐特色与音乐史，⑤民间艺术（如皮影戏等渊源及流变），⑥目前台湾中国艺术的通盘介绍。

　　十三、对中国新史学和近代现代史的情况，你关心哪几个方面？①新史料发现引起的显学（ 包括甲骨学、西北文物、内阁大库档案、太平天国新史料等），②新方法下的辨伪学，③民国以来各朝代及各专题研究的情形。

　　十四、对中国思想（包括现代思想），你的专题兴趣怎样？①中国思想通史，②各代专题，③各代批评，④学术论战（包括民国以来之“孔教论战”“国体论战”“文体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民治与独裁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对美对苏与自由主义趋向论战”“中西文化论战”）。

　　十五、对中国个人传记及思想之个案研究，你可提供多少人物？（请列举）

　　十六、对中国思想的剖面研究，你有多少心得可以教授？如①性命，②道统，③理学，④迷信，⑤风水，⑥堪舆，⑦相术，⑧宗教，⑨天道，⑩气运，11）德行，12）适与神，13）物与心，14）孝道，15）民俗与民俗中人物。

　　十七、对中国政治思想、制度、与人物，你请专门的予以选择和列举：①中国政治思想史 ，②中国政治制度史，③中国立宪史，④民国大事专题（请列举），⑤民国党派专题（请列举），⑥民国政治人物（请列举），⑦中国行政学概要。

　　十八、对一般中国社会科学，你可协助多少？如①教育与教育史，②社会学、社会史与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救荒问题等），③商业与中国人的商业观念，④法律与法制史，⑤礼俗。

　　十九、对中国科学史与技术史，你可否进一步提供心得？①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②中国的科学史，③中国技术发展史，④工艺，⑤建筑。

　　二十、对中国地理与风光的介绍，你可愿贡献多少？①中国地理概要，②地方志举例，③方志学，④各地风光，⑤史蹟举要（包括历史部分的说明）。

　　二一、对中国国民性研究，你的成绩怎样？①中国民族性特色，②与各国的比较研究，③中国民族性凸出专题的研究（如“面子”“圣贤崇拜”等等）。

　　二二、对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与抗拒种种方面，你可指示学生的有哪些？①中西文化交通史，②中西文化重要交流项目例解，③中国的排外思潮与历史，④外国对华政策研究，⑤翻译情形，⑥传教士与中国的教会。

　　二三、对美国人研究中国语文文化，从大处着眼，你可指点出什么？①中美外交简史，②美国对华政策的是与非，③中美双方所负的责任，④中国人为何亲美或反美？⑤为什么美国常常花了钱反倒挨骂？⑥所有“帝国主义的国家”中，美国的罪最少（美国没占过中国一寸土地），可是为什么美国却被中共诬为第一号公敌？……像上面这些问题，你可帮助美国朋友了解多少？你能提出多少冷静的答案？

　　1968年7月3日，代三姐李琳作。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股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而中举应辟，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做浅盏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

　　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鉞，“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总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

　　知识分子+威权者＝（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　　

　　探讨中国知识分子陷入这一病态的原因，该是一件非常值得尝试的事，尝试所得原因可有五点：

　　一、拙于谋生　　

　　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动，五谷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分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

　　二、急于用世

　　上面的谋生问题，有的知识分子倖能解决，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那就是“怀才不遇”“不甘寂寞”的问题。当年孔老夫子早就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悽悽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

　　三、昧于尽忠

　　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昧“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之后，历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而不是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也不深究这对象所发生的事件（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patriot），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chauvinist）和家族的忠仆！

　　四、淆于真知　　

　　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大毛病是他们在本行上的失职。知识分子本应在思想上做先导，提供远景，为国家决定趋向的。古代的有心人，早就标榜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但这些过于抽象的目的，若想达成，还需要进一步的细腻思想和具体理论。可惜在这方面，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得太糟太差。到了近代，知识分子受了日本及欧美的影响，一时眼花撩乱，再加上求功心切，时髦是尚，大家一窝蜂似的引进他们自以为是的欧美思想，再牵强附会上传统经典与思路，搅拌出一大堆大杂烩，惹得中国群众目的热而方法盲，教条林立，主义杂陈，闹得天翻地覆。而真正西方的理性、自由、民主、人权、容忍等德目与实绩，却未能在中国生根。可见从世界主流标准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够格的，他们淆于真知，不能做好思想的指向。

　　五、疏于自省　　

　　上面这一病症，归根结底，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疏于自省而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最不能察觉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因而常常走上知识的歧路，无益世道，也无益实学。历来什么易数、骈文、律诗、八股、心性、理气、朴学、精神价值等等，都可以说是虚耗青春之学——“虚学”。虚学就是真知的反面，也是真知的绊脚石。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搞虚学，竟还想用虚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不量力，已是十分明显。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够自省，应该察觉出什么是他们力之所及的，什么是他们虚学败事的。国力的元素狠多，知识的力量只是其一，虚学闹来的知识，甚至没有力量可言。“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有其限度，尤其是当天下这么复杂的今天，更不是空头的“己任”，过分的责任感所能“救”得了的。一个大学教授的影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活生生的哲学系研究生的说服力，甚至比不上一个死翘翘的不入流的小说家。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值得以虚学自傲的知识分子的反省吗？　　

　　以上所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五种病，立论都从起码着眼，低调着眼。并不以高调苛求。例如并没要求“威武不能屈”或“杀身以成仁”之类，就可证明。因为连起码这一点，若都无法修正，无法解决，尽唱高调，结果也只是高调而已。　　

　　知我者晓波，是个认真思考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想用知识来为中国前途求得答案，并以行动来印证这一答案。他的抱负是令人关切的。在我上面指出的这些病里，我不知道晓波的努力能够修正多少，解决多少？但我希望我不是扫他兴的人。晓波出书要我给他写序，以我跟他的交情，我不能写“可以抒情怀”一类的序，因为晓波探讨的问题太严肃了，严肃得使我不得不静下心来，仔细察看一下晓波写作的主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信心一问题，而粗浅的写出一点意见。晓波向以“时代的透视力”自豪，这次竟被我透视了一下子，想来也许不服。不过晓波的不服一点不值得担忧，三杯老米酒一下肚，他就软化了。千言万语摆不平他，三杯黄汤就可叫他肝脑涂地。可见制什么知识分子，实在也无须什么知识。

　　1970年5月10日，夜五时　　

　　（附记）这是我代丁颖为王晓波《象牙塔外》写的序。《象牙塔外》1970年7月由丁颖的蓝灯出版社出版。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制作！

副不副，副哉？副哉？

　　人类活动是群体的活动，影响群体的，不是群体，而是特殊的个人。这些个人，在群体中站在别人肩膀上，有的驱策群众，有的压迫群众，有的玩弄群众，有的训导群众，他们跟群众的关系，都是强制性的。群众迫于淫威，只好虚与委蛇，对他们貌似拥护。日子久了，这些人自己发酵，真的以为他们是受人欢迎的，于是肉麻当有趣，整天亮相，这种个人，叫做“强制型的名人”，他们的特色是：完全昧于群众心理，被人讨厌而不自知。

　　另一种个人则不然，他们虽然也是人上人，但却是被群众抬起来的，群众对他们“爱你爱在心坎里”，对他们欣赏、喜欢、赞美、崇拜，没有一点强迫与恐惧。一切全是自动自发，心甘情愿。这种个人，叫做“风靡型的名人”。

　　人类历史中，真正“风靡型的名人”并不多，一来是传播工具受到限制；二来是所谓名人，往往十九叫人要吃“散利痛”，最后一个，也得因他备用“万金油”。

　　“风靡型的名人”的特色之一，是他们能影响群众，施展影响，有的靠歌声舞影，有的靠浅笑轻颦，有的靠双拳，有的靠大腿，在传播工具日新月异的今天，“风靡型的名人”，已经差不多都被娱乐界和运动界等明星型包办，但他们对群众的影响，是以“大脑叫停、小脑反射”的状态为基础的，换句话说，他们很难深入群众的大脑，被风靡的部位，全是四肢。

　　在传播工具很土的时代，就是在录影机、电视机、电唱机、电影机、收音机还没出世的时代，群众就不这样四肢挂帅。那时代群众比较“大脑书本化”，看书的人多，因为娱乐的项目又少又不方便，不看书也无以杀时间或遣悲怀，所以看书成为正业，也成为闲情。那时代讲大众传播，说来说去是以书本为主，能写书的人，能把书写得迷人的人，就是“风靡型的名人”。古人中并非没有明星型的人物，但是格于传播工具的缺乏，星字号人物，只能侷限一隅，一代美男子潘安仁，他出现在马路上，倾倒众生，各路佳人，把媚眼和鲜花抛到他车里，风靡的程度，不在今天任何大牌明星之下，但一算亮相的范围，可就薄命极了：他没有开麦拉留念，一生活动半径，不过几百里，然后身死形灭，最后还得靠书本传下美名。所以，王婆口中的“潘”“驴”“邓”“小”“闲”，其“潘”如何，我们只能从书中想象。风靡群众的，是书中人，不是人本人。

　　“奈何烧煞我宝玉！”

　　更有一种书中人之尤，风靡群众，竟达不可思议的程度。清朝陈子庄写《庸闲斋笔记》，提到大家迷《红楼梦》，杭州一个商人的千金，“明艳工诗”，竟至单相思贾宝玉而不可救药，临死前，她父母认为：都是《红楼梦》闯的祸，一气之下，把《红楼梦》点火烧了。千金小姐躺在床上大叫：“奈何烧煞我宝玉！”登时气绝。这种风靡，也是书中人，不是人本人。

　　故从中国传统的传播工具看，中国人习惯以书本做为寻找风靡对象的主要媒介，中国人迷上关公，迷上孔明，都以书本做主力。一部历史演义《三国演义》，为中国民间塑造了不朽的“风靡型的名人”，这种演义体的表达方式，比什么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全要大！

　　中国民间思想的真正动脉，就这样的流行着。

　　到了十九世纪，传播的方式起了革命，这就是报章的兴起。中国人办的第一份像样的报，始自一八九五年，当时甲午战争败给小日本，中国觉得没面子，要发奋图强，就跟老外学，学办报，想用报纸开化群众。当时的报叫《中外纪闻》，是粱启超办的，每天出一张，内容以评论为主，新闻为副。当时中国人，根本没有订报的观念，要他看报，得送给他看，甚至送他都不高兴收，疑心有什么阴谋在这张纸上，送上家门。最后《中外纪闻》送都送不出去了，关门大吉。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亡命海外，一九〇二年起办《新民丛报》，他每天要写五千字，前后写了二百五十万字鼓动风潮，开发民智。《新民丛报》的影响，据黄遵宪估计：“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新民丛报》的影响虽大，梁启超却认为：必须有一平行的姐妹报，才能相得益彰，于是他创办了《新小说》。《新小说》内容有论说、有历史、有传奇、有戏本，“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梁启超创办的理由，基于他对小说的清楚认识。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开宗明义：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说既有这样大的“不可思议之力”，《新小说》报的特殊效果，自然就非《新民丛报》所能办到。例如，《新小说》报可以上接中国民间思想的真正动脉——演义体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新民丛报》就格于体例，很难办到。最近远流出版社编印《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找到《新小说》中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做为殿后，就是大动脉式的一种贯串，使我们清楚把握住中国的主流与动向。这种主流与动向，在演义体里，竟表达得令人拍案惊奇的地步。

　　新中国未来记

　　我说拍案惊奇，只要一看《新中国未来记》便知。《新中国未来记》以演义体连载，始于清朝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它预言到理想国号是没有帝制的大中华民主国，后来成为事实；预言到十年后民国成立，后来成为事实；甚至预言到开国伟人名叫黄克强，后来竟真有同姓同名的黄克强出现。梁启超用《新中国未来记》延伸中国民间思想的动脉，他把演义体的表达方式，套上机动性的传播方式，一方面把旧瓶装上新酒，一方面又把新瓶装上旧酒， 这种成功的合并运用，使中国的传播动脉，无异加上新的帮浦。梁启超相信中国旧社会，“大半由旧小说之势力所铸成”，他不以《新民丛报》独步报坛的胜利为已足，他要平行的办出《新小说》报来“发表政见，商榷国计”，“专欲鼓吹革命”。可见梁启超这个姐妹报，绝不是软性的，绝不是消遣品，绝不是茶余饭后的什么趣谈！

　　归纳上面的一些片段，可结论如下：

　　一、影响群众，主要靠“风靡型的名人”。

　　二、以前的风靡主体，是靠书中人，不是人本人。

　　三、风靡的媒体，主要是演义体章回体小说。

　　四、报纸出现以后，媒体大变，小说由新闻工具带进场，影响力更机动化。

　　五、媒体经由高手运用后，书中人和人本人都可以“风靡型的名人”出现，风靡主体增多。

　　六、从梁启超到梅兰芳，都是新型的风靡主体。梁启超是思想上的明星，梅兰芳是造型上的偶像。一场《贵妃醉酒》下来，迷迷糊糊的群众，又看到书中人杨贵妃，又看到人本人梅兰芳，着迷极了。

　　七、梁启超以平行的姐妹报方式，“动摇人心”。报纸的作用，发展到最辉煌的层面——报纸不止是发布新闻、散布舆论而已，报纸还领导群众，为“平均公民”定性定向，掌握思潮的主流。

　　报姐姐与报妹妹

　　梁启超以姐妹报方式前进的时候，妹妹报在发行上是与姐姐报勾肩搭背、一同上市的。用日后的标准看，《新小说》报实际是《新民丛报》的“副刊”。不过必须立刻正名一下，因为它是盛名难副的。“副”字在一般用法里，是辅助、次一级的意思。所谓“副业”“副官”“副词”“副本”“副主任”“副社长”“副导演”“副产品”，这些“副”的意义，都是跟“正者”相对的，在副之外，的确有个为主的“正”比它重要。“正”“副”之间不论从字面上看，或是从事实上看，都有主从之别，轻重之分，大家都一望而知，并无疑义。

　　但“副”这个字，用在“副刊”的“副”字上面，却不能从字面上望文生义。字面上望文生义，自是指居于“正刊”之副，是“正刊”的一种陪衬，持这种看法的人，在事实上，完全不清楚“副刊”的来龙去脉，是看走了眼了！

　　从新闻史报业史上看，严格的说：所谓“副刊”，是中国报上的独有现象，在洋鬼子的报上很难有完全相同的这种版面。洋鬼子报上有专版或特页（Special Page），或是“星期增刊”（Sunday supplement），但都不能说是中国的“副刊”，中国的“副刊”本是中国特殊环境的怪胎，它的出世，本来就有特殊的使命。这种特殊使命，由梁启超开其先河，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在孙伏园手中明显确定。孙伏园在接办《晨报副镌》（晨报副刊）时候，首先就来个“独立宣言”，明显把《晨报副镌》自外于《晨报》。《晨报副镌》在孙伏园三年主持下，清清楚楚使中国人认清了真正的副刊该是什么样。孙伏园不但自己是作家，同时还培植作家、维护作家，虽然他对作家的维护，最后导致他离开《晨报》，但这种精神，这种不随同流俗，却在徐志摩接办时延续下来。

　　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接办《晨报副刊》，他写下《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开始就断然表示：

　　“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但这来为他们报纸营业着想却是一个问题。”

　　就这样的，《晨报副刊》在徐志摩不“迎合”、不“谀附”、不“取媚”的前提下，“全权”发展了“‘副’作用”，我试举一个例，证明这种“‘副’作用”的正面效果：

　　思想指向的一个例

　　徐志摩办《晨报副刊》，他在接任时的“大政方针”里，公开表示要集合第一流的能文之士，在副刊里导航的。他特别推出的老师——先行代的“风靡型的名人”梁启超、副刊的真正开山老祖梁启超、与人合作办报自己却“言论须完全独立”的梁启超，来加入行列。徐志摩写道：“前辈方面，梁任公先生那杆长江大河的笔是永远流不尽的，我们小报也还得沾他的润泽。”徐志摩这种大手大脚的大搞副刊，《晨报副刊》很快就独步青云，在中国思想界里，交滙出主流与动向。

　　以一九二五年秋天的事件为例。当时苏联以笑脸攻势重来中国，主张联俄的青年、学者和政治人物，纷纷宣传苏联可以合作、可以信任，举国滔滔之时，只有北方以《晨报副刊》为主体的先知们，大声反对，认为这样引狼入室将造成中国的浩劫。梁启超首先指出：

　　“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者？我毫不沉吟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国的国民性，可是换一面招牌就改得转来吗？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玩来玩去总是这一套。马克斯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转轮再生的大彼得，全俄人民从前是‘沙’的脚下草，现在便照例承袭充当执行委员的脚底泥，中国从前是‘沙’的梦想汤沐邑；现在便是红旗底下得意的抛球场。苏俄啊！你要辩明你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那一天立刻就相信你。但是能吗？”〔《覆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

　　这是何等先知的远见！粱启超更写道：

　　“共产主义好不好和我们中国相宜不相宜，且不管，算是好，算是相宜，苏俄应否以外国人来替我们干，也都且不管，让一百步，他果是为共产而运动共产，我们对他总可以几分原谅宽赦，但是真的吗？苏俄本身是共产国家吗？若是共产国家，怎样会‘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翻一个觔斗会变成新经济政策来？喂，可怜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共产主义，教你信仰的人却并没有信仰，马克斯早已丢在毛厕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随意淘出来洗括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喂，青年们！傻子听啊！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你跟他们走，自己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可爱的青年们醒过来罢！”（同上〕

　　看了这些预言，我们千万要注意它说出的年代，它是在俄国革命八年后说出的，不是三十八年后说出的，换句话说，梁启超早在南方爱国者恶梦初醒前，就苦口婆心劝人根本别做这种梦！——梁启超真不愧是《新中国未来记》的伟大描绘者，他真是先知！

　　这种先知的导向工作，徐志摩也大力跟老师配合。他在《晨报副刊》，以《仇俄与反对共产》为题，指出“中国在未经劳动革命以前，苏俄支配中国内政的原则是利乱不利治，是永远利乱不利治，既是永远利乱不利治，那就除过永远拼命捣乱外，还有别的甚么方法，可使中国长乱而不治呢？……这完全是一个以俄国为发端，以俄国为归宿的私利政策，没有甚么了不起的仁义道德在内！”“有人说：苏俄自动的放弃了他在中国的许多权利，总要算是我们的朋友，不错，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他起先有这点好处，于是把他后来的坏处就一概不问了，尤其是坏处过于好处时，更不能不问，况且他这种放弃，也只是一种宣传手段。”

　　副刊的主流和末流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重看《晨报副刊》这类把握中国主流与动向的文字，将做何感想？我们难道还不明白副刊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吗？它的“‘副’作用”的源远流长，我们还能再曲解、再小看吗？

　　《晨报副刊》的警世木铎作用，才是真正中国副刊的主流，那些主张副刊是茶余饭后性的、文艺性的、趣味性的、消遣性的、应酬性的、掌故性的，甚至作文习作园地性的，通通都是副刊的末流。这种末流，上承中国“报屁股”的流风遗绪，编来编去，只不过是屁股的屁股。这样的副刊与这样的报纸，作用就正如梁启超说的：“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这太可悲了！

　　梁启超一生有多方面的伟大，其中之一是他办报的态度。他办报成功，执天下之牛耳，却不拍天下之马屁。他坚持“报馆之天职，在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他主张“以天真烂漫之态度”，“发表其现时良心所主张，一无瞻顾。”“从不肯以投合社会心理之故，偶发违心之论，尤不愿作模稜两可之辞，以逃天下之责难。”

　　他看不起逢迎社会的报，他说这些报“阗塞纸面，千篇一律”。可叹的是，在中国新闻史报业史上，一直有一股逢迎的末流，在大江东去中跳加官，这真不像话！

　　昨天看到《联合报》的《报纸副刊何处去？》座谈会纪录，看到部分与会名流的胡涂论调，我实在忍不住，要写这篇文章，责备他们几句。他们太不清楚中国副刊的主流意义了。他们枝枝节节，还在做那逃避现实的擦“报屁股”的勾当，他们真可怜！

　　三十年来，真正认清副刊的主流意义，加以重新确定并大力推动的是高信疆。信疆在这方面，正如柏杨在《爱书人》中所说，是“一名罕见的大将”。信疆运筹帷幄的时候，我正在牢里，多年隔世等原因，使我感到：有一位比我更适合论定他的人，就是痖弦。痖弦是现在《联合副刊》的主编，他在《民众日报》的一篇文字里，在谈到副刊必须求变求新的时候，提到——

　　“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先生。他早年《现实的边缘》这些专栏的设计，对于传统文艺副刊来说，有着突破性的发展。这类发展适应了读者的要求和社会的变化。到现在，很多报纸都注意到现实性专拦的设计。事实证明，现在这条路是非常宽广的；高先生这种预见，我个人十分佩服。高先生的出现，对于台湾各报副刊的冲击力非常大；他那许多专栏设计，使得副刊的内涵更增高，内容更具多样性，而副刊的社会功能也更增强，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报纸副刊的任务》）

　　痖弦的话，我认为是对信疆的一种持平的公论。遗憾的是，痖弦所说“高先生的出现，对于台湾各报副刊的冲激力非常大”一点，我觉得太高估了。因为我们还是看到有一些副刊主编和他们背后落伍的报阀，昧于大江东去的时潮，整天以末流陶醉自己。他们真要命！

　　变一变罢！先生们！什么时候了？还不睁眼看看自己？还充老大？阎王有耐心等你们， 可是时代绝对没有，时代早把你们丢在后面。是顺流而下呢？还是悍然自毁？要命的老哥呵！你该选择。

　　1979年10月7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论医师法规

——医师法“国耻”专题介绍

前年的十一月一日，《文星》登出吴基福医师的《透视台湾医界的“大杂院”——兼谈修改医师法问题》，在文章的最后，吴基福医师沉痛的说：

“自政府迁台数十年以来，立法委员们坐在永不动摇的宝座上，未曾一次为国家民族的卫生大计制定了一条法令，实在令人遗憾。也许是碰巧，在《文星》杂志发表拙作《从霍乱谈到‘变法’》一文后，行政院迅速通过修改医师法草案，今即提请立法院审议，……今后整个国家民族的健康和安危都系于这法案上。时代是进步的，悲剧不容重演的，我们恳切地祈求立法委员先生们，振作一下，为我们小百姓制订一个合乎时代要求的《医师法》！”

同期有李敖先生的《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他在这篇文字里，已经不像吴基福医师那样乐观，要“恳切地祈求立法委员先生们，振作一下”了；他直接表示立法委员的“失职与可耻”，他转而要求舆论界说：

“由于《医师法》同中药的种种问题，我不能不同时责备咱们自由中国的舆论界，诚恳的希望主持报纸社论的人，切实想想你们诸君的责任是什么？在立法院通过《筹设中医学校》案以后你们诸君竟没有一篇不肯媚世的社论，没有一段风骨嶙峋耿介拔俗的意见，这是你们最大的耻辱！你们主持舆论的人，岂可以人云亦云的与世推移吗？岂可以写几块豆腐块的讥讽就算向社会交卷了吗？岂可以对国计民生思想趋向的重大问题随便议论吗？社会上这一类的问题要层出不穷的，你们若自觉所受的思想方法训练不足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你们就不应该乱抒己见。许多可怜的小百姓们等待你们去向导，许多颟顸的立法委员需要你们去鞭策，他们又要修改《医师法》了，如何设法把他们导入正途，这是你们舆论家的责任。”

在吴基福医师和李敖先生的文字发表后一年八个月，所谓“行政院迅速通过修改医师法草案，并即提请交法院审议”的初步结果竟透露出来了！透露的结果是本期林枕客先生所说的：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医师法修正草案已告结束，并列入立法院大会议程。截至今天〔七月廿日〕为止，大会已讨论过两次。从院会讨论情势来看，不但这‘恶法’的主要章节仍然一字不改，而且将更变本加厉了。”

这就是我们堂堂立法委员干的混账事！这就是这些混账委员对吴基福医师“悲剧不容重演” 的呼吁的一个悲剧式答覆！

“民意代表”（？）的立法委员的混账不足惜，“舆论喉舌”〔？〕的新闻报纸总该表示一下清醒了吧？可是，没有，他们比立法委员还混账。他们整天用大量的篇幅、大量的噪音、大量的图片来报导这一阵子来的亚洲影展、中国小姐选拔、民航飞机失事、林黛自杀等等漪欤盛哉的大事，其情况，又如林枕客先生所说的：

“因此，当立院讨论修正此‘恶法’时，除台湾新闻报有一小则台北专电提起此事外，全国各报新闻、社论、短评都只字不提，虽然医师法是关系全民的命，却远不如林黛的一条命，有全国报纸可为证。”

这就是这些混账的“自由中国舆论界”对李敖先生把立法委员“导入正途”的呼吁的一个麻木答复！

本期林枕客先生的《看立法院写几道“催命符”——评述<修改医师法草案>》，是一篇“留下历史记录”的重头文字。有了林枕客先生的这篇总结，我们将向历史交代：自从五十一年的冬天到今年的夏天，我们《文星》杂志一直在呼吁并代拟办法来请立委和舆论界反省，可是他们仍旧执迷不悟，并且变本加厉。对这种可耻的现象，我们只好让历史延续他们的死相了。

最后，由于这个问题，使我们忍不住又要责备政府大官和民意代表，我们要质问你们整天干了些什么？干了几件不开倒车的好事？自大陆撤守十五年来，你们看看你们闹了多少笑话出来了？反对简体字、提倡中医、强奸医师法、扼杀高等考试、强制中文直排、非法原著唐荣、提倡写毛笔字、通过出版法、扰乱国家名器、签名拥护密医与算命先生，……这一切一切，哪一件不代表你们的混账风度和大脑构造？哪一件能证明你们是在替我们小百姓办事，代我们小百姓说话？多少陋规恶法，是你们订出来的？多少伤风败俗，是你们干下手的？你们何不想想看？你们日暮途穷不足惜，因为你们做了孽，把大陆弄丢了，你们早该自杀以谢国人；可惜的是，这一代民族幼苗和青少年，竟不得不吃你们的恶果，为你们去殉葬，他们又有何辜？

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没有资格来答覆，因为你们的心早死掉了，还是留下眯眯老眼，去泪洒林黛、意淫凌波吧！

（《文星》第八十二期《编辑室报告》，1964年8月1日。）

〔附录〕

一、内政部来函

一、查贵杂志本年八月份出版之第82期（第三页至第五页）刊载林枕客：《看立法院写几道‘催命符’——评述修改医师法草案》文一篇，其内容系以立法院正在修订之医师法为题发表其个人之意见， 其中措词用语不无偏激之处，又同期（第六页）《编辑室报告》所述医师法“国耻”专题介绍，并讨论若干有关医师法问题之文章，且附加评注，措词尤见激昂，甚至以谩骂方式出之，例如使用“混账”字眼，即达六次之多，肆意攻击民意代表及整个舆论界，其撰述之动机，显已超出善意批评建议之范围，殊欠妥善。

二、按贵杂志登记之发行旨趣，为研究艺术之专门性杂志，揆诸上述二文，已与原登记之发行旨趣，颇有出入，本处基于维护文化事业正常发展之立场，特函通知即希嗣后注意改进，保持贵杂志一贯清新隽永之风格，不宜再有类似情形发生。

三、通知查照办理为荷。

四、本件副本抄送台湾省新闻处、台北市政府。

内政部出版事业管理处

编者按：

以上为内政部出版事业管理处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致本刊的“最速件”，日期文号为（53）8、27台内处发字第1724号。同时要求刊登在九月一日出版的本刊。

此函未及寄给林枕客先生过目，甚以为歉。林先生如有意见，本刊乐为刊登。函中涉及本刊部分，本刊拟于十月份（即84期〕答覆。

〔《文星》第八十三期，1964年9月1日。〕

二、本刊覆内政部出版事业管理处函

五十三年十月一日

一、贵处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台内处发字第一七二四号函敬悉，并经遵示将来函刊登于九月一日本刊第八十三期。

二、贵处尊重法律保障言论自由之精神及对本刊善意之关注，至表感佩。

三、惟本刊对于宪法第十一条所赋予人民以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自由之规定，向极尊重，凡作家之述作与此无违者，本刊一向不敢予以改削。

四、仅此覆请察照。

五、副本抄呈台湾省新闻处，台北市政府。

文星杂志社

三、李敖的两句话

今后我对文星杂志的编务，不再过问。特此声明。

（《文星》第八十四期，1964年10月1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宁肯让犯人逃掉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在吴佩孚的影响下，北洋政府有了以王宠惠组阁的新局面。王宠惠是国民党，国民党眼中的“军阀”，居然让国民党出面组阁，可见“军阀”脑筋之简单！

　　王内阁阁员中，财政总长罗文干，教育总长汤尔和，曾和王宠惠、蔡元培、胡适等联名发表过政见，主张“好人政府”，所以这个内阁，被目为“好人内阁”，而为政客所难容。组阁不到两个月，事来了，国会的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诬赖财政总长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不干净，两人乃私用国会大印，办了公函，半夜亲访总统黎元洪，要黎元洪下“手谕”，抓罗文干。黎元洪照办了。最后闹到王宠惠辞职，“好人内阁”垮台。罗文干在一九二四年春天，光荣出狱，写下《狱中人语》，出了一口恶气。

　　当罗案发生的时候，梁启超正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有人同他谈到罗案，问他：“政府抓罗文干，用的是非法手续，可是时机太迫切了，若等合法手续，手续办好，犯人早逃掉了。那怎么办？”梁启超说：“宁肯让犯人逃掉。不然的话，犯人抓到了，可是法律却逃掉了！”

　　守法的人“宁纵毋枉”，他们不但注意不“枉人”，更注意不“枉法”，如果贪图一时一地方便，任意“枉法”，要想达到不“枉人”的目的，就要枉费心思了！

　　1979年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避祸学大纲

　　今日之人，逢今之世，欲求“善保首领以殁”，欲求不“断送老头皮”，欲求逍遥于铁窗和管训队之外，不可不深通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就是我李敖发明的“避祸学”。

　　所谓“避祸学”，顾名思义，是乱世中保身的一种学问。古往今来，乱世滔滔不绝，在乱世中摇滚的人物，有的飞黄腾达，有的倒霉倒到印度国。倒霉的有三级：第一级身首分家；第二级陷身囹圄；第三级面对“罗织学”，遑遑不可终日。

　　在这些倒霉鬼中，第一第二两级已经是草中鬼或瓮中鳖，我们不必说他。对这些避祸失败的傻小子们，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只好念佛经超渡或劝他们念佛经罢了！

　　至于第三级的人物，显然是我函授“避祸学”的对象。说到这里，我只叹予生也晚，不能上论古人，不能及时赶上，劝劝古人如何避祸。所以中国历史上，多出了不晓得有多少冤死的好汉，他们死得实在太可惜，太不值得！

　　即以伯夷叔齐为例，他们避周朝之祸于首阳之山，“义不食周粟”，结果吃草采薇而死。我觉得他们是傻瓜。因为他们吃的草，也是周朝的。这样胡里胡涂的饿死，真是划不来。——这是我们现代人绝不采取的方式。

　　又如陶渊明，他在天下大乱后，改“渊明”为“潜”。回到“将芜”之“田园”，童仆欢迎，稚子候门，有酒盈尊，这是他的福气。檀道济怪他“奈何自苦如此”？其实在我们看来，陶潜一点也不苦，至少在乱世中，他还有田园、有童仆、有傻儿子、有酒和狗肉、有菊花。至少他没有户口、没有管区警察、没有比警察更亲爱的人物来敲门。这些都是现代人所享受不到的福气。所以陶潜的避祸方式，是我们现代人所无法采取的方式。

　　上面两种方式，在我眼中看来，都不是我们所敢赞同的。夷齐的方式太过火、太笨；陶潜的方式太不够、太退隐、太优游。我觉得，以陶潜在当时的地位，实在表现得太消极、太爱惜自己和羽毛。他实在该出山，为天下苍生卖卖命。由陶潜这个例子，使我想到五代时候，那个绰号“长乐老”的大“汉奸”冯道。冯道在乱世中，可以学陶潜一样的退隐，可是他硬要出来耍“老不要脸”，他硬要与敌人委蛇合作。所以有时候，因为他的聪明，他的一句谎话，可以使辽国蛮子少屠一个城，少杀几万人，这真不能不说是他的大功德，虽然历史上说他是大“汉奸”！

　　今之避祸主义者，由于时空环境的不同、方法的不同，自然不能再实行“伯夷叔齐主义”或“陶渊明主义”，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估定这门学问的价值与细目，以供铁槛窗外、剃刀边缘的诸公参考。

　　我所了解的“避祸学”，它该是一门夹缝中的产物。所谓夹缝，一图解便知：

　　A——卖身投靠·助纣为虐·出卖灵魂

　　B——避祸学

　　C——身首分家·陷身囹圄·惨被修理

　　观此表，可知“避祸学”是B，是既不肯降志辱身的做A,又不肯以卵击石的做C的一门夹缝中表现自我、存在自我的大学问。这门学问，据我的研究所得，共有十五法。试为我同志道之：

　　1.上山法——“伯夷叔齐法”，今不适用。

　　2.下海法——孔夫子“乘桴浮于海”法，今为跑租界、去美国法。此法太窝囊；且在法律管辖范围以外，不能对个人言论直接负责，不算好汉。

　　3.田居法——“陶潜法”，归园田居，看花看草做诗，今不适用。

　　4.麻将法——寄身于一百三十六张小方块，下流。

　　5.武侠法——寓目于飞镖飞剑，万里外取仇人首级，阿Q，下流。

　　6.醇酒法——信陵君法。“信陵醇酒意，潦倒几英雄？”

　　7.美人法——蔡锷法。可惜今日无小凤仙，红颜知己少，何处觅芳踪？

　　8.装疯法——孙膑法、范睢法、诈疯魔法。可惜今日有精神病院，电疗一次，阿拉吃弗消。

　　9.卖傻法——装胡涂，良非易事；装蒜，戛戛其难。

　　10.自毁法——豫让“漆身为癞，吞炭为哑”；龚定庵“非法出精”，关门手淫。

　　11.托病法——整天头昏脚软四肢无力腰酸背疼，如肾亏模样，其无大志也，必矣！

　　12.笑脸法——整天开玩笑，嘻嘻哈哈，莫谈政治；稍谈亦以嘻笑怒骂出之，不足为大害。成功的如纪晓岚，失败的如金圣叹。

　　13.哭丧法——装成不祥之物，恹恹如殡仪馆之司仪，谁也不理他，当然不会闹事。

　　14.经商法——陶朱公法。但是当年陶朱公泛游五湖做生意，不需要官商勾结与逃税；今则不然，不官商勾结、不逃千奇百怪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区区商贾，亦不易为也。

　　15.跳虱法——跳虱咬人，稍疼稍痒，不足使被咬者咬牙切齿，且咬过就逃，被咬的人也懒得抓它。今之写文章者，大率如是，打苍蝇一二只，即为英雄矣！

　　以上一十有五法，为扶余李氏“避祸学”大纲。凡今之英雄英雌狗雄狗雌，想乱世苟免见祸必辞者，必须任选一种或两种躬自行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运用不妙，露出马脚，则活该倒霉，罚读佛经去讫。与“避祸学”的祖师爷——买空卖空的李敖哥哥——固无涉也！

　　（《人间世》第七卷第九期，再复刊第四号，1965年8月，此文曾被一位美国朋友译成英文；另外也有一位中国朋友的译本。）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一个专为书呆子写的出版企划书

　　这一个企划书（企划纲要），详人之所略又略人之所详，正适合对人际事象没有均衡感的书呆子之用。书店本是书贾干的玩意，岂是书呆子干得？但书呆子不服，要干，就干干也好。这个企划书，理应给书呆子们一些实用的常识，使他们知道做事要有效果（to be effective）， 要实现效果（to effect），其他一切千言万语、学理术语，其实都是狗屁。

　　企划开始，特先棒喝，以杀呆威

　　一、第一原则：搞出版生意，不能先存赚钱美梦，一年之内不赔老本，穿开裆裤，就很好了！

　　二、第二原则：投资或再投资不足（后援不继），是此业大忌。犯此病者，第二年连开裆裤也得当掉，纯光屁股。

　　三、第三原则：不要以为自己出了点钱（你出的钱，买烧饼油条有余，当生意资本，如果你肯睁眼看看，你会知道实在少得可怜！实在不足神气），就指手划脚，不信专家，不团结。犯此病者，光屁股也光不纯，要被×屁股（如居浩然者）。

　　四、以上三原则，简约而言，是①少做发财梦；②多去找钱来；③闭住你的嘴。第③尤其重要。有智慧的人做事，不在于自己有能，而在于能用自己没有而人有之能。美国钢铁大王为自己墓碑写：“知道如何使比他更优秀的人来为他工作的人，长眠于此。”这才是高手。书呆子们如能①、②、③，选定专家，少问长问短，少揠苗助长，进可发意想不到之财，退可保有痔疮之肛门。士林幸甚！书呆幸甚！

　　五、顺序重要：搞出版，有其固定顺序：

　　①先接受×制国家出版条例，依《出版法》第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登记。（这一登记、名称、社址、负责人等重要项目，就先确定。没有这三项，就是笨，就会影响进度，书呆子办出版，错误往往先从这里开始。结果是：A.店出无名，B.业游无归，C.群呆无首！）为完成这首要进几步，故官方打点不可不急；筹备处租金不可心疼；正式站出来负责财务之人不可不快给我站出来！

②完成登记后，群呆才可在一个名目底下围坐歇脚，开第一次像样一点的会。

　　六、开会了：

　　①一般企业多分六部分：

　　A.技术工作（technical activities）——生产、制造、装配。

　　B.商业工作（commercial activities）——购买、销售、交换。

　　C.财务工作（financial activities）——争取并运用资金。

　　D.安全工作（security activities）——人财保障。

　　E.会计工作（accounting activities）——清库、决算、成本、统计。

　　F.管理工作（managerial activities）——计划、组织、命令、配合、监察。

　　（以上最后一项，并不是主持全六项的推进，而是平行的。）

　　②出版业并不例外。但在起飞阶段，可采二分制：

　　A.总编辑——包括上项A。

　　B.总经理——包括上项B到F。

　　③由股东开会授权决定上项人选，放手让他们全权干。要有度量去信任专家，要给专家充足时间去做，大体上，一年之内，股东们除继续掏钱外，最好少过问，会也大可不必再开。

　　④二巨头可采G—A—Q式协调法。

　　⑤A之人选，在有协调B、L能力为第一要件。

　　⑥会议要有记录存查。

　　七、开会决定二巨头和A以前的一些常识：

　　①先做胡文虎，再找替罪羊。

　　②替罪羊（二巨头及A）在完成登记后，先在筹备处共同完成对内用具设备（如桌椅、steel filing cabinet，各式印信、文具、文件纸）和对外联络设备等（如信箱、划拨、电报代号、电话等），并决定B以下CDEFG人选及L以下MNOPQ人选。展开分层负责制度（注意，这时候，股东级不得越权过问！股东易犯的毛病，常由这里开始）。

　　③替罪羊之总编辑那一头，所掌管的范围，可抽样做一展览。

　　④替罪羊之总经理那一头，所掌管的范围，也可抽样做一展览。

　　⑤展览完毕，常识已有。散会。

　　八、书呆子搞出版，所应知道的，到此为止。“以陶朱缴钱，以黄老用人”，十字真言，只要会做，就行了。其他一切，都是书生之见，都不足重视，都是臭狗屎，狗屁。

　　1969年8月20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出版缘起示例

　　一、新纪元出版公司的缘起

　　在天天在进步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里，出版事业跟其他重要事业一样，已经形成一个大组合。在文明发达的国家中，这种组合，叫做“出版企业”（Publication industry）。“出版企业”是决定一个国家精神动力的企业。

　　根据最近的联合国文教组资料（UNESCO: Books For All），世界各国出版品总数的三分之二，被十二个国家所包办。这十二个国家中，没有我们中国，——我们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发明印刷术的中国！在“出版企业”上，我们中国是遥远的落伍了！“出版企业”的落伍就是国家精神动力的落伍！

　　当一个国家精神动力落伍的时候，任何固有的光芒，任何表面的强大，都不足以证明那不是回光，那不是盲动。在新世界的新时潮中，一个国家若真的想“顺流而下”，“立国家百年不拔之基”，它必须从思想知识着手，——为这一代的中国文明人，开展一个新纪元。

　　新纪元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就是在这样一个博大认识下的起点。这个起点，不但表示海内外自由学人对传布思想知识的信念，更表示了他们在这一共同信念下的精神结合。我们相信：这种性质的结合，将把中国的前途导入正轨，使我们的国家，在回光余烬和盲动损失中走向进步，走向安宁。

　　（1966年3月9日）

　　二、关于出版缘起的一封信

　　鑫生兄：

　　昨晚那个被管训后当市议员的家伙甚有趣，他有一股又真又混的劲儿。我们这个环境需要一些又真又混的人，去不屈，去“不服这口气”，带着一股invincibility，去“捣蛋”。

　　昨天写的《新纪元出版公司的缘起》，最后收尾原作“走向进步，走向安宁”，后改为“走向进步与安宁”。今早再读此文，仍觉得“走向进步，走向安宁”来得好，所以特写此信，请你代收。

　　写文章真是不容易！尤其是李敖式的好文章！

　　即以这篇文章而论，其于世界观点，“回光”与“盲动”的指出，乃至最后的海内外结合的信念。……都是这篇文章的简炼深刻处。可惜你们这些学法律的傻小子们不能完全得其真味，你们只是了解李敖伟大中的一点渺小而已，真他妈的呀！

　　不过，你还不错，颇知礼贤下士用人唯才（和“财”），又知道如何“孝敬”文人，故比其他傻小子们，稍微聪慧一点。勉之勉之，江西人可教也！

　　未来（疯）狗医院创办人 敖之

　　1966年3月10日

　　三、《名家文库》小引

　　印度的诗人曾说个人是好的，群众是坏的；挪威的诗人曾说少数是对的，多数是错的。他们用看来武断的语句，表达他们深刻感到的一项真理，个人与少数往往是卓越的，卓越的个人与少数，虽然有时不为一时一地所了解，但他们的光芒，终有机会大放彩色于隔代，或在异地重生，直到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他们永远不会被埋没，没有任何极权的势力，能够使他们埋没。他们的精神和作品，理当永生，并且必然会永生。

　　中国近六十年来，卓越的个人与少数，可说名家辈出。但在书剑飘零的时代，他们的精神和作品，却往往虚掷或散逸，没有得到持续性的发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为了延续已经遗留的种子和已经点燃的烟火，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名家文库》来做一点时代的记录。我们希望：从这些记录里，中国的下一代可以窥见上一辈的一些辛勤与智慧，一些轨迹，和一些鸿爪遗痕。我们相信：读者从这一角度来看这套丛书，自会发现推陈出新的意义，这点推陈出新的意义，正是时代演进的基本过程。长江的后浪，必定推着前浪，今日的前浪，也就是昨日的新潮。现在就让我们在浪花拍岸的时代里，欣赏一点潮声罢！

　　1968年1月11日

　　四、《读者文库》书后

　　作者写书的目的，是要有读者。古代作者写书，虽有“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佳话 虽有“千寻幽井”“奇书出世”的做为，而不取信于当代。但他们之想重见读者于隔代，则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作者与读者之间，总是希望永不分离，而世世相厮守。不获见于当时读者的作者，往往在物换星移以后，又行重现。——好书之不能埋没，作者之功不唐捐，其理就是在此。

　　书如其人，书也和人一般，有它的命运。好书正如同好人，常常有它见厄一时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一到来，所剩下的，只是被读者朋友怀念的份儿。

　　在读者这边，当他读了不少的书，看了不少的世态，他必然学会一种“及时买书”的习惯，以免他日后悔不迭。读书人并不是永远有买到好书的机会，好人也常常错过别的好人做朋友。现在，《读者文库》就在读者的眼前，它的名字早已提醒你：——做一个读者的时候，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就是现在！

　　1968年3月11日

　　五、《云天文库》缘起

　　袖珍版丛书在出版业中，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正式建立起水准与声誉还是一九三五年以后的事。

　　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号，美国的《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首次问世，功臣阿伦兰恩（Allen Lane）使袖珍版书一炮而红，六个星期中销出五十万册，从此奠定了它在出版业中的重要地位。

　　袖珍版丛书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本书的荣与枯。美国文豪威廉佛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布面精装本书，只能卖几千本，销路奇惨；可是一旦换成了袖珍本小书，一下子就卖了几十万本！由此足证好书是一回事，什么样的好书是另一回事。

　　中国的出版业工作者，七年来的持续努力，已把袖珍本丛书的种子带进了萌芽时代，生根、发叶、开花、结果的日子，应不在远，《云天丛刊》在出版原野里忝列“向阳花木”，“早逢春”的机缘，一定不少，于开明思想的推动，自应贡献一点力量。

　　1970年12月3日

　　六、《云天丛刊》发刊词

　　在全世界的出版事业中，若以出书数量论，其中有十二个国家，占出书总数量的三分之二，这十二个执牛耳的国家中，没有中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发明印刷术来促进出版业的中国。这一统计，是我们的耻辱。

　　有的国家并不以历史文化自豪，但它可以百分之百文盲绝迹自豪，以出版品与人口比例占全世界第一自豪，这个国家，就是冰岛。我们当然不能跟冰岛比，但我们也无法跟英国比，跟荷兰比，跟美国比，跟法国比，跟瑞士比，跟西德比，甚至跟东方的日本比。……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竟无助于我们读书风气的“清淡”。这一事实，是我们的耻辱。

　　东方的日本，已经每人每天读书时间平均近一小时了，可是我们呢？恐怕五分钟都不到。如果《云天丛刊》出来，能够把这一比例扭转一点点，把这一风气提高一点点，那真可说是“成就河沙梦功德”了！

　　1970年12月3日

　　七、《仙人掌丛刊》出版缘起

　　中国历史上，每一战乱，每一秦火，受害最烈又最难弥补的，就是生命和图书。在每一战乱停后，每一秦火熄后，有眼光的主政者出来，一方面与民休生养息，一方面便收集遗书，借以保存文化命脉。例如在汉朝，就有“大收篇籍”的举动；在北魏，就有“群书大集”的举动；在五代，就有“募民献书”的举动；在宋朝，就有“下诏募亡书”的举动；在明朝，就有“下诏访求遗书”的举动。先民辛苦累积的知识，便是在这种辛苦护持下，得以薪尽火传，得以光扬异代。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我们退处台湾，二十年的休生养息，“求遗书于天下”的时候已经到来。《仙人掌丛刊》的出版，就是在这一传统和认识底下，开始筹划的，我们盼望这一推陈出新的举动，能为忧患的中国知识界，提供一点星光。

　　《仙人掌丛刊》所采取的，是丛书方式，在书荒的困境中，我们辛苦访求绝版珍本，按照各科和著译比例，增补的增补，校订的校订，这一过程，也正是清朝史学家所谓“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中有调剂而人不知”的过程。不能显或人不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的流传和读者的获益。如果因《仙人掌丛刊》而多少有这些效果，我们也就满足了！

　　1970年2月

　　八、仙人掌出版社两周年新面目

　　仙人掌出版社创业两年了！两年来，仙人掌出书六十多种，为中国出版业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但仙人掌并不以此自足，它要更新、要进步，要在两周年纪念的大日子里，以大手笔、大气魄，来推出两套完整的出版计划——

　　1.《仙人掌文库》第一辑一〇〇种。

　　2.《仙人掌丛刊》第一辑一〇〇种。

　　两者每月按十五本进度，也就是平均每两天出一本的速度，月月出书。

　　作为有机体，仙人掌本是生于忧患的象征。它在忧患中长大，在忧患中保存自己，又发挥自己。保存，是要有生命；发挥，是要有生命力，有生命力去表现力量，表现色彩，表现“刺”。所以，做为一个有机体的出版社，仙人掌不是静止的、墨守的。它将以新面目跟读者相见。——刮目相看的读者，请注意这一相见；拭目以待的读者，请重视这一相见。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刁民歌

　　不见法律不见人，

　　抬头我欲赋招魂，

　　世途森森非所计，

　　不做走狗做刁民。

　　1966年3月22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伏虎有术，手法亦有异同

　　林森是国民党党员，他的伟大，不是因为他做了国民政府主席，而是因为他有伟大的度量。

　　林森自己雍容恬淡，却鼓励年轻人不必心平气和。一天，一个同志问他：“子超先生，大家都说您为人和平，我的脾气很急躁，有时不能自制，要怎样修养，才能有您这样的好脾气？”林森答覆是：“我在你这样年纪时候，脾气也许比你还坏，如果你在这个年纪就有我这样的好脾气，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变成一个毫无作为的乡愿了。”

　　民国前十四年，林森奔走革命，曾到台湾来。为了掩护，他到台南地方法院嘉义支部当通译，暗中帮助台湾的中国人，少受统治者的迫害。

　　民国成立，林森担任参议院议长，开会第一天，袁世凯全副武装，走进议场，林森立刻抗议说：“参议院是代表民意的地方，不能在这个地方耀武扬威，请袁总统解下武装入席！”袁世凯照办。

　　对袁世凯，林森不是站在国民党立场反对他，而是站在义正辞严立场反对他。林森有伟大的度量，他主张在正义立场上与人争，但在“所见不同”的时候，“可不必争此闲气”。他认为朋友是交的，异己是化的，老虎是伏的，“伏虎有术，手法亦有异同”。不能不看时机，老是老套，老是想打老虎。

　　（1979年）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非法出精”的讨论

一 上帝与手淫——给方豪神父信

杰人师：

书二册按时奉还（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非常谢谢您的好意。

您的研究室现在成了女弟子的天下，大概是吴先生把钥匙给她们的，娘儿们在一起，整天吱吱喳喳，好不热闹！现在真是娘儿们的天下，除了在天主教里她们当不了“神‘母’” 外，她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昨天我去万华宝斗里参观二流妓馆，又去西门町看茶室式的妓院（比较高级的），叫客之声，也是吱吱喳喳的，宋人季南金在他给妓女的词里写道：

……

君看取落花飞絮，

也有吹来穿绣幌，

有因风飘堕随尘土。

可是不论在“绣幌”里做少奶奶也好，在“尘土”中做窑姐儿也罢，反正女人总是吱吱喳喳的。

有人专门喜欢她们这种吱吱喳喳的骚劲儿，我非神父，当然也未能免俗，只是年来看破红尘，颇萌出世之想，出世未成，遁世倒做到了：独个儿迁居碧潭，与埤腹慎思堂遥遥相对，令人油然而起仰止之忱，且自思神父可独身，为什么我不能？Quo Vadis中那个不信教的名士向那个基督徒说：“我们也有我们的死法”，套他的话，我也可以说：“我们（异端）也有我们的独身方法”。我反对娼妓制度；反对“不愧衾”式的理学家禁欲法；反对中国这种“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式的浆糊式的婚姻，但我同时又找不到开化的爱情至上的女人来做爱；找不到逼真的橡皮女人来性交，只好仍旧过着“李敖式的自淫生活”，这就是人生，我忽然想到动物园中那只自遣而手淫的黑猩猩，人与它们有什么不同？Hemingway在他的“God Rest you Merry,Gentleman”中记那个小天主教徒自己割掉生殖器以求解脱和“不犯罪”，我个人（又不是魏忠贤）实在没有这种恚而自宫的勇迈，我总觉得，上帝给了我们这种则天皇后眼中壮伟的“阳道”，结果又不给我们“人道”的机会，只得效龚定庵“非法出精”以度此生，未免有点开玩笑，圣母尚有上帝私通，可是我们的神女呢？诗云：

知我如此，

不如无生。

不知老师以为如何？

独自泛舟归来，信笔“告解”如上，外道之言，漫无忌讳，先生得无忤乎？

李敖敬上 一九六一、六、二五、夜二时。

二 古书中关于“橡皮女人”的记载

我在五年前写信给我的老师方豪先生，曾提到“找不到真的橡皮女人来性交”的话，这是有所本的。

在江上蹇叟《中西纪事》卷二里，曾对洋鬼子的奇技淫巧有这样的记载：

“……工绘画，雕刻本亦精绝。一帧之中，烟云人物，备诸幻态。而寻其理，皆世俗横陈图也。又能刻物为裸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服，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

对这件事，我倒颇有感想。我早就听说在美国军舰上曾有这类“橡皮女人”，当然做得比江上蹇叟笔下的更工巧，听说还是电动的。我认为：在娼妓制度还没完全有效的消灭以前，用“橡皮女人”来做代用品，应该是可以提倡、可以成立的。“橡皮女人”的卫生、人道、雅致……都是优点。也许有人会笑跟这种东西性交是性变态，但我忍不住要反驳：让一个女人一天接客五十次，让一群女人去做“慰劳队”慰劳共产党，乃至强奸充斥，性病横行，……这些现象，难道不比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性变态”更丑恶吗？

与其搞一个活的丑八怪，何如搞一个“死的”十全美人？在性观念没上轨道以前，一个人学会了黑猩猩式的自淫生活而感到相当的满足，该是社会安定的一大要件。

我相信有识之士一定会同意我这个低调的意见，我相信格调较高的单身汉和真诚的神父们，也必定乐意推动我这个低调的意见。

1966年9月22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李诗廿四首

　　如果我是国税局局长，要抽三种税：一、医生写文章，抽税；二、画家写文章，抽税； 三、诗人写诗，抽税。抽前两种人的税，为了医生和画家不务正业；抽后一种人的税，为了诗人专务正业。

　　诗人实在不是一种正业，因为——照爱默生和梭罗等的说法——人内心深处都是诗人，人人可以成为诗人。既然大家都是，为什么有人却专门以诗人自居，整天摇头摆尾，写那不知所云的狗屁？他们除了只会将一些抽象名词排列组合一阵外，弄出来的，全无丝毫意义。从这种观点来过滤，他们不但不是诗人，反倒是骗子。甚至还不如骗子，骗子至少知道他持以行骗的内容是什么，可是要命的诗人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下面二十四首诗，前二十三首是我在一九七四年花八个钟头做的，最后一首是一九七七年花十分钟做的。我发表这些，志在示范给大家——

　　什么才是诗？

　　做诗多容易！

　　人人能做诗，

　　做诗即游戏。

　　一九七九、六、十五。

　　一、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二、不再要爱情

　　不管花开花谢，

　　不管烟浓雾浓，

　　只要不再爱，

　　管它烟雾迷濛。

　　我的心变硬，

　　不再要爱情。

　　不管星亮不亮，

　　不管月明不明，

　　只要不再爱，

　　管它星月朦胧。

　　我的心变硬，

　　不再要爱情。

　　三、老和尚和小尼姑

　　我不再烦恼，

　　我要把你忘。

　　我手敲木鱼，

　　去做老和尚。

　　你没有讲话，

　　你也没有哭，

　　你跟在身后，

　　当了小尼姑。

　　四、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别把头儿扭，

　　别把脸儿扳。

　　不管你多神气，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水总流下海，

　　兽总跑上山，

　　纸总写上字，

　　香总烧成烟，

　　你就当了小尼姑，

　　也不怕你不出庵。

　　别把嘴儿翘，

　　别把眼儿翻，

　　你会回心转意，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五、情人的吵架

　　不说什么时候走，

　　不说什么时候回，

　　她锁上了箱子，

　　也锁上了眉。

　　我送她上车站，

　　她说“不要你来陪！”

　　我说替你买车票，

　　她说“你是谁？”

　　六、这个小偷可真怪

　　这个小偷可真怪，

　　不知属于哪一派。

　　金银财宝全不偷，

　　偷的东西不能卖。

　　珍珠首饰也不偷，

　　偷的东西不能戴。

　　高楼大厦也不偷，

　　偷的东西不能盖。

　　专偷多情女儿心，

　　然后欠下风流债。

　　偷了心儿就跑掉，

　　沙扬娜拉顾得拜！

　　七、爱情保险

　　他总巧语花言，

　　他总嘻皮笑脸，

　　不爱他又不成，

　　爱了提心吊胆。

　　不知哪家公司，

　　肯把鸿图大展，

　　来个营业项目，

　　叫做“爱情保险”——

　　如果女方变心，

　　保她心回意转；

　　如果男方变心，

　　赔个更漂亮的小白脸。

　　八、爱情是水灾

　　女人是祸水，

　　爱情是水灾。

　　一朝爱情淹过来，

　　推也推不开。

　　它不让你怀疑

　　到底该不该？

　　它不让你叹气

　　也不准发呆。

　　它不让你想，

　　它只让你猜——

　　它是有刺的玫瑰，

　　看你摘不摘？

　　它批发快乐，

　　又奉送悲哀，

　　它使你喊天喊地，

　　又要你喊乖乖。

　　九、他们的爱情可真多

　　你是我的小灰兔，

　　我是你的小白鸽，

　　有情的词儿用不尽，

　　肉麻的话儿大家说。

　　若是送到印刷厂，

　　心心相印一万颗。

　　一万颗心儿再一碎，

　　十万片小心真难捉。

　　心碎以后眼泪到，

　　一哭就是一水车。

　　呵，呵，呵，呵，

　　一辆水车拉不动，

　　他们的爱情可真多。

　　十、一条小红绳

　　她要笑却不笑，

　　多情好像无情。

　　她把头儿低下，

　　脸比花儿红。

　　我笑说我要跑掉，

　　不爱你行不行？

　　除非你把我捆住，

　　我要跑个不停。

　　她默默仍不说话，

　　只看两片浮萍。

　　她忽然从袋里掏出

　　一条小红绳。

　　十一、她才照亮了你

　　她有清澈的眼睛，

　　可是看不见自己，

　　直到镜子拿来，

　　她才揭开谜底。

　　她有深刻的思想，

　　可是写不出自己，

　　直到灵感出来，

　　她才恍然落笔。

　　她有光辉的灵魂，

　　可是透不出自己，

　　直到你穿进了她，

　　她才照亮了你。

　　十二、灵魂也给了你

　　没有对不起，

　　没有不可以，

　　没有抱歉，

　　没有拒绝，

　　也没有我自己。

　　爱没有保留——

　　这是我身体。

　　当身体不是我的，

　　灵魂也给了你。

　　十三、别说你不知道

　　看到他你就脸红，

　　看到他你就心跳，

　　问你爱不爱他，

　　别说你不知道。

　　他手拿一朵花儿，

　　可有什么奥妙？

　　他把花儿给了你，

　　可有什么预兆？

　　他走来你就低头，

　　他走过你就微笑，

　　问你爱不爱他，

　　别说你不知道。

　　十四、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谁。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

　　看过以后眼泪垂。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十五、让我们笑着分手

　　人生既是巧合，

　　巧合不会永久，

　　一朝西厢琴断，

　　岂能长相守？

　　昨天还是情人，

　　明天不再是朋友。

　　今天忍住眼泪，

　　让我们笑着分手。

　　十六、难的是旧梦重温

　　已忘了那多情的日子，

　　也忘了悲秋伤春。

　　记不起迷茫的旧梦，

　　暖不了冷了的心。

　　烫热杯中的醇酒，

　　这已是子夜时分，

　　旧梦在酒后一闪，

　　分不清是幻是真。

　　容易的是往事浮现，

　　容易的是醉眼醺醺，

　　容易的是引来旧梦，

　　难的是旧梦重温。

　　十七、只不见去年那一朵

　　去年花开，

　　花儿艳如火，

　　去年花谢，

　　花落没结果。

　　今年花开，

　　旧情哪堪抹！

　　花儿没谢，

　　情关一把锁。

　　去年花开，

　　只是情难舍，

　　去年花谢，

　　怪她？还怪我？

　　今年花开，

　　又把情儿惹，

　　花儿没谢，

　　只不见去年那一朵。

　　十八、醉了知酒浓

　　人生何处不相逢，

　　相逢最难患难中，

　　患难以后知情重，

　　醉了知酒浓。

　　苦中作乐乐无穷，

　　明天你我各自西东，

　　大家说声珍重，

　　化做西风，

　　化做西风，

　　往事已成空。

　　十九、原来你在这里

　　牧师指天画地，

　　教堂豪华无比，……

　　我东张西望，

　　上帝，

　　我看不见你。

　　一只麻雀摔断腿，

　　小孩把它抱起。

　　小脸亲它，

　　小手摸它，……

　　上帝，

　　原来你在这里。

　　（就徐志摩《他眼里有你》翻作）

　　二十、上帝和好人

　　上帝有时在睡觉，

　　坏人趁机闹，

　　翻天覆地祸害人，

　　上帝不知道。

　　上帝醒来时候，

　　碰到好人学玩票，

　　上帝把他宠召，

　　气得好人吱吱叫。

　　二一、地球的老师是月亮

　　地球多么复杂，

　　地球充满了万象，

　　专看黑暗一面，

　　心情只有下降。

　　大路条条交叉，

　　为什么老钻死巷？

　　专看光明一面，

　　那也有各式各样。

　　月亮的黑暗很多，

　　但总把黑暗埋葬。

　　不论阴晴圆缺，

　　只露出光明形状。

　　地球需要教育，

　　地球走错了方向，

　　地球需要老师，

　　老师就是月亮。

　　二二、沙漠中的仙人掌

　　看多少春秋代谢，

　　过多少寒来暑往，

　　这里没有花香，

　　也没有莺飞草长。

　　已等了那么多年，

　　再等一阵又何妨？

　　只要情不变，

　　一任黄沙莽莽。

　　时光随风而去，

　　我也随风想——

　　我既不能做骆驼，

　　但我能做仙人掌。

　　二三、蜡烛的命运

　　漂亮的一支蜡烛，

　　它烧起来才有用，

　　虽没有多大光明，

　　却使黑暗里的人高兴。

　　它照着别人开心，

　　自己却在发愣。

　　它摇摇又闪闪，

　　早知命运前定。

　　它越烧越短，

　　直到一点不剩。

　　它给了别人光明，

　　却赔上自己的命。

　　二四、落选的不好

　　矛盾不能成事，

　　矛盾只有苦恼。

　　该把你选出的放大，

　　再把落选的缩小，

　　人间的是非太多，

　　你不能全盘通晓，

　　为了说你选得对，

　　你必须说落选的不好。

　　[附录]

　　写给李敖的一封公开信（王福东）

——读《李诗二十四首》后有感

　　在九月十八日的中国时报副刊，看到了先生大作《李诗二十四首》后，先是一惊：怎么李敖也写起诗来了，后再细读，才发觉原来先生是“不务正业”。

　　先生说“如果我是国税局局长，要抽三种税”，依我看，如果我是国税局局长的话，应该还得抽第四种税。因为医生和画家写文章，既然是“不务正业”要抽税，那么作家写诗也叫“不务正业”，当然也要抽税。尤其是像先生这种家喻户晓的大作家，更是要抽重税。先生又说“诗人实在不是一种正业……既然大家都是，为什么有人却专门以诗人自居？”这问题就好像写文章和画画，也是人人都能做，但为什么有人却专门以作家、画家自居一样，而且照爱默生和梭罗等的说法“人人内心深处都是诗人”，“人人可以成为诗人”，只是说“内心深处”和“可以成为”而已，事实上并不是人人“已经成为”诗人了，博学有如李敖者，居然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未免可笑。

　　诚然，写诗正如先生所言“多容易”而且“人人能做到”。但问题是在于写的好与不好，古诗也好，现代诗也罢，总是有好坏之别，这又好像画画与写文章一样，人人都能做到，只是写的好不好，画的好不好而已。因此，既然能有“作家”、“画家”之称，又何尝不可有“诗人”之名呢？

　　先生又问“什么才是诗”？其实像《李诗二十四首》这些当然也叫做诗。只是这些诗要拿出来发表之前，也得先斟酌斟酌再三，因为这些诗恐怕“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呀！更何况像先生“只爱一点点”“不爱那么多”那样肉麻的东西；又像“去年花开”又“花谢”的大作，实在有几分像去年吾家那个读国中的小妹，拿给我看的其中一首：

　　“去年花开时

　　蝴蝶飞来了

　　今年花谢了

　　蝴蝶飞走了……”

　　先生这“二十四”首白话诗，看来似有直追胡适之、徐志摩之势，但殊不知“画虎不成反类犬”，白话诗并非就一定不好，只是先生对诗的认识恐怕还不太深入吧！现代诗的演变历程，自胡适之先生“尝试”以降，历经西方文化的洗礼（受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再加上诗人们的努力耕耘，不论在技巧上或是内容上来说，均有显著突出的表现，它的成绩是斐然可观的，实非早期的白话诗可以比拟。我常在想：人一成了名，连放个屁都是香的，先生“大作”，居然也有人谱成歌，而且还要在国父纪念馆“发表”。后来想想这也难怪，到底时下的社会，锦上添花的多而雪中送炭的反而少了。

　　照理说，在台湾的诗坛上，要写这样一封信，不管怎么算，实在也轮不到王某来写，但诗人们都是沉默的，依我看，沉默的理由不外乎二，其一是这个问题不值得讨论，其二是，先生当年的余威犹存，老一辈的仍不敢“轻举妄动”，而后进者又惹不起。写这封信的目的，只是想敬劝先生还是搞历史正经，穿着长袍去反传统，也许前途大有可为，若要写诗，恐怕得再闭户修练修练，不然，当知“不务正业”的话，国税局长可能要抽税。

　　（《海韵》诗刊，1979年10月15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一个最起码又最低调的标准

　　中华民国四十四年，政府开始不准办新报。

　　中华民国五十五年，政府还是不准办新报。

　　对由于政府违宪的不准办新报，因而获得独占利益的当前每一家报纸，我只有一句话好说。

　　我这句话，不是劝他们放弃党派观点，（我从不认为有非党报的存在！）不是劝他们放弃持盈保泰，（我从不认为有冒险犯难的报人！）不是劝他们去读读新闻自由的历史，（我从不认为他们读过或者会去读！）也不是劝他们去背《中国新闻记者信条》。（因为那本是使他们脸红的空话！）……用这些标准去要求他们，不是太高，根本是太不实际。实际上，他们已经习惯了如何顺从权威，如何主动献媚，如何矮化小民，如何打苍蝇。……他们现有的一切表现，我最好完全死心塌地，承认完全不能改变。我这里所要说的，只是妄想他们能在表现现有的一切以外，多表现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我要说的一句话。

　　我这句话是：“在反共的大原则下面，只要有任何一件侵害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事件，当前每一家报纸，都该至少用武侠小说一个插图的位置，或是要人训词一个标题的篇幅，一致把它刊登！”

　　“一致把它刊登！”是一个最起码又最低调的标准，它不要求你“仗义执言”，不要求你“辩冤白谤”，不要求你在有枪的人头上动土，它只是卑微得只要你发一段消息，只是知足得只要你留下一点纪录。你们一致这样做，至少可使侵害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省得再去写日记、做统计，并稍稍知道这种自由的不可轻辱；在另一方面，又至少可使被侵害的同胞乃至同业，知道他们至少不再是“无名英雄”，不再是“隐身烈士”，不再是被杀不见血的刀下鬼。对一个被侵害的人而言，“辩冤”也好，“喊冤”也罢，至少至少，要先使人知道他“有冤”，要是被冤得神不知鬼不觉报纸不登，那么这个冤，也就真的一含到底了！

　　今日的中国舆论家！你们可愿想想你们最讨厌的一个人贡献给你们这个最起码又最低调的标准么？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时与潮》复刊第二〇五期，一九六六，一、二四。）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我的殷海光

　　我做中学生时候，就对中国的思想家胡适有过很深的研究，我写过一篇《关于<胡适文存>》，陈世熙那时正在台大法学院办《这一代》，他看中了这篇文章，愿以胡适给他们杂志的题字——“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来换，我同意了。不料台大训导当局在审稿时认为有问题，不准登，陈世熙就还了给我。过了两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登。刊出后近一年，罗君若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我过去认为《自由中国》高不可攀，想都没这样想过，经她提议，我就删了一部分，由她誊好，寄给《自由中国》。

　　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的《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五期上，登出这篇文章，改名《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现收入《李敖全集》第五册），雷震立刻写信给在美国的胡适，特别推荐这位对胡适有独到研究的专家，这是胡适后来告诉我的。

殷海光与水泥

我没想到我的文章引起重视，但重视还在后头，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东西可登《自由中国》，始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但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

我在台大，乍看起来，不是用功的学生，因为很多大学生念的书，我早在小学中学时候就念过了。在知识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我在高一的时候，就写信跟钱穆讨论他书中的错误，钱穆回信给我，惊讶我的水准。到台大后，我穿着长袍，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在大一的第一篇作文上，国文老师公开说“李敖的文章是最好的！”但我实在看不起他，后来我拒绝向他背书，我认为这种烂古文，有什么好背的？他怀恨在心，竟想给我国文不及格。后来有人表示，李敖的国文若不及格，还有谁及格呀？他才给了我六十多分。这个老师当时连文章都写不好，后来年纪大了，会在“轩”掖中“晚鸣”了，看了他写的拍当道马屁的烂文章，我更看不起他了。

“终非池中物”

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泥鳅，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

埃及在纳塞当政的时候，人人都把他的副总统萨达特看做一个喜欢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凡人；纳塞死后，美国特使李查逊吊丧，秘密向尼克松报告说，萨达特当权不会超过四到六个星期，结果却证明大家对萨达特都看走了眼。我一生中，被人看走了眼的次数也不在少，我总是用事实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

所谓蛟龙，是一种能发洪水的龙，中国传统把革命性的异端看成洪水猛兽，我实在是这种洪水猛兽。限于政治环境，我清楚知道我做洪水猛兽的限度和下场，可是我仍旧朝前做去，这种使命感和悲剧感，对我而言，一点也不短，因为我早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就形成了。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天创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后11年，殷海光在这11年间，真是蛟龙得水；而这11年，又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进台大的时候，正是殷海光最红的时候，也正是《自由中国》最红的时候，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他托张灏约我去看他，我自然很愿意。

第一次会面

　　约会订在下午，在殷海光家里，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是殷海光，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一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自雄状。真是作状，因为他的造型，实在极少雄的条件，但他硬要诚于中形于外，结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内在的伟大绷裂了似的，看起来真教我难受。“他为什么这么做作？这么紧张？罗素的信徒不该这样啊！”我心里这样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当然卖春宫画的不会顾盼自雄。”我这样想，的确心里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么也忍不住不这样想，我真的从心里对他抱歉。

更糟的是，从他背后又钻出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一条大狼犬。这条狼犬，殷海光命名为“领袖”，是把纳粹党对希特勒的尊称的走狗化。“领袖”究竟是“领袖”，威武无比，跟殷海光比起来，愈发显出殷海光的猥琐。“他真不该养这条不民主的东西。”我想。

话不投机

　　我不知道殷海光对我第一印象是怎样的，大概也不会好，我想我对他一定还以颜色了，因为两人谈得极不投机。我在逼问他一个问题：“骂国民党是对的，国民党真的该骂。我要请问的是：你过去为国民党主持过宣传，你是国民党员，你怎么解释这一点？”殷海光被我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愣了，他很不高兴，显然不愿面对这个问题，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忘了我做过国民党了！我对这种历史的问题没有兴趣。”听了他的答复，我很难过，我觉得殷海光在这一答案上不够诚实。我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对这种问题有兴趣。”我表示：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但这种成功，在国民党眼中，却认为是他们的失败，他们的集团里出了叛徒，并且是有头有脸有力量的叛徒。他们在痛心之余，会抬出忠党问题来使大家难看，所以我认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者，应该把他跟国民党的脐带关系交代清楚、公开交代清楚，不要闪躲这个问题。这种勇者大可公开脱党。公开宣布脱党的光明正大理由、公开表示他要为公谊抛弃私谊，为国是揭发党非。他不该在党籍上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暧昧的态度、随便脱离了的态度，或是腼腆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这是个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应该使人有兴趣的。

对他印象奇劣

　　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并不投机的情形下做一结束。我对他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我却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我没有选。此后我都和他并无来往，在我《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乙集（现收入《李敖全集》第二册）里，偶尔留下这样的记录：

一、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

“唯美主义的李敖，岂胡适、殷海光等无艺术人生者所可及！”（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

二、“殷海光之不通人情乃十足一理论机器，（林）毓生等亦然。”（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三“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从马戈言，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一九五九年一月六日）

四、“搞科学方法甚迷，开学后当尽听（殷）福生课。”（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三日）

这些记录，都表示了我有限度的佩服殷海光，但同他并无来往。我的逻辑，直拖到大四时才修，修的还是曾天从开的课。但考试那天，却碰到殷海光监考：

“8-10考逻辑于‘大一三’，殷海光监考，在旁边说：‘你的考卷洋洋洒洒。’”（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

这大概是他和我那次不愉快谈话后，仅存的一行另一次谈话记录。整个大学期间，我只记得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此之外，见面时我也学他样，故意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古话说：“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该给他还以颜色。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态度。

在我快毕业时候，殷海光及门弟子林毓生（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在凤山预官七期的刊物上，用科学方法，分析了当道的伟大，他不但马屁拍得十分肉麻，还即时加入了国民党。马戈（宏祥）找到这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诉殷海光。殷海光大为痛苦，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传授的科学方法，竟被林毓生这样运用了！

第二次会面

我一九五九年在台大毕业，当了一年半预备军官，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退伍。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现收入《李敖全集》第三册），轰动一时，殷海光在台大文学院碰到我——这时候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了，叫住我，说：“你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提到的江亢虎是谁啊？”他不知道江亢虎是谁，我并不奇怪，这是“水泥不多”的毛病，于是我告诉了他。他很高兴，约我到他家去谈谈，我随手交给他我给胡适的信的副本，约好第二天去看他。

于是，近五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殷家。殷海光这回大概真的发现了我的不简单，他显然承认了我的蛟龙地位。他说我给胡适的信深深感动了他，信中提到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使我大为感动。这一次谈话非常投机，他要到我碧潭山居来看我，我同意了。

不久他到碧潭来，他教我如何煮咖啡，我穷得买不起咖啡壶，只能提供烧开水的铝壶做工具，他抱怨壶有油质，煮咖啡不好喝，我很惊讶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我们大谈了一下午，然后到吊桥旁小店吃鱼。殷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车”（warm up）以后，他才逸兴横飞高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种死样子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毛病，常常在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

我看《自由中国》

　　那时候《自由中国》已经停刊一年多了，我向殷海光谈到两点：第一，雷震搞新党，以雷震对国民党的了解，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新党运动对传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我这一点看法，印证《八十年代》在《自由中国》停刊后二十二年，重印《自由中国选集》都要被查禁，可见言论自由的大逆退）。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的、纵贯线上的中国，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中国、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说到这里，我举我亲自调查的军中乐园（营妓）为例：一个妓女每天被迫接客五十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即使做了亡国奴，我想她们也心甘情愿。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五十次后老鸨们放鞭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

听了我的话，殷海光为之动容，他承认他们太不了解乡土中国，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是“中国性史”，我拿出一些春宫画给殷海光看，他说他从没看过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说：“可能为了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爱国才照这些照片。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肯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能脱离悲惨的命运！”

就是这样容易被钓的人！

　　我说殷海光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生活细节上，也可看到一斑。他从不坐公共汽车，他认为人的尊严会给挤掉；他喝高级咖啡，吃英国饼干，去贵族医院看病，……这些都表示他也满布尔乔亚的。另一方面，他不太会用电话机、不会用自动电梯外，要替人做衣服的殷师母向人收两种工钱——有钱的人要多付，没钱的要少付，……这些都表示他也蛮书呆的一面。以这样层次的知识分子，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当然要受到很多限制。殷海光虽然天姿英明，但在生活面上和人事面上，却显得生疏而笨拙，他很容易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

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中国》停刊以后，殷海光对国民党的厌恶更深了，一个人只要同他骂国民党，他便轻易相信这个人。有一次，台肥六厂图书室请我讲演，我认为来者不善，拒绝了；他们改请殷海光，我劝他不要去，他被封锁已久，还是去过瘾了。讲完了，一个人走过来，向他大骂国民党，立刻谈得投机起来。后来登门拜访殷海光，殷海光还把《自由中国》编辑胡学古（虚一）介绍给这陌生人，不料不久胡学古就被捕了，还牵累到殷海光，原来那陌生人是卧底的！（我后来被判十年，真正的原因之一是我为了救胡学古，在海外公布了胡学古等政治犯的名单，致遭官方嫉恨。胡学古在狱中瞎掉了一只眼睛。）

　　殷海光就是这样容易被钓的人！农村小孩钓青蛙，只要用根线，往草里一放，青蛙就咬住不放，全身暴露而出。殷海光容易被小人利用，也正如此。雷震也犯同样的毛病。我同殷海光玩笑性的表示过：“你们的为人最容易被小人包围，你们搞政治，若当了政，恐怕小人当道的情形，更要严重呀！”

　　在《老年人和棒子》发表后，不久就发生了“中西文化论战”。文德（陈宏正）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说：“在文化论战中，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因为“西化派中殷的学生李敖、许登源、洪成完攻击胡秋原，引起胡秋原的误会，以为西化派是殷在背后策动”。以致殷海光“以后被胡秋原、徐高阮连续不停的施以人身攻击，对其后迫害殷不能在台大授课，形成一大压力与不利环境”。这段内幕，没人比我知道得更详细了，我决定还是由我写出来。

被胡秋原等迫害

　　先说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参加共产党CY，又参加闽变叛国，抗战时加入国民党做中央委员并办党报，大陆丢掉时“打算做共党百姓”，不肯出来，后来才到台湾。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国与共党有过接触”，而遭国民党党纪处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在心病之下，他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imaginary persecutor），最后找到殷海光。殷海光从《自由中国》停刊后，已失掉地盘，全靠我以文星来支持，胡秋原恨我揭发他的真面目，因此迁怒到殷海光。当然啦，打击殷海光是合乎官方希望的，胡秋原属于何种色彩，也就一看即知。再说徐高阮。徐高阮也是出身左派的健将，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后，投降国民党，在中央研究院做副研究员，可是写不出学术论文。李济等学阀大概知道他有背景，不敢惹他，让他管图书室。他有突发性狂怒症，发病时甚至将书架推倒，根本不是正常的人。徐高阮与殷海光在西南联大同学，殷海光主持《自由中国》时代，徐高阮又巴结又嫉妒，《自由中国》停刊后，徐高阮乃施报复，挑殷海光不小心误译的一个名词，联合胡秋原，指为“学术诈欺”，其实胡秋原、徐高阮在翻译上的错误，早就是超越前进的，但他们却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的指摘殷海光、罗织殷海光，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查。一九六五年四月，殷海光写了一篇《让我们携手从事文化创建》给我，我回他一封长信（现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3——《奇情·上吊·血》）告诉他与“他们”携手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我说：

　　“携手从事文化创建”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可是在目前的知识界中等于空谈，空谈还好，再被人利用，却又何苦来？我敬爱的海光先生：“文化创建”的责任不假外求，就在你的头上，当今之时，逢今之世，值此之岛，难道还有可跟你“携手”的“pseudo——文明人”吗？唉！你太苦口婆心了！你简直在做一次“虚拟演绎”啊！

　　你的文章说得好：“耶稣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但是，我要补充一句：“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还需要说什么话吗？”想想看，十六年的岛上春秋，最后是儆寰（雷震字）无言，海光无语，该是一幅多么深长的双十字架的影子啊！

因此我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了。七天以后，台大法学院请李声庭讲演《民主与自由》，讲演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我插播几句话，因为那时候，殷海光和我的“演说的自由”都被国民党剥夺了。

文星被封

这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文星杂志停刊，当晚我写信给殷海光：

　　《文星》终于在连遭两次查扣、一次搜索、一次没收印刷厂稿件等大大小小困扰以后，今天证实被“罚”停刊一年。

　　我重新找出你那篇《我看雷震与新党》（四十九年十月一日《民主潮》第十卷第十九期），抄出最后一节里的一段：

　　……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室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的一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底身体，正像一切讲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

　　夜色真深，在深暗的夜色里写这封信，真凄厉。（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3——《奇情·上吊·血》）

落井下石

　　第二年五月，胡秋原在官方曾有奖助的《中华杂志》上，继续落井下石，发表《为学术诈欺告有关方面》。六月，胡秋原正式行文给毫无“太学祭酒”风骨的台大校长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据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

“六月毛子水转告钱思亮的意思，要殷放弃国科会补助金的申请；因为“中常会上，张其昀大骂王世杰，说讲三民主义的学者申请不到国科会的补助，而殷某攻击政府的人都年年请到，使王世杰为难，为了面子，请自勤撤销申请。”六月十四日殷去函国科会，声明撤销补助。八月五日教育部去函台大，拟聘请殷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有关方面想调虎离山，使他离开台大。八月十五日殷给钱校长一信：“我并没有一定在台大待下去的意思。我只希望得到一点时间，继续努力，设法到别地谋生。如果一时还是不成，我希望有机会转到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类的机构，从事研究，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连这个都办不到，我再设法做点小生意谋生。”八月廿六日见钱校长，双方议定今年形式上殷仍是台大教授，但停止授课；到一九六七年七月则关系（包括形式）全部消失。殷给徐传礼的信：“我今后处境似乎只有愈来愈恶劣……我们正设法另谋生路，准备开设一家小成衣店。至于我个人，只要活着一天，便努力追求自由、真理、正义和友爱。”九月有关单位到他家劝他接受教育部教育委员会的聘书，他很激动的拍着桌子：“我殷海光在这儿”并说：“我敢拿生命打赌，我不会接受那张聘书，我也不会去做官。”在这样大的压力下，他还坚持他的原则与理想，他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骨气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朽精神。”

可见胡秋原、徐高阮对殷海光落井下石之深！我真不知道，欣赏胡秋原的知识分子，对这种落井下石如何解释，你们的良知究竟何在？至于欣赏徐高阮的，那就更令人深味了。徐高阮死后，他的吊丧行列里居然出现了总政治部主任、调查局局长、情报局局长！他的背景，原来这般！

周粟问题

　　至于教育部改聘殷海光做委员的事，他来找我商量过，他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也“义不食周粟”。我说：“不错，一个人不该不劳而获。但按照《宪法》第15条，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机会、有工作机会的前提下，才能谈正常的不该不劳而获的道理与道德。如果环境不准你有适合你的生存权和工作权，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也情有可原。陈独秀到死还拿政府的钱，可是何碍其为陈独秀；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可是又何碍其为鲁迅！不拿当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吗？至于你说‘义不食周粟’，这种道理在伯夷叔齐时代就站不住，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但他们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薇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却吃周朝的薇，这是哪一门子的逻辑啊！何况所谓周粟，也不是什么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膏而已，还谈不上是国民党之饭也！”

　　我这一番话，把殷海光说得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是雄辩家，他知道我故意站在他的立场为他讲宽心的话，他知道我李敖真的是“义不食周粟”那一派，当然他知道我“义不食周粟”，有我的本钱——我还年轻，我比较灵活，可以“做点小生意谋生”。殷海光连“做点小生意谋生”都不及格，因为殷师母做点裁缝工作，他都要来个二价，这种头脑，又怎配做生意呢？

就这样的，殷海光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正式被赶出台大。在殷海光被赶出台大前三十年的一个冬天，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矢内原忠雄，为了反对政府的政策，被迫辞职。在提出辞职的第二天，因为等待核准时间，所以还能走私一次演讲，他在树叶飘零的十二月二日，在法科第七教室，向知识分子做了风雨之声：

　　“……不要因为当政的人在做，就说它是对的。”

　　“学问的使命，就在批评实行家的实践情况，不是追随政府的政策扮演小丑。”

　　“我最担心的是我离开后，大学会被法西斯化。……大学若随着政治走，则学问就完了。”

　　这项临别演说后七年，日本的法西斯政府垮了，矢内原忠雄又回到了东京帝大。可是，这个三十年前的故事，对倒霉的殷海光说来，只能讽刺，不能示范，殷海光再也没机会回台大了。

我暗中支援

　　至于殷海光的生活收入，所遭到的困难尚不太严重。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给他蛮好的待遇；《自由中国》以后，我自文星给他大力的支援。，我帮他印了《思想与方法》、《到奴役之路》、《中国文化的展望》。为了给他较高的稿费，我曾在文星肯出的稿费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费正清到台湾的时候，约我陪他去看殷海光，后来在南港请殷海光同我吃饭。因为殷海光曾向我表示希望美国有学术机构帮助他，我侧面问费正清可否设法，费正清说，他已对殷海光有帮助。这事我颇不快，我向黄三抱怨说：“老殷的为人我实在要骂他，他拿了费正清的研究费，却对我们不吭气，害得我们还拼命替他设法，这算什么！”

不通人情的高级书呆

我虽然大力支持殷海光，但对他的为人，却总是以看一个不通人情的高级书呆的眼光来观察他。聂华苓在《一颗孤星》里有一段对殷海光的素描，她说：

“P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他骨子里是个诗人，但当他坐在书桌前，拿起他的逻辑书本时，当他分忻事理时，他谨严、认真、恪守原则，又是一个纯科学者的态度。他好像只有在书本前才能控制自己，一离开书本，他的情，他的心，是常变不定的。他有时天真烂漫像一个孩子；有时平易近人，几乎如女性般细腻；有时面孔一扳，眼睛往里一沉，活像个‘阎王’！令你恨不得马上和他绝交。他喜怒无常，爱憎不定。但他能在紧要关头，又回到了自己的中心。他所憎恨的人，假若有耐心，可以趁他热情激荡的时候，挑一句正中他心坎的话，而博得他最珍贵的赐予。但这并不能保证此君永远安全，可以高枕无忧了。当他这一阵激情冲过去之后，找回自己时，他仍可能指着此君的鼻尖大骂：‘你这个坏蛋！’”

殷海光就是这样一个“一离开书本”就“布朗运动”的书呆，虽然他并非全无心机与权术，但这种心机与权术，总是湖北人式的，格局甚小，所以我始终不怎么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我对他的蛟龙气质与文字上的才华很佩服，并且为了散布并延续这种气质和才华，尽了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力量。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常写信给我，说他又到了“枯水期”，我总是设法帮助他。以当时的政治判断，支持他写《中国文化的展望》，是绝对赔钱而惹麻烦的事。因为在官方眼中，他是《自由中国》首席余孽，书要被禁，是指日可待的。但我为了使殷海光的素愿得以完成，还是全力支持他的写作。他写成后，希望我帮他看一看，我看了，觉得到处是钢筋，水泥却严重缺货，简直没法改，所以原封照印了。殷海光颇为失望，我说：“殷老师中国书读得少得惊人，写中国文化这大题目，对中国书底子不行是写不好的。但看中国书，又不是短期速成的。”至于殷海光中国书读得少，我早就知道，但我信任他的大方向。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我在《自立晚报》发表《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主张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热烈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殷海光写信给我，表示“所提出大方向不错”。这种大方向正确了，水泥多少不算重要，但若想用专书讨论，则就不能不看中国书了。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全书的最大毛病，就是在此。

《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失败，是殷海光想做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的失败。另一方面，在他本行的逻辑与分析哲学上，他终生也没能成功的成为学者，有人以此为憾，殷海光自己也以此为憾，他们都错了。殷海光的伟大在于他做启蒙的思想家，不是在做专业的学者。用学者的尺度来量殷海光，根本是一种浅见。殷海光自己出身学院，看到他的老同学王浩等在学术上的地位，他难免见猎心喜或野心勃勃，其实这是一种误把自己大才小用的错觉，在这一点上，殷海光有屈从现实的虚荣。猪八戒骂孙猴子不做神仙而去做妖怪，思想家是神仙，学者是妖怪，高下之分，一判即明。殷海光坐这山而望那山高，他的学者梦，显然做错了。

殷海光的伟大

殷海光的伟大，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殷海光象征了知识分子的勇于觉悟和勇于战斗——殷海光早年投身在救国的急湍里，他的狂热和动輒“立正示敬”，十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被国民党争取到，为国民党做文化打手，被共产党列为“十大文化战犯”之一。到台湾后，他的勇于觉悟，使他的良知之言，不见容于国民党《中央日报》。他告诉我，《中央日报》社内当时贴出大字报，要“打倒别字主笔殷海光”！于是，他愤而离开，加入《自由中国》，用他一支笔，把国民党杀得痛苦不堪。有一次《自由中国》社到阳明山远足，在水池对面，看到提拔他的陶希圣，双方一言不发，我问陶汉奸表情是否又怜才又悔恨，他说就是那样子，他说国民党中一些了解他的，曾努力挽留他；但没成功。我说国民党历来只知道“引狼入室”的可怕，不知道“放虎归山”的可怕，所以他们老是擅于制造他们打不倒的敌人。殷海光大笑。三十二年来，勇于觉悟复勇于战斗的知识分子，没人比殷海光做得更成功了。

　　第二，殷海光象征了知识分子的启蒙工作的悲剧性光芒——《自由中国》的后期主编傅正，在《对殷海光先生的一段怀念》中说：“殷先生之所以成为历史性人物，主要是由于在《自由中国》所写的文章。”这是很正确的立论。看殷海光的一生必须从他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智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为准则。而《自由中国》的十一年间，正是这一表现。殷海光在这十一年的表现里，在使人头脑清楚方面，做了中国有史以来没人做得到的大成绩。他以简明的分析、高明的远见、清明的文笔，为历来糊涂的中国人指点了迷津。在思想指向以外，他在政论方面的文章，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如今，《自由中国》和殷海光都成了历史名词，看到二十年来群众还是那么混蛋，我必须说，殷海光的启蒙工作的成果是悲剧性的，因为真正受到他影响而能继续发扬光大的工作，并没展开，《自由中国》所带来的那些开明与进步，好像又混蛋回去了。1976年冬天我第一次坐牢出狱，我最强的一个感觉就是：“混蛋比以前多了！”混蛋多，就反证了殷鉴已远，所以我说，殷海光的光芒是悲剧性的。

思想面与自由民主气质

　　殷海光虽然是我佩服的思想家，但他的思想面并不宽，只以方法学与政论为主，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很弱。他服膺思想家罗素，但罗素思想面极宽。殷海光虽在台大开“罗素哲学”，但他对罗素的全面性了解，似乎不够。即以个人修养而论，罗素很早就征服了快乐，殷海光却整天为不快乐所笼罩。我常向他说：“老师为什么不细看一下罗素的Conquest of Happiness呢？你这样多愁善感，可不是罗素的信徒啊！”殷海光最后得胃癌而死，得这种病，简直对学哲学的是一种讽刺。

　　胡适歌颂雷震为自由民主政治奋斗的功劳，主张给雷震立铜像，我却认为雷震铜像的肩膀上，更该立一个人，就是殷海光。殷海光和雷震，在鼓吹自由民主的功劳上，真可说空前绝后，但他们的气质，却是非常缺乏自由民主的。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喜开玩笑的、幽默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或看大腿）的、青年会总干事式的。……但是殷海光和雷震却全不如此。殷海光和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专断的、严肃的、不恢廓的、高高在上的、兴趣狭窄的、圣王、贤君、教主式的。……这些气质，很过瘾、很雄浑，可惜都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说起来很好玩，中国历来提倡自由民主的人，在气质上，都有点吹胡子瞪眼，而缺少英国美国那种自由民主的政治家，这些人里唯一的例外也许是胡适。胡适在气质上，倒非常自由民主，他的“卖相”极好，“卖幅”也不错，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活在自由民主空气里，即使是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你也感到他的叔度汪汪。同殷海光在一起，就不行；同雷震在一起，也不行。

“皮肉生涯”

今天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再也看不到像胡适那样的大儒了。今天他们看到的，都是言语无味、面目可僧、官架十足、党性油然的讨厌鬼，这真是他们的大损失。至于我本人，不必谦虚的说，我的确是第一流的自由民主政治家材料，可惜我生不逢时，又不逢地，所以我的“卖相”与“卖幅”，被我有意给毁了。胡适和殷海光虽是两代的人，但他们出道都在大陆，在大陆的时间与空间里，他们都赶上群众尊敬知识分子，赶上以全中国为施展对象，赶上国民党统治力量未曾如此高度集中。他们的运气比我好得多。以做思想家而论，胡适的毛病在有肉无皮，殷海光的毛病在有皮无肉（也就是有钢筋没水泥），有皮有肉的，我李敖不做第二人想。但我的运气太坏，我的“皮肉生涯”，竟被酱在这个小岛之上，不但到今天还不准出境，甚至政治的大牢，反倒一坐再坐，虽未被修理得皮开肉绽，却也饱受非刑。至于职业方面，胡适能进北大，殷海光能进台大，对他们形象的塑造，极有帮助，而我却一直失业至今。当然我是第一流的强者，我虽然被困，我还能“冲决网罗”，但我的形象必然是百孔千疮的。时代变了，与当政者不合作的思想家，已不像过去的思想家那样容易安全上垒了。所以，当我出道的时候，我的形象就比胡适、殷海光他们活泼而富变化，我若不如此，我就无法在这时代获得发言权。比较之下，他们那一代的人，成名也太容易了。

在活泼而富变化中，我充分发挥了自由民主的气质，这种微意，我在《开玩笑的自由》中（《李敖全集》第五册），已经一说再说。我提出：

“没有开玩笑的自由，就没有民主气质可言。没有这种气质，不但不配民主，连帝制都不配。那样的民主，只是一种招牌、一种口号。热爱民主的中国人，千万该警觉到这一点。”

显然的，殷海光谈自由民主，还没晋升到这一层次。殷海光知道自由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他忽略了自由民主更是一种为人方式。在为人上没有自由民主的气质，却整天从事自由民主的呼号，总是令人好笑的。

奔走

　　虽然我称殷海光做“老师”，但他清楚知道我没选过他的课，“老师”对他是尊称，是名不符实的。因此他对我，也是一种师友之情，算得上是“尊而不亲”。我的一些小朋友，像陈平景、像黄三，倒比我跟他面见得多。他跟陈平景后来为了钱有不愉快，一天早上，他特别到我家，要我用我对陈平景的影响力，收回由他口述由陈平景笔录的自传。我有点怪他不该为了点小钱否定陈平景，但我还是把陈平景说了一顿，要他交出自传。后来经我劝说，两人又言归于好。

我虽然与殷海光交往不密，但每有重要情况发生，他总找到我，也特别尊重我的判断。胡学古被捕以后，殷海光家门口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要若无其事，但是学生们该少来，免得连累他们，使他们以后有记录在身，万劫不复。他认为很对，就在门上贴了不见学生的条子。

殷海光进行离开台湾，也找到我，我为他奔走了一阵。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我写信给他，有这样一段：

　　“我已向有关方面暗示（等于明示）：还是把殷海光放走吧！逼人走绝路（生活困难），乃至抓人关人，是没有效果的，如果有效果，我们今天也不会在台湾了。（过去在大陆，这套方法还用得太少吗？可是效果呢？）殷海光一类人（包括李敖之流），到了国外，当然不会说这个政府什么好话，可是他们到了国外，本人就该是台湾政府有自由的最好人证！就光凭这点人证的资格，这个政府就值得做，并且划得来，得可偿失，值回票价！

　　总之，你能否走得成，完全要看他们智慧的高下，他们高或肯高，你就走了；否则的话，还是老局面，吾们是殉葬者而已，呜呼哀哉！”（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3——《奇情·上吊·血》）

不幸的是，殷海光一直到死，都没被准许离开这个岛。为了他出境的事，有一次我对他说：“国民党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里有一种‘流刑’，他们倒真该复兴。如果复兴了这种放逐之刑，你和我就都可走了。”他听了苦笑。我想，他后来希望死后面对太平洋水葬，与于右任死后面对大陆土葬，正好是一个对比。古人放逐别人，要宣布“不与同中国”，殷海光想面对太平洋水葬，除了表示他心胸的浩瀚以外，大概也有甘愿“不与同中国”的远托异国之悲吧？

送医

以上所举重要情况发生殷海光总是找我的事件，当然还有不少。我高兴在他众多的学生中，他有了我这样得力的。我帮助他，完全基于道义支持这个因义受难的伟大人物，而无任何利益可言。至于其他的学生，像陈鼓应等人，就不一样了。陈鼓应等人进入台大哲学系教书，得力于殷海光的推荐；而他们的知名度，也要靠依附殷海光以自闪——他们毕竟都不是自己能发光的人啊！

在我同殷海光的交往中，我觉得我对他最大的帮助，不在帮他研究、帮他印书、帮他生活、帮他在《自由中国》被封杀、台湾大学被解聘后度过许多难关。……我觉得我最大的帮助，是把他送入医院，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两年之久，这一段内幕，说来话长，但我还是决定写在下面。

　　1967年的春天，我在美而廉碰到殷海光，感到他的气色很差。本来对他的健康，我没有注意，因为这是殷师母的事。殷师母那么贤慧，照料殷海光的健康，当然不在话下。但这次见面，使我感到有点不对劲，我把陈平景找来，侧面问他，他说殷海光有胃病。我问医生怎么说？他说没找医生。我把他骂了一顿，我说有病怎么不找医生，他说殷海光不肯，殷师母也不肯，殷海光还说除非去贵族医院，他不要在公立医院应诊。我又把他骂了一顿，怪他没有好好照顾殷先生。他说他们夫妻都不肯，他也没办法，“除非你敖哥逼他们。”我说就这么办，我去逼他们。

4月14日深夜，我写了一封信给殷海光，埋怨：“没想到你竟对你的身体这样不科学！”我告诉他我已替他约好贵族医院的门诊，一定得去。“你治胃病的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所以我愿意‘请客’，以我们的关系和了解，你自然不可推辞。”

“当场收押”

就这样的，在1967年4月20日，我把殷海光推到台湾最有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面前。李大夫对我说：“我佩服殷先生，也佩服你李先生，李先生郑重托我，我自然尽力。”他为殷海光做了彻底的检查，检查期间有说有笑。然后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就走出去了。我跟殷海光聊了一阵，借故出来，李大夫拉我到一边，满脸严肃的说：“百分之百的胃癌！百分之百的胃癌！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医生？”我问他：“能拖多久？”他说：“这次若不来看病，几个月里就没救了。”我问：“现在有救吗？”他说得开刀才知道，现在就立刻办住院手续。

于是，殷海光立刻被“当场收押”，我把他安排进病房，把同来的孟绝子、陈平景都支使出去，房里只剩他和我。我先说了些轻松的，然后轻描淡写的说：“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你这位忧郁哲学家啊！竟得了胃癌。罗素要听说你得了这种不哲学的病，他会笑死了。现在决定开刀抢救，你应该准备在开刀以后，好好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相信那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你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但我一想，你看了这么多书，若连生死都看不破，那书也白看了。所以我决定告诉你，使你有所准备，免得做错了安排，浪费了时间。”殷海光听了我的话，很镇定，也很从容。他感谢我以强者对强者的态度对待他，他说一切就照我说的办。

我走出病房，叫陈平景去陪他。陈平景后来说：殷海光一见到他，就哭了。殷海光在强者李敖面前不得不示强，但李敖一走，他就垮了。

插播高玉树

这时候有一个插曲，不可不记。陈平景在医院跑来跑去的时候，忽然见到党外人士高玉树从汽车下来。高玉树当选市长那天晚上，殷海光正在家里请我吃饭，饭后我们一起到中华路高玉树竞选总部前看人山人海，也看军警云集。高玉树当选了，殷海光很兴奋，当晚我请他和何秀煌一起到中央酒店看洋妞跳半脱不脱之舞，殷海光和何秀煌两个书呆，那天晚上也颇有好色而不好德的表现。高玉树他们搞新党的时候，与殷海光走动颇勤，所以这次从汽车下来，陈平景第一反应就是：“高玉树来看殷老师了！”他匆匆跑来告诉我，我说：“不会吧，政治是最现实的，高玉树不会知道殷海光生病，知道也不会来。他到医院，一定是看别的达官贵人的。”后来一查，果然国民党大员陈建中出了车祸，就便住进贵族医院，高玉树玉树临风，原来在此！（后来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我接雷震出狱，高玉树也避之若浼。我不喜欢政治人物，其理在此。）

　　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1967年上半年，殷先生就患上了胃癌绝症，是郑华志陪他到宏恩医院检查出来的。”王晓波全弄错了，不但郑华志没陪他到这贵族医院，反倒在我安排开刀时，郑华志等才出现。郑华志正在台大念医学院，学到一些半生不熟的理论，向李大夫很不客气的质问，好像李大夫有什么错似的。李大夫是名医，也有修养，他不厌其烦的向郑华志讲解理论与实际，但郑华志仍纠缠不休。我很生气，大骂郑华志一顿。我说既然到这个医院来，就要尊敬并信任人家医生，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事！如果你们爱护殷海光，在我把殷海光送到这里来以前，你们他妈的在哪里？郑华志等被骂以后，悻悻离去，在外宣称这个医院不行，还是到他们台大医院去开刀才“安全”。殷海光知道自己还是台大教授，在台大医院开刀可以减轻我的负担，既然在那边开刀“安全”，也乐意去。于是在4月25日，转到台大医院。5月1日开刀，把胃割掉三分之二。台大医生说，最多只能再活一年。

“充阔”与“装穷”

我写了一封信给李大夫，为我无法有始有终的请他为殷海光治病和郑华志等的无礼表示抱歉，然后就赶忙轧头寸来付医药费。我4月14日给殷海光信中所说的“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的话，其实是骗他的，我不愿他知道我的经济困窘而不安。事实上，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很难靠出版社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冰箱冷气等电器，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我和李世君合作，化名“OK李”，整天登英文报兜来旧电器，然后转卖。转卖时候，我都亲自参加搬运，与苦力无异。有一次卖了一台冰箱给李翰祥，我在参加搬运的时候，被李太太张翠英看到，她说：“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了？”我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造啊！”为了坚守原则，不同国民党合作，我在谋生上的辛苦与心血，一般人是完全不清楚的，我也无须让他们清楚。从外表上看，我蛮有钱的，因为我知道在现实社会中，“充阔”比“装穷”更容易混，“充阔”至少可以贷得到款、贴得了现、借得到钱，“装穷”则全无用处。大家都说我有钱，可是谁知道我做苦力呢？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

“后来，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医院有公保，只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交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有李敖有钱。”

王晓波最后一句说得不对，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绝非“只有李敖有钱”，最有钱的是陈鼓应。陈鼓应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财产和落地的房产，没分给他妹妹陈桃桃，一个人独吃了，他是第一有钱的，可是一毛不拔。张灏、林毓生家境很好，又在美国多年，也都有钱，至少都比我这卖苦力的、多年失业的有钱，只是他们光说漂亮的话，不做漂亮的事，这些伪君子、伪殷门弟子，我是最看不起的！

差点退票

　　我不但没有钱，当时在财务上的窘迫，甚至非常严重。殷海光被宏恩医院“当场收押”的时候，院方立刻要三千元住院保证金，我就掏不出。经我和会计小姐挤眉弄眼，她同意我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做抵，等我出去找到三千元后再换回。我把殷海光料理好，叫孟绝子、陈平景陪他，就直奔水牛出版社找彭诚晃，我拿出另开的一张三千元加利息的支票，向彭诚晃贴现。彭诚晃把我的支票翻过来掉过去研究着，我问：“怎么了？是假的？你研究什么？”他说：“你贴现干什么用？”我说：“本来不想说，你既然问，说也可以，老殷住院了，我要筹保证金，所以就找到你们小气的客家人头上来了。别啰唆了，快借钱吧！”可是彭诚晃却不肯借，我认为他太不够意思了，我说：“你们水牛创业，我帮了多少忙！《罗素选集》明明是我编的，你们却挂上刘福增的名字！我不愿和你们计较，可是这一次，为了老殷，我不会原谅你们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肯见彭诚晃这个人了。（后来为张罗这三千元，我差点退票。）

我这里近乎啰嗦的写这些小事，目的只在说明：为了对殷海光热情，我自己遭遇了多少人间冷暖；为了救殷海光性命，我看了多少伪君子和伪殷门弟子的丑恶面相。我把这些写出来，拆穿出来，对世道人心，应该有点警世作用，所以我就不怕麻烦了。

　　到了殷海光开刀以后的第二年，一天下午，殷师母以焦虑的声音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再送他到贵族医院检查一下，我同意了，不料一住进医院，那些我不做他们不做、我一做他们就骚扰的护师派又来了。好在这次检查并无新结论，殷海光很快就回家了。

被人利用

　　本来我还常去看他的，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令我极不高兴。据黄三告诉我，有一次很多人在殷家有人说了诬蔑李敖的话，殷海光明明知道那是诬蔑，却闷声不响，还点了头。黄三很气愤的告诉了我，我认为至少在殷海光家里，殷海光应该为我仗义执言的，怎么可以这样？我生气了，就不再去殷家了。有什么事，我都叫黄三、孟绝子、王晓波去办，当然我还是关心他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样长久的不去他家，是一件错误。那时他生命已在最后一年了，他变得软弱，神智自然也不如健康时清明。就在这种衰病侵寻之中，殷海光被两批人利用了。这种利用，我直到他死前一天和死了以后才陆续知道。如果我常去看他，也许情况不会那样糟。

第一批利用殷海光的是陈鼓应这批人。他们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制造了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说殷海光临死前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强调这一点，把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的伟大贡献轻轻带过，把殷海光为自由民主的努力，反独裁反极权的努力都轻轻带过，甚至把殷海光描绘成一个临终的悔罪者似的。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参加这种诬蔑活动的，除陈鼓应这批人外，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和头脑不清的韦政通等也都在内。这些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们知人论事，必须从他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智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为准则，怎可以拿衰病侵寻的行将就木者的言论来作准？古代凡是皇帝死前的诏命，都不被轻信，认为是乱命，其理在此。何况，陈鼓应这批人从来没有任何殷海光的亲笔或录音以证明他的转变（连一片“你办事，我放心”式的小条都没有），我认为《春蚕吐丝》中许多话，根本是捏造的、加工的，或有意重描浓写的。这显然是为取悦某方面而供自己做敲门砖的一本伪书。这本书能挂上殷海光的招牌出版敛财，正证明了我前面说的殷海光有“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的弱点，而陈鼓应这批人，就正是这种小人。

小人以外，来了教棍

第二批利用殷海光的是殷师母这批人。殷师母夏君璐女士是非常贤慧的女性。她长得比殷海光又高又大，待人亲切有礼。她会做洋裁，靠洋裁挣来不少收入。她又会做西点，特别做过蛋糕送我，表示她对我的感谢。她在《永不能忘的日子》里写道：“事实上我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这话倒很近实情。我在殷海光家无数次，大家上天下地的谈，但殷师母从没参加过。我对她了解很少，直到殷海光死前头一天，我才惊讶的知道她参加的是教会活动——她是一个虔诚得近乎狂热的基督徒！那天她拿出一本笔记给我看，说：“这是殷老师最后信了上帝的证明。”我翻了一下，说：“这些笔迹不是殷老师的啊！”她说：“是我记录的。”我当然怀疑，可是正忙着替殷海光准备后事，我并没重视这本笔记。但我觉得很荒谬：殷海光从没跟我提过他有一个信上帝的老婆，他自己也从不信这一套，怎么今天忽然冒出一个信上帝的，并且还说他也跟着信了，这不是趁病打劫吗？

第二天下午，殷海光死了。殷师母后来在《“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中说：“到家不久，李敖及孟祥柯和我一齐去怀恩堂商量一些事情及决定追思礼拜的日子。”她这段话，是长话短说了。因为头一天笔记的事，使我感到一批教棍可能利用殷海光，我该特别防范一下。果然回到殷家，殷师母就坚持以宗教仪式办后事，并说已跟怀恩堂的周联华牧师约好，现在就去。殷师母大概没想到我是个激烈反对者，她约我一起去怀恩堂，要我代他们润色一下已写好的殷海光《安息在主的怀里》的通告稿。不料我一见周联华，就把他责备一顿，我说你给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做后事吧，何必又来糟蹋殷海光！孟绝子在旁也支持我的责备。我坚持删掉“安息在主的怀里”等鬼话，争执不下。最后我只同意用“永生”字眼，“永生”不算是宗教字眼，但可使教棍们自以为是，殷师母总算同意了。再回殷家，殷师母在廖融融等许多人面前向我说：“李敖，你是战士，可是殷海光不是了，殷海光已属于上帝！”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中记这天晚上“廖融融言，殷师母告其得上帝启示，殷先生遗稿概不出版。并言其与殷先生结婚以来，每日担惊受怕，不愿殷先生阴影再笼罩她。殷先生死了，她应该要得到解脱。”王晓波的记录，告诉了我们：思想家是不宜有“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的太太的，思想家讨错了老婆，在他死后，对他思想的流传必是一种妨碍，从托尔斯泰到胡适，无一例外。殷师母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教棍生涯使她把最后一年的殷海光“夏君璐化”，这显然更使思想家警惕。《诗经》有一句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用来做有趣的曲解，正好对这段殷夏婚姻，有了先知式的预言。

难道我们不会被朋友蒙蔽吗？

我第一次把殷海光送到医院后三个月，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跟他谈到罗素被亲友蒙蔽的可能性，我说：

　　托松燃兄带上4月4号Look一册给你，请你特别注意pp. 30-36 Flora Lewis的The Tragedy of Bertrand, Rusell 一篇，这本杂志是送给你的。

　　此事真相如何，我们不知详情，B. Russell目前果真是个the intellectual captive吗？以他的睿智，真的会被蒙蔽吗？

　　不管真相如何，这个“疑案”，多少可供我们参考，尤可供先生的参考，难道我们不会被朋友蒙蔽吗？我们的判断和朋友都可靠吗？

　　凡是过着隐居或半隐居生活的人，凡是自诩为“不出户，知天下”的人，都不可不保持着一点警觉，警觉自己的心灵别像生活一样的被闭锁。这点警觉，不知可否得先生再多加注意一下？（《李敖千秋评论丛书》3——《奇情·上吊·血》）

我写这封信，目的显然在点出他应注意的方向，我希望他能珍惜有限的残生，多做一点重诉生平的总整理，当然也是我不自量力要请他看病的原因之一。可是事实上，殷海光最后的情况却正被我不幸而言中。殷海光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生，却有一个窝窝囊囊的死。我今天写这篇文字，实在不能不点破这一情况，希望爱护殷海光的人，对他要识其大者，要从他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智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来识其大者，不要再被不识大体的人误导了他。

给殷师母的信

前面说我“不再去殷家了。有什么事，我都叫黄三、孟绝子、王晓波去办，当然我还是关心他的。”一九六九年，我知道殷海光的病情，我还想做一次挽救。我告诉黄三三点意见，如能这样做，我还愿试一下，可是没有结果。9月12日，殷海光病情恶化，送入台大医院，那时黄三已离台，由王晓波通知我。14日，我把一封信托王晓波交殷师母，里面说：

　　海光先生今年病情转剧，我因前年去年两次送殷先生就医，反落埋怨，埋怨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殷先生的病况，技术问题不易统一，人多口杂，责任不清，反易误事。所以今天之事，我一开始即面告黄三（胜常）三点，表示如此三点不能实行，我再介入，是与人扶同误殷先生，我绝不干。

　　我曾面告黄三，殷先生既住入台大医院，不宜再出院，更不可乱投医吃药。今既出院无效，再回台大医院，不可再事更张。如不幸不起，遗体应捐给医院，全权委由医院代办丧事。医院方面，最后骨灰宜交由家属领回。至于立碑台东，灰洒太平洋等议，如无技术困难，自应照办。

　　殷先生如去世，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方式是整理遗稿，保管遗物，以备发扬殷先生思想及筹设纪念馆。

　　殷先生死后，当尽量避免伪自由主义者利用。故所谓治丧委员会之类，当一律避免。不能组织维护殷海光学术自由者（如毛子水），不配为治丧委员。

　　当天深夜里，我进入台大医院，去探望多日不见的殷海光，护士小姐们泄露了我来的消息，所以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李敖来过了。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中说，殷海光第二天“闻李敖曾来访露出微笑”。我想，这一“微笑”，就是他跟我之间的最后灵犀了。这天晚上，我又到医院一次。

公道活在死人心里

殷海光死在9月16日下午，王晓波通知我，我立刻赶去，碰到齐世英。齐世英对我说：“殷先生生前说李敖是最够义气的人。我知道，殷先生能拖到今天才死，都是你义气的结果。”我听了，没有说话。公道死在活人心中，公道活在死人心里。

陈鼓应这批人跑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要求发消息。《中央日报》说殷先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主笔，我们愿意。消息发出来，竟只提他是《中央日报》主笔，《自由中国》上的事迹，一笔抹杀。我真不明白陈鼓应他们为什么让殷海光这样被“尸奸”，真太不懂事了！

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写着：

　　“九月十九日火化，骨灰置怀恩堂（直至一九七八年初才安葬南港自由墓园），9月21日在怀恩堂追思礼拜，由周联华牧师主持，数百人参加。李敖没参加追思礼拜，因他反对在教堂作追思礼拜，怕殷会被教会拿作宣传。”

　　当时国民党的刊物，却大力宣传说，李敖是个无情的人，因为殷海光的追思礼拜，他都不参加。我不但不参加这一次，一年以后的怀恩堂周年追思会我也不参加。我是特立独行的人，不参加就是不参加。“波澜起落无痕迹，似此奇情古所无。”这两行诗句，也许正是我的写照了。

殷海光死后三个月，我家门口也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一连十四个月，直到我被捕，以叛乱罪被判十年。……在人鬼之间，在生死线外，在永隔的幽明与重泉之中，殷海光和我，自然更是遥远了。

尾声

十二年过去了。我万劫归来，看到殷海光被许许多多别有用心的所谓亲友学生们窄化他、神化他、小化他，我真忍不住生气。有一天，我同孟绝子说：“我要写一篇纪念老殷的，因为他们抱住老殷，说老殷是他们的，我倒要开开玩笑，来篇《我的殷海光》。我要告诉海内外的混蛋们，你们上了殷海光亲友学生的当了！真的殷海光，是我李敖笔下的。”孟绝子极力赞成我写，我觉得这种文章也非我莫属，我就写了。

　　孟绝子感慨知识分子品格的被摧毁，从来没像三十二年来这样彻底的，我同意他的看法。在这摧毁知识分子的绞肉机下，殷海光是大陆型狂飙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个。殷海光生于五四之年，他以五十年的生命，为五四精神做了创新与重建。殷海光的死去，是那一代蛟龙人物的光荣收场。新的中国有赖新一代的蛟龙人物，在绞肉机下，创建新的光荣。

殷海光永生。

1981年狱中作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觇月梦忆

　　往年中秋，我只是惓念故国的烟尘；今年中秋，除了塞北的风砂与江南的春水，我又平添了一份新愁。

　　幽邃的月色沉滞在灰暗的云端，晚风吹来了凉意，也传送了午夜的虫声，我独步在黧黑的野道，道旁有一泓塘水，默默的浮萍在荡漾，摇曳了秋月的投影，隐逸的微波漂起往日的旧梦，牵我走入了淡忘已久的愁城。

　　那是今年四月间的子夜，古老的台中郊外飘散了几片烟尘，烟尘带走了我疲惫的父亲，烈火舐去了他那羸弱多劳的病体，苦难的奔波甚至没有三寸的桐棺使他横卧荒冢，他所得到的，只是一个粉身碎骨的火葬。

　　五十六年以前，父亲成长在北地的边城，可是人世的变乱与风波却使他长眠在背井离乡的孤岛，坎坷的身世最后化成了散漫的寒骨，他终于蹒跚地骑上了启示录中的“灰色马”。沉闷的烟云涂抹一层阴影，冲淡了惨白的清光，那藐藐的天涯和悠悠的地角，默示了人海的沧桑与国事的蜩螗。极目四顾，勾起我无限的感慨与哀思。在生者与死者之间，虽然已是永隔的幽明和重泉，但它却永远遮不住那龙钟的身影和怅惘的悼念。

　　浓露唤醒了我沉忧的梦幻，回苏的理性使我记起朱自清的感怀，那是

　　“发上依稀的残香里，

　　我看见渺茫的昨日的影子

　　远了，远了。……”

　　仅存的好诗描绘了永诀了的故老，我踏月踽踽归来，眼前依旧是一片阴霾的深山，原野的秋风惊破了深山的寂静，只是吹不散我故国的离愁和心头的人影。

　　（1955年10月6夜追记）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谈蝉

　　长长的身材，扁扁的脑袋，萌芽在地底下，蜕皮成蛹后就步步高升，在树上呼啸不休，此君为谁？马蜩是也。

　　马蜩，俗名蚱蝉，“不知春秋”的蟪蛄（庄子）与“隐情惜己”的寒蝉（后汉书）都是它的本家，不管它们有什么大同小异，总归是那副尊容与嗓门。正所谓“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也。”

　　老蝉的高寿虽不过二三星期，它却也享受了人生的至乐，在吃饱喝足东床高卧之余，它还要表演一出“法门寺”。

　　清晨，中午，晚上，乃至深夜，我们都要聆听它的歌喉，直而长的单调告诉你它是不甘寂寞的，它不听你的抗议，也不顾你的厌烦，强聒不舍的大花脸又唱起来了！

　　可是毛病就出在这儿，它老先生若一直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不争取言论自由，也许大杂院的野孩子们发现不了它的别墅所在，到底还归是低等动物，不是“识时务”的俊杰，它却偏偏不识相，于是小特务们按图索骥闻声而来，“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了！虽然遭了杀身之祸，可是它们却是九死无悔的，马蜩先生是捉不尽的，杀不完的，吓不倒的，野孩子们的竹竿挑走了它们的肉体，可是却挑不走它们那东林复社的正气，在“风林灯火观书夜”的当儿，你仍旧可以听到那“十万蝉声作雨凉”的呐喊。

　　马蜩先生联合起来，在呼啸了，借用范文正灵乌赋中的佳句，它们合唱了大时代的进行曲：

　　“……割而可卷，孰为神兵？

　　焚而可变，孰为英琼？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1955年12月24日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一个真实的故事

　　偶检旧夹，发现了以前所存的几页大公报，其中有一张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里面有一则新闻记载着说：“今年年底，大江南北的难民流落到上海街头，贫民冻饿而死者极多，慈善团体在本月十四日晨收到童尸一百五十五具，十五日晨收到童尸一百六十六具。”当时我就学上海缉椝中学，小小的年纪看了这条新闻很受感动，所以便把那份报纸存了下来，直到今天。

　　日前见报，景美镇上有一十六岁的男孩子名叫高德源。父亲在前年因在煤矿做工失事被压死了。母亲于去年病死了，剩下一个六岁的弟弟和一个四岁的妹妹赖他扶养，他在烟酒公卖局做一名临时雇工，薪水做一天算一天，他每天除了接送弟妹上下学以外，还要做打扫、织补、煮饭……等工作。

　　在这苦难的时代里，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惨相，就算这一代已经成年的中国人都罪恶滔天，死有余辜，可是这一代苦难的孩子们又有什么罪呢？

　　“流离眼前皆孩婴，

　　道旁见之泪纵横！”

　　查慎行这两句悲天悯人的诗句，充分描绘出时代的残酷。时代苦了我们，更苦了我们的下一代！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到处看到醉生梦死为富不仁的一群，感到“哿矣富人，哀此茕独”的悲伤。

　　以前在西风杂志上看到一幅漫画，画着一个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富翁正在吃饭：无意间抬头一看，一个乞丐在窗外望着他，对他那丰衣美食而垂涎，富翁见了，于心不忍，可是他解决不忍的方法却奇妙异常，他走到窗前，把窗帘拉起了，挡住了室内外的视线，于是又心安理得的大吃了。

　　我们可怜那些流亡在生死边缘的孤雏们的心情和表现，与这位富翁的态度又有什么分别呢？我们会念杜老的诗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可是除了“难再述”以外，我们又能怎样呢？悲天悯人的心肠抵不过讳疾忌医的苟安；热心救世的抱负打不倒掩耳盗铃的粉饰，我们毕竟忘不掉那影院旁边的沙龙，也甩不开今晚派对中的伦巴，热情的冲动甚至不如那卖火柴女儿所点的最末一根火柴来得长久，我们又返归到天鹅绒中的梦幻！

　　墨悲骚怨复何益？填海移山空复情，

　　今日始知忧世误，誓删烦恼读丹经。

　　禅心一任蛾眉妬，佛说原来怨是亲，

　　雨笠烟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

　　宋平子灰心了，苏曼殊叹气了，救世的人们个个缩回了手，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感叹。

　　1955年1月2夜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邱吉尔论艾登辞职

　　艾登于本月九日辞去他任职一年九个月的首相职务，闻者咸表错愕，十九年前的二月，艾登辞去他外相的职务时，也曾闹得满城风雨。

　　一九三八年的英国外交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首相张伯伦主张的对德意妥协的路线；一条是外相艾登主张的联合美法抵抗侵略的路线。张伯伦认为艾登的办法太危险，容易开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招致大战，因此对这位曾在日内瓦号召打击独裁而获致声名的同僚感到难以相处，最后艾登只有请去。二十日的子夜，艾登辞职获准的消息传出，举世震动，艾登“合则留不合则去”的耿介颇得时人赞许，翌日下午他赴议会报告，威士敏寺与议场附近人山人海，见艾登来，“好艾登”（Good Old Eden）之声四起，列席报告时，即使反对党也为之高声欢呼。

　　邱吉尔在《第二次大战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动人的记述：“二月二十日深夜，我坐在却特威尔邸中那一间我的老房间里，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艾登业已辞职。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沉了下来，一时之内，沉没在失望的暗潮之中。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曾经有过许多升沉波折。在整个即将莅临的战争期中和战时最黑暗的时期，我的睡眠从来没有成过问题。……但现在，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之夜，也只有这一夜，睡眠背弃了我。自夜半直至天明，我横在床上，充满了难过和恐惧的情绪。这里有一位坚强的年轻人物，他似乎在屹立对抗那种浮动和屈服的、以及计算错误和冲动微弱的冗长、懒怠、阴郁的潮流。……他代表英国民族的生命希望，这一个伟大古老的英国民族，对人类已经有过那样多的贡献，今后仍将续有贡献。现在他却去职了。我凝视这阳光慢慢的穿进窗户，在我的内心中，看到了我前面的‘死亡’的幻象。”

　　“对他们伟大领袖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特征。”这句为希腊史家布鲁达克所说而为邱吉尔所爱引用的老话，也许正是今日艾登最好的写照，当年的磊落求去与今日的怆然下野，三十二年来的首相梦，只是昙花一现的往事了。

　　1957年1月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孙悟空和我

　　五十三年的七月一号，我在《文星》第八十一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化论战丹火录>开场白》，是我的一本新书《文化论战丹火录》的序。《文化论战丹火录》这本书，生于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五号，死于五十五年的七月十八号，差一个星期就是两周岁，不可说不是早夭。早夭的原因是被查禁，查禁理由与内情也不必细表，因为那是千秋万岁后历史家的责任。

　　由于《文化论战丹火录》和我其他六本书先后统统被查禁，书中的文字，我自然不好再引证，因为它们是“禁书”。在目前的局面中，引证“禁书”已经是特权阶级的特权，当然我们不难推知这种特权是被官方授意、纵容或默许的。例如胡秋原这个曾做过左派同路人的人，就是公然握有这种特权的一个。他印行《少作收残集》，可以公然译介被查禁的马克斯及左派文人的文字；他主编《中华杂志》，可以公然转载被查禁的鲁迅、李何林及左派文人的文字。……这些情况的出现——一再出现，当然不是官方无能的结果，而是明显的授意、纵容或默许。这些特权的表现，对我李敖这种跟官方毫无关系的笨人来说，当然无法彻底了解。对官方文字管制尺度的因人而异，我也只能会心的猜测，无法彻底的了解。有时候我自嘲式的对自己说：“如果言论自由的尺度，只是对你李敖一类的人紧，对李敖的敌人松，似乎也不失为一种好现象罢！”

　　《文化论战丹火录》一书虽被查禁，但是因为序文发表在《文星》第八十一号，而《文星》第八十一号并没被查禁，所以我很可以合法的引证一下这篇序。因为这篇序，是最早描写出孙悟空跟我的关系的一篇文献。

　　序文的内容是这样的：

　　玉皇大帝皱着眉，朝观世音菩萨说道：

　　妖猴齐天大圣本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石卵化生的。当时生出，即目运金光，射冲斗府。始不介意，继而成精，降龙伏虎，自削死籍，整天东游西荡，将老树大桃、仙肴仙酒尽偷吃了。朕心为此烦恼，故调十万天兵，天罗地网收伏。这一日不见回报，不知胜负如何？

　　就在这当儿，各路神兵联合围剿齐天大圣孙猴子，正杀得难解难分。神兵方面，四大天王、木吒太子、哪吒、二郎显圣真君、四太尉、二将军及二郎的走狗，一干人狗团团把孙猴子围住，最后押在斩妖台下，可是刀砍斧剁、枪刺剑刳、雷打火烧，都不能伤这猴子一根毫毛。于是玉皇大帝又把双眉紧皱，叫道：“这厮这等，这等，如何处置？”

　　太上老君奏道：

　　那猴子吃了蟠桃，饮了御酒，又盗了仙丹，运用三昧火，煆成一块，所以浑做金刚之躯，急不能伤。不若与老道领去，放在“八卦炉”中，以文武火煆炼。炼出我的丹来，他身自成灰烬矣！

　　玉皇大帝闻言，即把孙猴子交付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把猴子推进“八卦炉”，八卦中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孙猴子知道在“巽”卦中只有风，没有火，于是就藏在巽卦中，任凭老头子在外面烧，也烧不到他。唯一缺点是风把烟吹过来，把这猴子的眼睛熏得难受，最后只好变成“火眼金睛”。

　　时间过得卡快，不觉七七四十九日，太上老君认为火候俱全了，于是开取丹炉。哪想到孙猴子将身一纵，冲倒丹炉，往外就走，看炉的小鬼们跑来扯，一个个都被他推倒，太上老君也赶上抓一把，结果被孙猴子一捽，捽了个倒栽葱。

　　于是，像喷气机一般，孙猴子又溜走了！

　　凡是看过《西游记》的人，都会记得这段故事。

　　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可是神话偏偏有人来实行，那就是1962年发生的文化大论战。

　　在这次论战中，我的遭遇很像《西游记》里的“妖猴”，我也来自“傲来国”，我也有“始不介意，继而成精”的运气，并且直到现在，还能“降龙伏虎，自削死籍，整天东游西荡”。

　　我虽然也浑身毫毛，可是也饱受丹火，人攻狗咬，两年来未曾间断。其中除笔杆的作战外，倒也不乏有人用笔杆以外的武器来对付我的，幸亏我能在八卦中的“巽”卦里善保首领，直到写这篇文章为止，还能逍遥自在。这不能不说是太上老君之流待我独厚矣！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即使齐天大圣孙猴子，也早晚被如来佛翻掌一扑，压在五行山下，最后只好被迫“再莫行凶，皈依佛法”，敬陪老王八唐三藏西天取经去也。

　　这是孙行者的悲剧，也是一切特立独行者的悲剧。

　　在这个悲剧还没扮演以前，孙行者应该把他降龙伏虎孤军奋战的光荣纪录，先记它一两笔，一来可供自我陶醉之需；二来可证老子当年“固一世之‘猴’也”！传记文学俱在，猪八戒们还敢多嘴吗？

　　这本《文化论战丹火录》是一本奇书，它的重点，不是记录李敖如何“打”别人，而是记录别人如何“打”李敖（当然偶尔也“捧”几下），记录别人如何对我“刀砍斧剁、枪刺剑刳、雷打火烧”，如何把我放在“八卦炉”中一煆再炼，如何把我中伤毁谤，如何把我熏成“火眼”与“金睛”。……

　　我保留这些绝大部分都是“打”我的纪录，绝少还嘴。我记得孙悟空对哪吒三太子说得好：

　　小太子，你的奶牙尚未退、胎毛尚未干，怎敢说这般大话？我且留你性命不打你。……我只站住不动，任你砍几剑吧？

　　如果有人想看看这出李敖“站住不动”，任凭别人“砍几剑”的妙戏，你该推荐他看这本书。看过以后，他必然会告诉你：“李敖真不得了，他不但有金刚之躯，并且还有容忍别人的雅量呢！”

　　这篇序文从发表后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两年之中，我在序里所预言的“天有不测风云”，到底突然发生。序文中引用的《西游记》中故事，本来自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的逃大圣前半回，两年来客观环境的演变，已经很明显的走向定心猿的后半回，我又何必细细描写我所遭遇的现代史呢？还是让我们来读《西游记》罢！《西游记》描写最后如来佛奉命出马，亲捉妖猴，与孙悟空对阵后：

　　大圣道：“我本——

　　天地生成灵混仙，

　　花果山中一老猿。

　　水帘洞里为家业，

　　拜友寻师悟太玄。

　　炼就长生多少法，

　　学来变化广无边。

　　因在凡间嫌地窄，

　　立心端要住瑶天。

　　灵霄宝殿非他久，

　　历代人王有分传。

　　强者为尊该让我，

　　英雄只此敢争先。”

　　佛祖听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说！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大圣道：“他虽年久修长，也不应久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变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乱，永不清平！”佛祖道：“你除了生长变化之法，在有何能，敢占天宫胜境？”大圣道：“我的手段多哩！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不老长生。会驾筋斗云，一纵十万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佛祖道：“我与你打个赌赛；你若有本事，一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再不用动刀兵苦争战，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却来争吵。”

　那大圣闻言，暗笑道：“这如来十分好呆！我老孙一筋斗去十万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圆不满一尺，如何跳不出去？”急发声道：“既如此说，你可做得主张？”佛祖道：“做得！做得！”伸开右手，却似个荷叶大小。那大圣收了如意棒，抖擞神威，将身一纵，站在佛祖手心里，却道声：“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云光，无影无形去了。佛祖慧眼观看，见那猴王风车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进。大圣行时，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灵霄殿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云：“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写毕，收了毫毛。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转筋斗云，径回本处，站在如来掌内道：“我已去，今来了。你教玉帝让天宫与我。”如来骂道：“我把你这个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离了我掌哩！”大圣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尽头，见五根肉红柱，撑着一股青气，我留个记在那里，你敢和我同去看么？”如来道：“不消去，你只自低头看看。”那大圣睁圆火眼金睛，低头看时，原来佛祖右手中指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臊气。大圣大吃了一惊道：“有这等事！有这等事！我将此字写在撑天柱子上，如何却在他手指上？莫非有个未卜先知的法术？我决不信！不信！等我再去来！”

　　好大圣，急纵身又要跳出，被佛祖翻掌一扑，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行山”，轻轻的把他压住。众雷神与阿傩、迦叶，一个个合掌称扬道：“善哉！善哉！

　　当年卵化学为人，

　　立志修行果道真。

　　万劫无移居胜境，

　　一朝有变散精神。

　　欺天罔上思高位，

　　凌圣偷丹乱大伦。

　　恶贯满盈今有报，

　　不知何日得翻身。”

　　事到如今，新时代的孙悟空也许算是“恶贯满盈终有报”罢！“五行山下定心猿”的日子终于到来。我的仇人当然人人称快，大呼“善哉！善哉！”同时学《西游记》中的各路庸神，大开其“安天大会”。在某种悲悯的意味内，我当然也未尝不盼望他们稍得喘息一阵子，因为这五年来，他们也的确太苦了!也的确太难为他们了！

　　当然啦，从另一个冷眼的角度看，傻子才会相信李敖的所谓“告别文坛”，就是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大脑中，如果有十万八千分之一的聪明，那点聪明也会显示给他们：“李敖的摇身一变为牛肉面老板，实在是一个绝妙的大讽刺！那小子的诡计多端，实际上把我们全戏弄了！我们跟他苦斗了五年，临到最后，他小子的轻使花招，竟把我们都涂成了迫害青年迫害文人的恶人！我们真不划算！”

　　在整个的自由中国中，大概没有人有智慧能猜到李敖小子竟如此“婉而谑兮”地施展了这么一个绝招！这个绝招的可怕，乃是它给死爱面子的中国人，反击一个“变得低贱”的缺德方法。想当年孙悟空跟二郞神斗法，孙悟空变成麻雀儿，二郞神变做雀鹰儿；孙悟空变成大鹚老，二郞神变做大海鹤；孙悟空变成鱼儿，二郞神变做鱼雀儿；孙悟空变成水蛇，二郞神变做灰鹤。最后孙悟空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花鸨”，“木木樗樗的，立在蓼汀之上”。这时候，死爱面子的二郞神就愣住了，因为他嫌这猴子实在“变得低贱”、他实在头疼！

　　看罢！李敖小子下海卖面之日，就是他们诸公上床头疼之时！古代的中国哲人说得好：“富不如贫，贫不如贱”。到底谁不如谁，大家都哑巴吃元宵，心里有数。反正好戏还在后头，叫一声亲爱的仇人呀！大家走着瞧！

　　1966年9月24日

　　[附录]

　　“齐天大圣”——李敖

　　青年史学家李敖，最近为他自己的新书《文化论战丹火录》写了一篇开场白，文中把他自己比作《西游记》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李先生在文中自夸的说：“在这次论战中，我的遭遇很像《西游记》里的‘妖猴’，我也来自‘傲来国’，我也有‘始不介意，继而成精’的运气，并且直到现在，还能‘降龙伏虎，自削死籍，整天东游西荡’。”

　　据李先生自己说，他这本《文化论战丹火录》，是一本“奇书”。“是记录别人如何对我‘刀砍斧剁，枪刺剑刳，雷打火烧’，如何把我放在‘八卦炉’中一煆再炼，如何把我熏成‘火眼’与‘金睛’。……”

　　记得五十一年的中西文化论战，李先生也确像“孙大圣”，一场混战，使若干文坛老将，一个个败下阵来。以李先生的年龄而论，能有如此的“成就”，实在也难怪他如此的得意，并且得意的有些忘形。

　　李先生当然知道，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是应该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的。前期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后期是“皈依佛法，一心取经”的孙悟空。而后期是有目的，有理想的。前期的不过纯然是混混沌沌任性胡闹而已。请勿误会，笔者无意请李先生“敬陪老王八唐三藏西天取经去也。”（李先生文中语）而是说以李先生的聪明和得天独厚的运气，何难像孙悟空一样取回经来，在学术上有一番贡献。

　　可是李先生似还无意于此，试看他的大作《胡适评传》下笔是如何轻狂，在另一篇《于梨华和他的小说》一文中名为介绍于女士的小说《也是秋天》。实际对于女士冷嘲热讽大肆挖苦了一顿以后，流弹所及又连打了梅贻琦、黄季陆、蒋廷黻、于右任、沈刚伯五员老将。同时他还创造了一句他以为“人见人怕”的口号“送他上《文星》！”

　　看来李先生仍然停留在“东游西荡”阶段，既然他认为他这种态度是在向旧的挑战，那么于右任多当了几年院长，梅贻琦、黄季陆看过脱衣舞，蒋廷黻再婚，沈刚伯喜欢看武侠小说究竟算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值得李先生大张挞伐！

　　俗话说：“上得山多，终遇虎”，寄语我们的“现代齐天大圣”李敖先生，长此“东游西荡”早晚也会被如来佛“翻掌一扑，压在五行山下”的。

　　（《生活与市场》第十二期，1964年7月26日台北出版）

天花乱坠与Jeff Ao联合制作！

长城还在动呵！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一日，美联社从中国大陆发出一条消息说：“中共‘新华社’今天报导，中国大陆的科学家正在注意长城位置移动的两个地方，造成位移的原因可能是地质断层带或很久以前的一场大地震所造成的长期缓慢的移动。”

看了这个消息，引起我很大的感触，感触是：“长城位置移动”，难道只是地质学上的动么？在地质学以外，长城有没有其他的动呢？

答案是：有。长城不但在实体上动，在抽象上，它也在动，并且大动特动。为了说明它，我从远处开始——

引论——都是中国人

中国的民族是一个大大大大的民族，我说它大大大大，显然的，是针对一些不明历史的人跟曲解民族主义的人说的。这种人，他们满口中国民族如何如何，中国民族的历史如何如何，其事实事实，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是什么，他们井中癞虾蟆的眼界，也完全不能统观中国民族的庞大性质，他们只是运用他们的无知、狭窄和小气派，把中国民族和它的历史局限在“黄帝子孙”的一脉早已混同的香火上，或是“长城以内”的几条江河日下的流域里。这是非常可怜的自我陶醉！这就好比一个继承祖先遗产的人，完全不知道遗产的真价，把大好的土地往外推，却只抱住几块“北京人”的模型骨头来怪叫。这种傻子呆汉，才真正是中国民族的罪人！——他们只是一些小守财虏、小看家婆，而绝不是气派博大光被四表的人物。

以“北京人”做中心点来看小中国民族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种中国猿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并不足以构成中国民族土著说的绝对证据。从人类学上，我们还看不出“北京人”与“蒙古利亚种”“华夏系”的明显连锁；相反的，“北京人”同样可被援引做为“西源”（Western Origin）的证据，而引伸为中国民族本是来自西方。

　　主张中国民族本是来自西方的人，从19世纪的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到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以至到中国的蒋智由、丁谦、刘师培、章太炎、黄节。他们的观点，已在安德生（J. G. Andersson）等人发现的新证据之下，获得了进一步的修正或支持，至少中国远古文化（如“仰韶文化”等）之早为西方所冲击（impact），已成为最近的结论。

　　在民族观点上短视的人们，他们不了解中国民族的多源性，他们只是从一部分老祖宗的狭窄眼睛里去“化外”其他中国民族，然后加以排斥或奚落。例如中国古书上说：“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又说：“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异种也！”这种举不胜举的短视言论，追究他们的原始，都是由于从狭小的地域观念所促成的。因为短视，所以一部分的“中国人”根本不晓得“中国之大”，他们只是从他们的小圈圈里、小地盘上，去向外敌视其他“中国人”，然后扣上“敌人”的帽子，加以打击。例如黄帝，这据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伟人，但是他讨伐蚩尤，在我这新派历史家的眼里，简直无异于一场军阀战争！黄帝与蚩尤本属于同一个族，黄帝在东边，蚩尤在西边，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会比今天的河南、山西两省来得大，蚩尤的文化水准甚至比黄帝还来得高，至少他们比黄帝先学会用铜器！结果双方乒乒乓乓，打起来了，打了七十一仗，主要的战场是在山西省的一个小县（解县，关公的老家）。这个小县就是古史上所说阪泉、涿鹿两个古战场的所在。后来的混账历史家把这两个小地方解释作在察哈尔省的涿鹿县西北，并且把这种解释放到中学教科书里，全是胡闹——黄帝和蚩尤，绝不会远跑到察哈尔省去打仗，他们才没那种本领，也没那种闲工夫，他们只是局限在山西的这个小县打来打去，并且目的也很单纯——没有“救国救民”、没有“吊民伐罪”。目的只不过在抢女人太太们开门的第四件事——盐。只为了山西解县附近，有一个“盐池”！

　　如果我们今天，把黄帝解释作当时中国民族的“共主”，解释作“平外患”“统一中国”的神明人物，想想看，这不是大笑话吗？这岂不是小看了中国的领土了吗？这岂不是错把河南省的一个小军阀，当成一统天下的大总统了吗？

　　就刘恕《通鉴外纪》根据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我们推算出来的黄帝时代是公元前2694年，也就是距离今天四千六百七十五年，也就是号称的中华五千年。我们回溯这五千年的历史，回溯到五千年前，回溯来回溯去，若是回溯的范围只限于河南、山西等地方，而置其他“中原以外”的地方于不问，或一律以蛮夷羌貉视之，这种做法，不是看小中国和中国民族，又是什么呢？当时住在河南、山西等地的，固然是中国民族，但是在这些“中原地区”以外的，又何尝不是中国民族呢？这些在中原人士眼中是东夷的、是荆吴的、是百越的、是东胡的、是肃慎的、是匈奴的、是突厥的、是蒙古的、是氐羌的、是吐蕃的、是苗傜的、是罗罗缅甸的、是僰掸的，乃至西域系统的白种中国人、三国的黝歙短人、唐朝的昆仑奴等黑种中国人，又何尝不统统是中国民族呢？从这种角度来看——从这种科学的、博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中国民族的历史，打来打去，还不脱是同族相残的历史，这种历史中所谓的“东逐东夷”也好、“西伐匈奴”也罢，乃至南征北讨，“多事四夷”，赶来杀去，所赶杀的对象，竟不是真的什么“洋鬼子”，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

　　中国人打中国人

　　奇怪的是，许多因赶杀自己民族的人，他们居然在历史上和社会上被称为“民族英雄”，这真是笑话笑说。在毛泽东之流眼中的“民族英雄”，所谓“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等等，就我李敖等新派史学家看来，完全是残杀同族的流氓，根本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读过我们本家李华《吊古战场文》的，必然会记得那描写所谓“秦汉武功”的句子，那些“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灵，万里朱殷”的悲惨，和“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的结算，如今我们思念起来，感想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得不认定，从“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以下，所谓“秦皇汉武”也好、“唐宗宋祖”也罢，他们的许许多多“丰功伟业”——尤其是号称打击“异族”统一中夏的“丰功伟业”，统统值得我们怀疑！五千年的中华史上，除了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鬼子首先打进我们的家门来以外，1840年以前，黄帝纪元公元前2694年以后，漫长的四千五百三十四年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所谓“异族”！更没有什么真正的夷狄蛮貊！——他们都是中国人！

　　真的，他们都是中国人！小心眼老祖宗们所谓的“异族”，都是瞎扯淡！并且“异族”的范畴和定义，也因扯淡的扯法不同而一改再改。在当年陕西周朝的眼光中，山东殷朝之后的孔夫子，就是道道地地的“异族”；可是曾几何时，“殷周”不分了，变成一家子人了，而周朝的晚期，山东帮和陕西帮，又把湖北帮看成“异族”，所谓荆楚之地，乃蛮貉之区，于是屈原又变成了“异族”；可是又曾几何时，湖北人也挤到山东、陕西人的屁股底下，也不是“异族”了；于是又手拉手起来，向南发展，把四川、贵州人看成“异族”，所谓“夜郎自大”等挖苦话，就是骂西南人的。但是在又一阵子的物换星移以后，西南人也同样甩下了夷狄的帽子，以过来人的姿态，把这顶帽子，反身一长“绣”，落在尼泊尔人的头顶上。

　　这些说不尽的有趣的“夷狄标准”的变化，使我们可用它的观点来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历史。中国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处处显示出“夷夏不能防”的混同痕迹。第一次混同的终点是秦朝，秦朝时候已完全同化了东夷和南蛮中的荆吴，以及百越、西戎、北狄的一部分；第二次混同是汉至两晋南北朝，这是一次更大的混同，匈奴、氐、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等，纷纷大量跟中土人士交配而生下大量大量的杂种；第三次混同是隋唐到元朝，从突厥、契丹、女真，直到蒙古，中国又增加了一次新的民族混同的记录；第四次是明朝以后，直到今天孔夫子的重重重重重孙女嫁给洋鬼子，完成了中国“和番”史的最精彩的一幕。

　　上面这四次大混同，除了晚期孔夫子重重重重重孙女嫁外国人那一类外，中国民族史上并没有洋鬼子来做姑爷或做少奶奶的现象，唐太宗的妈妈或明成祖的妈妈，虽然在当时人眼中都是外国人，但是从民族学人种志的条件来看，她们还都不够格。

　　但是，这种不够格，我们的古人并不明白，他们仍旧以夷狄视之（虽然在表面上不敢说）。于是，一个很可笑的矛盾便发生了。这个矛盾是：明成祖的后人，明朝成祖以后的皇帝们，他们的血缘里，岂不明显的有最新的“夷狄”因子吗？有了这种因子，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张煌言也罢，乃至顾炎武的妈妈也行，他们的挺身殉节，所标榜的理由，就未免有点遗憾。明末殉节诸烈士，他们殉节的理由不外是“不事胡人”，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忠心耿耿所侍奉的“当今圣上”，就是一个广义定义下的“胡人”！

　　岂止是“当今圣上”，就便是殉节诸烈士自己，他们也无人敢保证他们是“万世一系”的“黄帝子孙”，也无人敢保证他们的祖先在多次混同时候未被“骚扰”，而在他们的血管里面，绝对“清洁”——没有洋臊味！

　　外国人的爸爸

　　就便是殉节诸烈士的祖先们，有世外桃源，逃掉了中国民族多次的混同，但是按之以拉克伯里等的中国民族西来说，他们还是“外国人”，并且他们最早的祖先，可能还是“外国人的爸爸”呢！

　　堂堂中国人，最后推来算去，可能反倒做了“外国人的爸爸”，这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我的一位外国朋友，讨了中国人蓝明做太太的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他告诉我，他所以中文名字叫“司马笑”，就因为他的远祖是中国司马氏欧游的一支——当然是司马光的一支，而不是司马懿的一支！这个佳话，也许会给“种族沙文主义者”多做一项证据吧？

　　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他们的最大悲剧，也许是不该提倡“文化沙文主义”却拼命提倡；该提倡“民族沙文主义”却又拼命不提倡，结果呢？他们吃力的用不能征服别人的“文化”来征服别人；却不肯轻快的用可以攀亲的“民族”来行认亲计，以达到“我本是你老子”的最佳效果，你说悲哀不悲哀？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汉朝的娄敬（刘敬）以外，大都对所谓“夷狄”，都误用了“民族”方面驱逐、“文化”方面招降的方法，结果总是没有起色。但是不管有没有起色，中国人反正人人都会说“严夷夏之防”。“防”的结果，甚至清朝晚期派出去的留学生，都明令不准与“洋婆子”通婚——这就是我所说的“种族”驱逐、“文化”招降主义！

　　以这样伟大的中国民族，在“民族”方面的观念与表现，竟是如此褊狭、如此小气派，这实在是很可惊异的事，是很跟那“文化”方面的混沌敦厚不相称的事。我们不得不表示遗憾。并且对那些被“遣送”回去的“洋婆子”——从薛平贵的“代战公主”到施显谋的“丹妮尔”，都该表示最大的歉意。

　　中国没有“民族主义”

　　由于伟大中国民族在“民族”观念表现得渺小，所以真正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第一讲第二段，就指出这种现象了：

　　“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像广东两姓械斗，两族的人，无论牺牲多少性命财产，总是不肯罢休。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它牺牲。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在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以外，另有一种在型模上和性质上颇为相类似的主义，我们可叫它做“帮会主义”。帮会主义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曾有一种“准民族主义”的因子，这是事实。不过它的来源还是偶发的，并不是一下子就“反清”起来。即以帮会主义中的“三合会”为例，三合会的起源，是始于康熙时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杀，当时是反抗官吏，而不是反抗满族；又如“哥老会”，哥老会“反清”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当政的时代了，并且它的扩张，还在同治以后，主要的扩张原因还是一部分湘军被遣失业，觉得替“满族”效忠效得寒心，才愤而“反清”的。所以帮会主义的“民族”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凝固、那么有历史渊源。后来帮会的势力跟革命党合流，这是事实，但是帮会势力，另一方面跟保皇派合流，也是事实。民国前八年（1904），孙中山写《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就指出梁启超“身入洪门，而为保皇之中坚，汉族之奸细”。这种感慨，在“民族主义”第三讲中，也一再表示过：

　　“华侨在海外会党极多，有洪门三合会，即致公党，他们原来的宗旨，本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主义流行到海外以后，他们就归化保皇党，专想保护大清皇室的安全。故由有种族主义的会党，反变成了去保护满洲皇帝，把这一件事看来，便可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完全亡了。”

　　这段话，十足指出帮会主义中“准民族主义”的限度。这种限度，在民国八年（1919）孙中山《复蔡元培张相文论编纂民国史书》里，说得更具体：

　　“……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

　　正因为孙中山最为了解帮会主义的限度，所以他在1915年（民国四年）的《通告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函》里，以“文忝属洪门一分子”的资格，明白的宣布：“辛亥一役，满虏政权遂覆。种族目的，完全已达！”这话无异是说，十年前《中国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中所谓的“驱逐鞑虏”的使命，如今我们“完全已达”了，我们不该再强调“种族”这一点了。

　　这种了解和胸襟，在1912年（民国元年）2月28号的《临时大总统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文》里，本已提出。这篇文献里本已提到“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同时要求全国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这种见地，都说明了革命中“种族目的，完全已达”到底指的是什么。

　　真的“民族主义”是什么？

　　但是，所谓“种族目的，完全已达”，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完全已达”。可惜这一点重要的分际，当时（包括今天）的极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孙中山在民国八年（1919）手写本《三民主义》中，曾对这一现象深为叹气，他说：

　　“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

　　于是孙中山大声疾呼：

　　“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五族云乎哉？夫以世界最古最大最富于同化之民族，加以世界之新主义，而为积极之行动，以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吾决不久必能驾美轶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有当然，势所必至也。国人其无馁！”

　　这才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精神！这种真精神，告诉了我们：真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民族”中的小歧异如汉满的互相排斥，也不是满御汉或汉御满，或是谁当家谁反抗谁，或是一个“民族”的“自尊自大”，乱说别人是“异族”“夷狄”之类。真正的“民族主义”和它的“积极目的”，乃是“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

　　看呀！朋友们！皮肤颜色有严重黑白之分的，在孙中山的开阔胸襟里，都不当是一回事！何况是同一黄色皮肤下的汉满蒙回藏呢？孙中山这种胸襟，已不是狭隘的帮会主义者所能了解，也不是一般“文化沙文主义”的中国人所能了解，他们只会闭着眼睛瞎猜，乱说“民族主义”是这样是那样，结果呢？他们口中笔下的“民族主义”，不但不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不是任何学理上的“民族主义”，而是道道地地的希特勒式的“民族优越”“排‘犹’（此字可代换）主义”，或是中国老夫子们的“狭隘民族观”“左衽恐惧症”！

　　真正的“民族主义”，它的积极而终极的目标，依照手写本《三民主义》所说，乃是“以意志为归”的。孙中山说：

　　“民族主义之范围：有以血统、宗教为归者，有以历史、习尚为归者，语言、文字为归者，夐乎远矣！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范围，则以意志为归者也。如瑞士之民族，则合日耳曼、意大利、法兰西三国之人民而成者也。此三者各有血统、历史、语言也，而以互相接壤于亚刺山麓，同习于凌山越谷，履险如夷，爱自由，尚自治，各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组合而建立瑞士之山国，由是而成为一瑞士之民族。此民族之意志，为共图直接民权之发达。是以有异乎其本来之日、意、法三民族也。又美利坚之民族，乃合欧洲之各种族而熔冶为一炉者也。自放黑奴之后，则吸收数百万非洲之黑种，而同化之，成为世界一最进步、最伟大、最富强之民族，为今世民权共和之元祖。今出而维持世界之和平，主张人道之正谊，不惜牺牲无数之性命金钱，务期其目的之达者，此美利坚民族之发扬光大，亦民族主义之发扬光大也。”

　　这种真正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完完全全是西方的观念，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根本是西化的产品，与中国传统观念完全是两码事。关于这方面的解释，居浩然说得最明白。

　　“民族主义”是西化的产品

　　居浩然在《十论》中说：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后，始终没有相当于西洋近代国家的‘邦国’，在这片面自称为‘中国’或‘华夏’的土地上，只有一个‘天下’。其次，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也是‘文化’重于‘种族’，所以像西洋近代的民族主义我们也没有。清末民初的国家（邦国）观念和民族意识都是西洋传来的，读古文只能发思古之幽情，读西洋近代语文反而能培养国家（邦国）观念或民族意识。”

　　“比基督教稍后的西化运动内容，乃是民族主义。我说稍后，因为怎样才能守民族的大节，到满清人入关以后，才成为始终奉明朝正朔底遗老们的中心问题，而他们所讲的民族思想仍然是文化重于种族。哪怕是蛮夷入主中国，若接受了中国文化，也就视同汉族。因此到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不知道究竟应该帮哪一边。……至于后来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族主义乃是西化的民族主义，与曾左胡李大不相同。照孙中山先生的讲法，太平天国起义是民族革命，曾左胡李替清政府平乱，乃是汉奸帮凶的行为。现在我们若是提倡读曾文正公家书，视洪秀全为发匪，乃是复古，既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更不是西化的民族主义。”

　　非常明显的，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是西化的，是中国历来所没有而该努力追求的。孙中山以他的敏锐与睿智，早就看出中国传统中没有真正“民族主义”的缺陷，和有太多的狭隘种族观念——冒牌的民族主义——的流弊。他深切的感到这种缺陷和流弊，因此他沉痛的指摘说：

　　“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然此庞然一大民族则有之，而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也！”

　　“民族主义则向所未有”，这是何等明确的、一针见血的论断！在这种论断底下，欲求“民族主义”，除了假手于洋鬼子新思潮，我们还有什么别的路吗？

在新的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光照之下，我们检讨中国的历史，可以得到十项结论：

　　一、中国传统上根本没有“民族主义"，也没留下有关“民族主义”的理论。

　　二、中国有的只是狭隘的种族观，这种种族观，只能叫做冒牌的民族主义。

　　三、冒牌的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乱排斥别人，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异族”、是“夷狄”。

　　四、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本土上并没打进来的真正“异族”或“夷狄”。

　　五、但是自命为“中土之产”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老是“化外”别的中国人，且以“异族”“夷狄”论。

　　六、于是，褊狭的民族色彩逐渐蔓延，中国人逐渐都得了“夷狄过敏症”和“排斥夷狄狂”。

　　七、于是，当近代真的“夷狄”到我们家门来，要求以平等相待的时候，我们的乖谬反应，带给我们无比的困扰，使我们吃了数不尽的亏。

　　八、有许多中国人，在困扰和吃亏以后，转而对“夷狄”投射更乖谬的反应。这种反应，我们可叫它做义和团式的伪民族主义。

　　九、这种义和团式的伪民族主义，表面上是忠心耿耿，叫得比谁都爱国，自命为比谁都爱国，但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就是他们。《辛丑和约》使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都赔了银子，这种“杰作”，任何被他们骂为“汉奸”“卖国”的人，都干不出来。

　　十、真正使中国民族生存于近代世界的法宝，是从西方输进的民族主义以外的一切观念、知识、学术、制度、法理与技艺。只有在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接受这些、发扬这些，中国在近代世界才配有生存的条件。

长城还在动呵！

上面的文字和结论，使我们必须觉醒，觉醒到中国人的“长城观念”必须改变。长城的形象是雄伟的、壮阔的，但它的心态却是狭小的、错误的，长城观念坐落在那儿，就表示中国人的错误民族观念坐落在那儿。因此，中国人应该觉醒——长城还在动呵！只有长城在动，才能在变动的世界里，维护我们真的“长城”。

1965年原作，1981年订正。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新物与旧物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中最能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的，是林则徐。林则徐深刻的知道，中国民族的虚骄自大是不行的，一笔抹杀“夷狄”的长处也是不行的，传统中的藐视“夷狄”的态度绝对要不得。基于这种认识，林则徐使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一反过去中国人《山海经》式的谈论“夷狄”的方法，而从“夷狄”的著作中直接取材。在这部书的序里，有一段最有名的话是：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以攻夷而作；为以夷以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这三条重要的立论，它的基点都是坦白说明中国的原来本钱实在已经应付不了洋鬼子，也应付不了变迁中的世界，我们必须放弃唯我独尊的态度，改行“以夷”“师夷”等路数不可。林则徐、魏源这些西化观点，在二十年后，构成了同治新政的张本，那就是奕訢、文祥、曾、左、胡、李等人所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开始了

　　“洋务运动”，用我们的眼光看来，它的基本毛病在只求西方的皮毛，而不探讨西方的精髓；在只求“船坚炮利”，而不探求所以“国富民强”之道。但是我们若从时代的背景来看，这些从事于“洋务运动”的“土包子”，并没有使我们多所苛求的理由。他们以他们的见识和能力，在当时反动的环境底下，已经做了很多，并且也饱受诋毁。当时反动势力的庞大和迂腐，实在很是惊人。大学士倭仁就曾公然宣布：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在这类反动言论的阻碍之下，在数不清的老顽固们的压力之下，试想“洋务运动”居然还向前推进了三十多年，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很够劲，他们真够得上“坚苦卓绝”这块招牌！

　　在这些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士里，最突出的一个当然是李鸿章。李鸿章在当时老顽固的眼中，是一个“深信夷人，动效夷法”的大罪犯。他跟老顽固们一样，本出身于旧社会中的旧教育，看不懂任何一行蟹行文。但是他对西方的认识，对中国应该西化的必要，却有奇迹一般的颖悟。在一百零一年前，他写信给奕訢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筹办夷务始末》卷二）

　　李鸿章这些先知般的远见，在当时政界并不是唯一的，从冯桂芬到郭嵩焘，从郭嵩焘到容闳、张荫桓、曾纪泽、薛福成、马建忠，他们在中国西化的过程中，都有过重大的影响。但是因为李鸿章的地位比较重要，所以他的影响更有决定性。

　　关于《上李傅相书》

　　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曾有在天津设立医学堂的项目，可见除了“船坚炮利”等项目，李鸿章所注重的西方技艺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李鸿章不但在国内注重西方技艺的广泛发展，对中国本土以外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例如，当香港的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现在香港大学的前身），正式要求李鸿章做“名誉赞助人”的时候，李鸿章就回信表示同意。在1889年（光绪十五年）的香港《德臣西报》（China Mail）上，曾登出李鸿章这封回信（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信中说：

　　致香港西医书院掌院书

“执事先生台鉴：奉读来书，敬悉被推为贵书院赞助人，此举能将愚个人名字，永悬贵书院内，衷心至为铭感。敬祝贵书院此种善举，得获成功。以愚所知，现习医学于贵书院者，约二十至三十人度，愚意，此医学当与其姐妹科学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须明了其如何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也。

　　至贵国人民悉意从事实际之研究工作，所以科学原理为基础，贯注于发明所得，使与其他仅纯满足于理论上者，大相径庭，使愚弥为珍视。

　　盖此种由于永注于科学原理以行诊断之美满收获，即足以保证其补救在解剖学及化学纯理研究之不足，而其结果，将使智识由黑暗为炳耀，天津医学馆即一光辉之例，因其能使西方科学之利益，沾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也。

　　当贵书院之福利计划得完成时，必能获致崇高评价，盖无可疑者；且由贵书院学子之所作为，中国必将受惠无穷。愚衷心祝祷贵书院能以坚毅不挠之精神，使预定计划进行无阻，其将获致无上颂誉，可预言也。谨以至诚，签署愚名于附片之上。诸希鉴察。专此并候

　　学褀

　　李鸿章 敬启”

　　李鸿章这封信，内容一反中国士大夫写信的故态，不但不空洞、不说浮面话，而且相当具体。这种具体，曾被当时“西医书院”的教务长康德黎（James Cantlie）所热烈称赞。康德黎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曾有一段演说，也登在《德臣西报》：

　　“本书院与中国的关系如何？仅为技术上的雇佣吗？不是的，中国将接受它的感动，而中心悦乐的。诸位知道，李鸿章是中国的俾斯麦吧，他对本书院就极其爱护……

　　各位青年，勿谓贵国的当局不相信科学，那极有权威的李鸿章，关于本院的职务曾复信述及，他希望化学与解剖学成为吾人讲授和训练的重要部门。他不似流俗的只说“惠我奇方”，而能为成功为赫胥黎（Huxley）或邓德尔（Tyndall）的启迪。他要求先给我们以科学，有了科学，则其一切，都会跟着来了。……”（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

　　做这个演说的康德黎，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伦敦蒙难时大力救他的老师。在他做这次演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听众——“西医书院”的第一届第一名毕业生，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毕业后第二十三个月，曾写了一封长信给当时“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这就是最有名的《上李鸿章书》。这封信最初发表在1894年（光绪二十年）9月份和10月份（六十九、七十号）的《万国公报》，原名《上李傅相书》，下署“广东香山来稿”。《万国公报》是上海基督教广学会办的刊物。从这封信发表后，直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三十一年间，孙中山并没在文献上再提到这件事。这封信的重现，是由于陈垣的追记，告诉了顾颉刚，再在《万国公报》中查出来的。顾颉刚把这封信重印在《语丝》杂志第十九期里，于是这封信才得到国人的注意。

　　《上李傅相书》的历史价值，是它是孙中山最早的西化救国文献。孙中山写这封信的时候，实际年龄还不到二十八岁，但是已经念过六个英美的学校，这些背景，使他对西方的认识，早已超出一般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之上。正如他在信中所说的：

　　“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舆地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窍奥。”

　　以这样细心观察西方、研究西方的人，由他发言讨论中国的西化运动，自然是别具只眼独有性灵的。

　　孙中山眼中的西方

　　孙中山在这封信的第二段中，一语就道破了西方近代“富强之本”，当然也就反证和明白指出：李鸿章们所大力推行的“洋务运动”，未免有“舍本而图末”的味道。他说：

　　“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又有轺车四出，则外国之一举一动，亦无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廓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这种“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的话，是对当时“洋务运动”一针见血的评语。这种评语，出自一个不到二十八岁的青年人之口，最足以看出孙中山的远见和敏锐；也是一个世纪来，对一切皮毛西化论者最适合的一句针砭。

　　七年以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死了，梁启超写《论李鸿章》，其中有一段话可跟孙中山这些评语接近，但是已经经过“七年之痒”了。梁启超说李鸿章：

　　“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孙中山深切知道：欲救中国，必须实行西化——实行彻底的西化，“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西化，而不是皮毛的西化。他这种了解在当时中国人里，是先觉；而他又大声疾呼，直把这种呼声，送达到西化头子李鸿章的耳鼓，所以在这一方面，他又是先知。

　　这个先知先觉者在《上李傅相书》中，曾一再提出进一步西化、务本的西化的重要，在这封六千七百八十个字的信里，孙中山提到：

　　“泰西”：十五次；“西人”：六次；“西法”：五次；“仿行西法”：一次；“仿效西法”：二次；“尽仿西法”：一次；“仿制”：一次；“仿效”：一次；“仿之”：一次；“参行新法”：二次；“新法”：三次；“西学”一次；“外洋”：一次

　　像这类念念不忘的重视西方的语汇，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写《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里，也有不少。如写：

　　“泰西”：四次；“其国”：二次；“西欧”：二次；“新学”：一次；“新法”：二次

　　而在这些文献里，孙中山每提到西方，用的都是肯定与赞美的语气。试以“泰西”为例。如：

　　“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

　　“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

　　“泰西”之士，虽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奋，士不虚生。

　　此“泰西”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励之方也！

　　“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

　　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

　　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

　　“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

　　故“泰西”之民，鲜作无益。

　　故“泰西”各国，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

　　步武“泰西”，参行新法。

　　“泰西”士庶，忠君爱国，好义急公，无论一技之能，皆献于朝，而公于众，以立民生富强之基。

　　“真义和团之思想耳！”

　　像这些举不胜举的肯定西方、赞美西方的文字，对孙中山本人来说，都只不过是他这个路向的起点。这类的言论，在这个革命家一生中，也不知反复说了多少。我试随手举一个例子：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他在日本东京演说《中国应建设共和国》，很公开的指出“事事取法于人（外国）”并没有什么不妥。他说：

　　“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先前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独立的性根？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由中国来取法的。”

　　这种对外国的“事事取法”，在孙中山的眼里，已是全国明智之士集体的看法了，他说：

　　“我们中国先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

　　这种认定，不是很准确的描写公意吗？不是很明白的指出“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不行、“不能用”吗？

　　“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盖兄弟自至西方则见新物，至东方则见旧物。……”

　　正因为西方有的是“新物”，东方有的只是“旧物”，所以这种分野，不外是“新”与“旧”的根本不同。这种不同，尖锐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好的例子就是义和团。孙中山在这次演说后十九年（民国十三年），在《民权主义》第五讲中，曾有两段论义和团的话：

　　“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拿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用外国的新东西和中国的旧东西比较，就武器一项的效力，自然是很明显的。至于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铁路电报也要比中国的挑夫驿站好得多。我们要转运东西，火车当然是快过挑夫、便利过挑夫。要通消息，电报当然是迅速过驿站、灵通过驿站。再推到其余种种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机器，和农工商业所用种种方法，也没有不是比中国进步得多的。

　　所以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

　　现在在我们的思想界中，扫荡的一个主要对象，是“中国的旧文明”中的“义和团思想”。提到“义和团思想”这个词汇，追溯起来，最早点破并加以谴责的，不是别人，就是西化论者孙中山。孙中山在民国六年，在《再复李村农论借外资书》里，首先发出“真义和团之思想耳！”的感叹，他一生中对愚民式的“排外主义”，一贯的表示是深恶痛绝，这在民国元年的《凡事须论公理不必畏惧》的演说中，可得明证。

　　“义和团思想”本是一种“仇外症”（Xenophobia）的产物，它的行动表现是彻底的“排外”。孙中山反对这种“排外”的思想，已经说过很多。远在民国元年元旦，他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就要求“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同年9月，他写《告美国人民书》，发表在纽约的《太阳报》（New York Sun, Sept. 24 1912），也宣布保证新中国不排外；不但不排外，甚至还欢迎外国的传教士、商人、资本家和科学家。同在这一年，国民党政纲第三项里，也提出“毋使有排外暴动发生”的要求，这些都是明显的反对“义和团思想”的宣示。上面这些证据，都说明了孙中山和当时在孙中山领导之下的国民党，不但公开反对“义和团思想”，并且还公开表示“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是“不能用”的，“定要取法于人”！

　　游学自西方

　　追溯孙中山这些反对“义和团思想”、肯定西方、赞美西方、效法西方的种种见地，我们不可忘记形成他这些见地的早年历史。远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曾应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家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之请，写过一篇简短的《自传》。自传说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跟妈妈去夏威夷，那时候离开了中土家乡，“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因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由此可见，孙中山“有慕西学之心”，老早从十三岁就开始了！十三岁以后，他历经夏威夷的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College）、阿湖书院（Oahu College）、香港的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广州的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香港的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等六个英美人办的学校，十三年间，饱受西方教育，尤其是后期的西方科学教育。这些身世，都使孙中山的身份，大大不同于中国其他的革新志士。因为那些革新志士（如章太炎、黄兴、宋教仁、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在这时候，还没有得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的机会，他们是道道地地的“土包子”，他们所有对西方的“了解”，全是间接的，又大都是传教士、“假洋鬼子”或“东洋人”传来的二手货，所以他们并不真的把“西方”了解了多少，因而即使生有慧根，肯“步武泰西”，步武的程度和进度也非常有限。

　　在这种截然不同的分野下，孙中山身份的独特，自然使他采用了知“沧海之阔”的救国方案，来开救国的丹方、来诊祖国的命脉。

　　这个丹方，就是“泰西之学”——撷取“泰西之学”，撷取其他革新之士所不能撷取到的大量的“泰西之学”。

　　孙中山六十年的生命中，他有足足三十年的生命，是在国外度过。在这三十年中，他多次环游世界各地，可说是既行了万里路，又读了万卷书。以这样的经历和时间，来亲身认识西方，与西方人士交游，看西方民情政风，所得到的最后果实的丰盛，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只要细看孙中山的全部著作，和探讨他的交游状况，我们便可发现：他的见地，得力于西方人士的启迪或借鉴，真是随处可见，举不胜举。为了证明我这种结论，我特地造了一个大表（见下），一一列举孙中山著作和交游方面所牵涉的西方人士。看了这个大表，我们再想想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所判定的“孙（中山）取泰西之学，康（有为）发汉土之微”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位孙中山东洋老朋友的话，真是再“知心”没有了！

　　孙中山所提到的西方人物/世纪/国籍/家别/列表根据

　　1轩特力·安得生（Hendrick Christian Anderson）/20/美/工程家/《实业计划》附录六

　　2倍根（Roger Bacon即培根）/13/英/科学家、哲学家/《民族主义》第四讲

　　3碧格（John Earl Baker）/19/美/工程家/《实业计划》附录五

　　4巴古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别作“巴枯宁”）/19/俄/政治家、政治学者、作家/《五权宪法》《民族主义》第四讲、《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

　　5裴在格（Pierre Eugene Marcelin Berthelot）/19-20/法/科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6俾士麦（Otto Von Bismarck ，别作“丕士麦”，即“俾斯麦”，“毕士麦”）/19/德/政治家、政治学者/《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派伍廷芳为法部总长之理由》《中国存亡问题》《孙文学说》第二章、《民权主义》第四、五讲

　　7卜力（Henry Arthurs Black，即“卜力总督”）/19-20/英/政治家、政治学者/《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

　　8卜南克（Jean Joseph Charles Louis Blanc）/19/法/历史学家、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9鲍尔登（Michael Borodin, 即“鲍罗廷”）/19-20/犹太/政治家、政治学者/《截留粤省关税之决心》《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此篇只见于胡汉民编《总理全集》）《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

　　10巴直（John William Burges）/19-20/美/政治家、政治学者、法学家、教育者/《五权宪法》

　　11凯约（Joseph Caillaux）/19-20/法/政治家、政治学者/《中国存亡问题》

　　12康德黎（James Cantlie，别作“简地利”、“简棣丽”）/19-20/英/医学家/《伦敦被难时之书简》《伦敦被难记》《孙文学说》第八章、《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后致康德黎函》《辞临时大总统后复康德黎函》《答谢康德黎夫人函》

　　13圭畦里（Alexis Carrel）/19-20/法/医学家、生物学家/《孙文学说》第一章

　　14楷文狄希（George Cavendish）/16/英/作家、法学家/《伦敦被难记》附录

　　15嘉域利亚（Enrico Caviglia）/19-20/意/军事家/《实业计划》附录四

　　16喜斯罗（Lord Hugh Richard Heathcote Cecil，别作“希斯洛”）/19-20/英/政治家、政治学者/《采用五权宪法之必要》《修改章程之说明》《五权宪法》

　　17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9-20/英/政治家、政治学者/《中国存亡问题》

　　18查理士第一（Charles Ⅰ）/17/英/国家元首/《民权主义》第一讲

　　19查理士第二（Charles Ⅱ）/17/英/国家元首/《民权主义》第一讲

　　20耶稣（Jesus Christ）/前111/犹太/宗教家/《知难行易》《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民族主义》第三讲

　　21格利门梳（Georges Eugene Benjamin Clemenceau，即“克里蒙梭”）/19-20/法/政治家、政治学者/《孙文学说》第八章

　　22卡来呼（Robert Clive）/18/英/政治家、政治学者/《中国存亡问题》《民族主义》第三讲

　　23柯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19-20/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小说家/《对于劳资问题及社会主义之意见》

　　24加尔根（Archibald Ross Golquhoun）/19-20/英/作家、旅行家/《孙文学说》第六章

　　25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5-16/意/航海家/《中国存亡问题》《实业计划》结论

　　26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6-17/英/国家元首/《民权主义》第一讲

　　27克银汉（Alfred Cunningham）/19-20/英/记者/据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一章《革命党与欧美志士之关系》

　　28丹顿（Georges Jacques Danton）/18/法/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权主义》第四讲

　　29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9/英/博物学家/《驳保皇报》《学生应主张社会道德》《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孙文学说》第四章、《实业计划》结论、《民族主义》第二讲

　　30笛福（Daniel Defoe or Daniel De Foe）/17-18/英/小说家、政论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孙文学说》第二章

　　31笛卡西（Theophile Delcasse）/19-20/法/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32地摩忌里特（Democritus）/前5-前4/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33杜威（John Dewey）/19-20/美/哲学家、教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34地士厘刺（Benjamin Dismeli，即“狄士累利”）/19/英/政治家、政治学者、作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35韬美（Paul Doumer，即“杜美”）/19-20/法/政治家/《民国前三年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孙文学说》第八章

　　36义华第七（Edward VII，即“爱德华第七”）/19-20/英/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37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9-20/犹太/科学家/《民族主义》第一讲

　　38倭理思（William Ellis，即倭理斯）/18-19/英/宗教家/《孙文学说》第二章

　　39亿黎（Richard Theodore Ely）/19-20/美/经济学家/《修筑全国铁路乃中华民国存亡之大问题》

　　40奄比多加利（Empetocles）/前5/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41拉飞热德（Marie Madeleine Pioche de La Vergne La Fayette）/18-19/法/军事家/《支那问题之真解决》

　　42福煦（Ferdinand Foch）/19-20/法/军事家/《致段祺瑞力争善后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电》

　　43福特（Herny Ford）/19-20/美/企业家/《民生主义》第一讲

　　44佛利耳（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即“傅立叶”）/18-19/法/社会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45非烈特力大王（Friderich the Great，即“腓特烈大帝”）/18/普鲁士/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46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9-20/印度/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族主义》第五讲

　　47加利波利地（Giuseppe Garibaldi，即“加里波地”）/19/意/政治家、政治学者/《军人精神教育》

　　48高第业（Armand Gautier）/19-20/法/生物化学家、医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49雷佐治（David Lloyd George，即“路易乔治”）/19-20/英/政治家/手写本《三民主义》

　　50显理佐治（Henry George，别作“卓治基亨利”“佐治亨利”“轩利佐治”，即“亨利·乔治”）/19/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孙文学说》第二章、《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

　　51翟尔斯（Herbert Allen Giles，别作“翟理斯”）/19-20/英/汉学家/《自传》（民国前十六年）

　　52古德诺（Frank J. Goodnow）/19-20/美/法学家、政治学者/《地方自治为建国之础石》《孙文学说》第六章、《民权主义》第一讲、手订稿《民权主义》第一讲

　　53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9/英/军事家/《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民权主义》第一讲

　　54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7-18/俄/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55葛雷（Edward Grey）/19-20/英/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56喜嘉理（Charles Hager，即喜嘉理牧师）/19-20/瑞士/宗教家/据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二集《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

　　57海克（Douglas Haig）/19-20/英/军事家/《致段祺瑞力争善后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电》

　　58哈尔田（Richard Burdon Haldane）/19-20/英/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中国存亡问题》

　　59哈美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即“汉弥尔顿”“哈密尔登”“汉密尔登”）/18-19/美/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权主义》第四讲

　　60赫德（Sir Robert Hart）/19-20/英/外交家/《民族主义》第三讲

　　61约翰海（John Hay，即“海约翰”）/19-20/美/政治家、外交家/《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

　　62方希典斯担（Von Heidenstam）/19-20/瑞典/水利专家/《实业计划》第二计划

　　63荷兰（Tomas Erskine HoIland，即“荷兰教授”）/19-20/英/法学家/《伦敦被难记》附录

　　64赫氏（Evariste Regis Huc）/19/法/传教士、旅行家/《孙文学说》第一章

　　65詹美生（Jameson）/19-20/美/工程家/《实业计划》第二计划

　　66遮化臣（Thomas Jefferson，即“杰斐逊”“哲斐逊”）/18-19/美/政治家、国家元首/《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

　　67约翰斯顿（Harry Hamilton Johnston）/19-20/英/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68约西亚（Joshua）/前13/以色列/将军/《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书》

　　69加罗十二（Karl Ⅻ）/17-18/瑞典/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70柯伦斯基（Alexandorovitch Feodrovitch Kerenskii，即“克伦斯基”）/19-20/俄/政治家、政治学者/《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此篇只见于胡汉民编《总理全集》）

　　71戈尔（John L. Kerr，即“嘉约翰”）/19-20/美/医学家/《伦敦被难记》

　　72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9-20/俄/政治学家、地理专家、哲学家、革命家/《五权宪法》《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

　　73拉麦（Jean Baptisete Lamarck，即“拉马尔克”“拉马克”）/18-19/法/博物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74拉巴刺（Pierre Simon Marquis de Laplace，即“拉普拉斯”）/18-19/法/天文学家、数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75咸马里（Homer Lea，即“郝门李”“李咸马”）/19-20/美/军事家、文学家/《民国政府成立与商务关系及革命原定之起事计划》《孙文学说》第八章

　　76李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19-20/英/史学家/手订稿《民权主义》第一讲

　　77礼尼诗（Gottfried Wilhelm Baron Von Leibniz or Leibnitz，即“莱布尼兹”）/17-18/德/哲学家、数学家、政治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78列宁（Nikolai Lenin，即李宁）/19-20/俄/政治家、政治学者/《政党之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民族主义》第三讲、《祭列宁文》

　　79地拉涉（Ferdinand Marie Vicomte de Lesseps，即“勒赛普斯”）/19/法/工程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80林肯（Abraham Lincoln）/19/美/法学家、国家元首/《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努力为国》《采用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民权初步》自序、《中国存亡问题》手写本、《三民主义》《建设杂志发刊词》《八年十月十日》《训政之解释》《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三民主义为创造新世界之工具》《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军人精神教育》《国民要以人格救国》《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三讲

　　81林百克（Paul M. Linebarger）/19-20/美/法学家/林百克《孙逸仙与中国共和国》（Sun Yat Su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82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7-18/法/国家元首/《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讲

　　83路易十六（Louis ⅩⅥ）/18/法/国家元首/《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讲

　　84路易莎（Marie Louisa）/18-19/法/王后/《中国存亡问题》

　　85利里（Charles Lyell，即“来夷尔”“莱尔”）/18-19/英/地质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86马耳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别作“马尔赛斯”，即“马尔萨斯”）/18-19/英/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民族主义》第一讲

　　87孟生（Patrick Manson，即“曼逊”）/19/英/医学家、热带病学家/《伦敦被难记》

　　88马科里（Guglielmo Marconi，即“马尔科尼”“马可尼”）/19-20/意/电气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89摩理逊（George Ernest Marrison）/19-20/澳大利亚/旅行家/《中国存亡问题》

　　90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即“马尔丁”）/19-20/美/宗教家/《采用五权宪法的必要》《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五讲

　　91马克斯（Karl Heinrich Marx，别作马克思）/19/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民族主义》第一、四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民生主义》第一、二讲

　　92麦坚尼（William McKinley，别作“麦坚利”，即“麦金莱”）/19-20/美/国家元首/《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93密歇儿（Robert Michels）/19-20/意/政治家、政治学者/《致南洋洪门同志论中华革命党以服从党魁为唯一条件书》

　　94弥勒（John Stuart Mill，即“穆勒”）/19/英/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逻辑学家/《孙文学说》第三章、《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二讲

　　95穆罕默德（Mohammed）/6-7/阿拉伯/伊斯兰教教主/《民族主义》第一讲

　　96莫鲁克（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即“摩尔脱克伯爵”）/18/普鲁士/元帅、军事学家/《周应时战学入门序》

　　97孟禄（James Monroe，即“门罗”）/18-19/美/国家元首/《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存亡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修改章程之说明》《民族主义》第二讲

　　98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la Brede et de Montesquieu）/17-18/法/法理学家、政治家、政治学者/《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采用五权宪法之必要》、手写本《三民主义》、《修改章程之说明》《五权宪法》

　　99摩根（Mulkern）/19-20/英/军事学家/《抵欧时致吴敬恒函》

　　100拿破仑第一（Napoleon Bonaparte or Napoleon Ⅰ）/18-19/法/国家元首/《派伍廷芳为法部总长之理由》《周应时战学入门序》《办理地方自治是人民之责任》《中国存亡问题》《孙文学说》第四、六章、《民族主义》第四、五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

　　101拿破仑第三（Napoleon Ⅲ）/19/法/国家元首/《为中日交涉复北京学生书》《民族主义》第五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四讲

　　102奈端（Isaac Newton，即“牛顿”“纽顿”）/17-18/英/数学家、物理学家、科学家、天文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民族主义》第四讲、《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六讲

　　103阿浑（Robert Owen，即“奥文”“欧文”）/18-19/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104白里思（Bernard Palissy，即“帕里栖”）/16/法/陶业家、化学家、科学家、物理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105柏斯多（Louis Pasteur，别作“巴斯德”）/19/法/化学家、霉菌学家/《孙文学说》第二、四章、《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民生主义》第四讲

　　106亨利柏屈克（Henry Patrick）/18/美/雄辩家、政治家、政治学者/《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二讲

　　107巴星（John Joseph Pershing，即“潘兴”）/19-20/美/军事家/《致段祺瑞力争善后会议应容纳人民团体代表电》

　　108柏拉图（Plato，别作“巴列多”）/前5-前4/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二、五讲

　　109马哥波罗（Marco Polo，即“马可孛罗”）/13-14/意/探险家、航海家/《孙文学说》第五章《知难行易》

　　110波丁渣（Henry Pottinger，即“坡丁吉”“朴鼎查”）/18-19/英/外交家/《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讲

　　111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即“布鲁东”“普鲁东”）/19/法/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五权宪法》《民族主义》第四讲

　　112刘飞尔（Willie Cox Redeld）/19-20/美/政治家、政治学者/《实业计划》附录三

　　113黎德（Thomas H. Reid）19-20/英/记者/据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一章《革命党与欧美志士之关系》

　　114芮恩施（Paul S. Reinsch）/19-20/美/外交家/《实业计划》附录二

　　115利马窦（Matteo Ricci）/16-17/意/宗教家/《支那问题之真解决》

　　116罗伯特（Henry Martyn Robert）/19-20/美/军事工程家/据蒋梦麟《追忆中山先生》，说“过了几天，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Robert's Parliamentary Law交给我，要我与麻哥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我和刘没有能译，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这就是民权初步。原书我带到北平，到对日抗战时遗失了”。又据黄季陆《蒋孟麟先生与国父的关系》，说蒋梦麟告诉他“大约在辛亥武昌起义前不久，总理正在美国旧金山做革命活动，那时我也正在当地的革命机关大同日报当主笔。一日总理、刘成禺和我三人在一起，总理忽然对我和刘先生说，有一件事关系今后革命建国成败甚为重要，这是西洋政治进步民权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即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我们必须建立这一基础，我们的革命建国才能成功。总理一面说一面从衣袋中取出一本书交给我，要我和刘成禺把它翻译成中文，以便印发推行，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罗伯特（Robert）所写的《议事之法则与秩序》（Parliamentary Rules & Order）一书。当时总理的表情十分严肃，而我们却未感觉此一问题有如是的重要。总理既然要我们翻译此书，也就唯唯答应了。其后因为事情的牵累太多，终不曾把此书译成中文，这实在是一个遗憾，实则也并不知道此一工作的重要”。“大约在民国六年的秋天，我由美回国在上海晋谒总理，他忽然又把这件事问我。他说：‘我请你翻译那本罗伯特的议事之法则与秩序的书，已经译好没有？’我对他说：因为事忙，找不出时间，至今尚没有着手。总理忽又说道：‘我知你不重视此一工作，我早已自己编好了一本在此。’他一面说一面从书桌的抽屉内取出一本缮就的稿本，这便是总理手著的民权初步。此书出版之后，总理还送我一本。当时名叫会议规则，民权初步和社会建设的名称大概是后来用的。”敖按：蒋梦麟、黄季陆都有错误，错在他们不知道Henry Martyn Robert的书名。此书正确的书名乃是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 for Deliberative Assemblies，1876年初版，1915年又有修订版。

　　117骆基化罗（John Davison Rockefeller，即“洛克斐勒”）/19/美/煤油大王 、企业家、土地资本家/《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实业计划》第六计划、《军人精神教育》

　　118乐克里耳（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即乐克里尔）/19-20/美/外交家、东洋学家/《民族主义》第一讲

　　119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即“老罗斯福”）/19-20/美/国家元首/《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 之前途》《民生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采用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

　　120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即“卢骚”）/18/法/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学家/《中国存亡问题》、手写本《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一、四讲、《民生主义》第一讲

　　121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9/英/数学家、哲学家、社会改良家/《民族主义》第六讲

　　122沙德（Edward McChesney Sait）/19/英/政治学者/（《民权初步》自序《民权初步》自序中未附原名，此人或系James Arthur Salter为英国经济学家。）

　　123萨里斯培（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Cecil 3d marquess of Salisbury）/19-20/英/政治家/《伦敦被难记》

　　124商何斯德（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et，即“沙伦霍尔斯德”）/18-19/普鲁士/军事家/《中国存亡问题》

　　125西摩（Edward Hobart Seymour，即“西莫亚”“西摩提督”）/19-20/英/军事家/《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五讲

　　126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19-20/英/外交家/《中国存亡问题》

　　127斯密亚丹（Adam Smith，别作“斯密亚当”即“亚当·斯密”）/18/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孙文学说》第二章《实业计划》结论

　　128梳格底（Socrates，即“苏格拉底”）/前5-前4/希腊/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129史宾那沙（Baruch or Benedict Spinoza，即“斯宾诺沙”）/17/德/哲学家/《孙文学说》第四章

　　130司的文生（George Stephenson，即“史第文生”“司替芬孙”）/18-19/英/技术家、科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131斯陶达德（T. L. Stoddard）/19-20/美/作家/《大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中只提到是“美国有一位学者，曾做一本书专讨论有色人种的兴起”，按此书名查为The Rising Tide of Color，作者即此人。）

　　132斯多威（Harriet Beecher Stowe）/19/美/小说家/《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三讲

　　133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即“塔虎脱”“老塔虎脱”）/19-20/美/国家元首/《采用五权分立制以救三权鼎立之弊》

　　134邓勤（Chesuey Tuncan）/19-20/英/记者/据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三十一章《革命党与欧美志士之关系》

　　135维多利（Alexandra Victoria，即“维多利亚女皇”）/19-20/英/女王/《中国存亡问题》

　　136福禄特尔（Fran C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即“伏尔泰”“服尔泰”“服尔德”）/17-18/法/文学家、思想家/《驳保皇报》

　　137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8/美/军事家、国家元首/《伦敦被难记》、《自传》《孙文学说》第六章、 《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三讲、《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

　　138华特（James Watt，即“瓦特”）/18-19/英/技术家、科学家/《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

　　139威斯敏士打（Westminster）/19-20/英/土地资本家/《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

　　140威尔确斯（D. F. Wilcox）/19-20/美/政治学家/《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民权主义孙文学说》第六讲

　　141威廉第一（Friedrich Ludwig Wilhelm Ⅰ）/18-19/德/国家元首/《中国存亡问题》

　　142威廉（Maurice William，即“威廉博士”）/19-20/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民生主义》第一讲

　　143韦礼士（Alfred Willis，即“韦礼士主教”）/19-20/英/宗教家/据谢颂羔《孙总理与基督教》

　　144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9-20/美/国家元首、史学家、政治学家/《1918年复蔡元培论国法存废与美赞助书》《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民族主义》第四讲

　　145胡特（James G. Wood）/19-20/英/法学家/《伦敦被难记》附录

　　林语堂的《孙中山非中国人》论

　　上面一个大表，还只是就“文献足征”中涉及西方“人”的一面，加以辑列的。事实上孙中山得力于西方启迪或借鉴的，当然远不止此，也远不止于“人”。西方的民情政风、山川产物、国防舆地、史乘奇珍等等等等，在孙中山的著作中和生命史上，都占了很重要的片段，都对他发生不可思议的影响，这是很当然的事。

　　综论“西方”对孙中山的影响，我们与其一一探讨细节，不如“一言以蔽之”来得干脆。这“一言”是：由于孙中山游学于“西方”，“西方”使他从一个中国乡村的小孩子，慢慢变成一个洞晓世界的救国伟人，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者，并且在言行人格上，表现的不是中国传统的落伍一面，而是道道地地的卓越西方人！

　　上头这种看法，最早点破的是林语堂。林语堂在孙中山死后的第二个月，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了一封《给玄同的信》（1925年4月7日），信中有几段乍看狂悖，细看起来，却沉痛而严肃的话。他说：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先生的‘欧化中国’论及‘各人自己努力去变象’的话，说得痛快淋漓，用不着弟来赞一词，此乃弟近日主张，且视为唯一的救国办法，明白浅显，光明正大，童稚可晓，绝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题发挥来多说几句。弟近有‘孙中山非中国人’之论，其见地主张，完全与先生所持一致。弟本来以为民国有一个伟人，近日细想，此一伟人乃三分中国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话，若有人以为兜玩笑的话，也只好由他去罢），然则欲再造将来的伟人，亦唯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农先生在巴黎想起青云阁琉璃厂来，因而有‘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的谬论（只可当它为谬论），谓‘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一句话’。此乃半农在外国留学五年所致。若是仅留学一年半载，或回国天天看国内日报张三打李四、王五请赵六喝白干的新闻，只会感觉到国内外国人太少，不会有外国人太多之叹。即以弟个人而言，今日之主张，亦系回国后天天看日报之结果，此弟一年来思想之变迁也。

　　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他们仿佛以为硬着头皮、闭着眼睛，‘搬运’点马克思主义、或德谟克拉西、或某某代议制，便可以救国；而不知今日之病在人非在主义，在民族非在机关。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则邦不宁，非其根本腐败之铁证而何？近日孙先生之死，虽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来奉扬、助祭，做挽联、提倡什么党纲，察其语调，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实为国悲感者绝少，一若高调一唱，将来中国定然有望。唯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奴气十足，故尚喜欢唱高调，尚相信高调之效力（废督裁兵咯、国民会议咯、护宪咯、拒贿咯……等等花样甚多），故此高调终是高调而不能成为事实，唯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故尚有败类高调盈盈吾耳（如先生所举‘赶走直脚鬼’，‘爱国’及‘国民文学’三种及什么‘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的东西），故尚没人敢毅然赞成一个欧化的中国及欧化的中国人，尚没人觉得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此中国人为败类一条不承认，则精神复兴无从说起。

　　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是至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不妨再说几句。孙中山之非中国人，已于《猛进》（第五期）说过了，然则再造将来的伟人也唯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是不待辩而可明了。现且姑置勿论，而论段祺瑞与吴稚晖。段祺瑞者，十足之中国人；吴稚晖者九成半欧化之中国人也。观此次孙中山出殡事，可知也。段先生不想祭孙中山，便罢；想祭孙中山，则非排出其执政之架子不可，卫队等等不必说，大礼服不穿上似有失执政之尊严，且因穿大礼服而毅然洗足，因洗足而皮鞋穿不上，因皮鞋穿不上而恼起来，索性不去祭，祭也是段褀瑞，不祭也是段褀瑞……好了，派个代表致祭，此非一副活现十足之中国人的写照而何？吴稚晖呢，却是钻在人群中，抱着一大捆白话的挽诗，逢人便送，非九成半欧化之中国人，易克臻此？不必说十足之中国人段祺瑞办不到，即使欧化一二成之熊希龄、黄郛，亦未必有此气象也。我们因此，暗中得一个印象，即国内外国人太少，及欧化中国人之不可多得也。

　　诚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开民族昏愦的瘫疽、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启明的话）。然弟意既要针砭、消除、切开、阉割，何不爽爽快快行对症之针砭术，给以根治之消除剂，施以一刀两断猛痛之切开，治以永除后患剧烈的阉割。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谓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一拔此类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

　　钱玄同论《十足之中国人》

　　林语堂这些运用惊世骇俗的语句，来颂赞孙中山、描写孙中山的说法，最足以表现他那幽默中的严肃。所谓“孙中山非中国人”，当然不是说国籍上“非中国人”，而是指孙中山没有中国人的坏毛病，“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孙中山本人，不但没有“老大帝国国民癖气”，相反的，他是一个深受西化欧化的最卓越的现代外国人般的中国人。

　　钱玄同最能知道他的朋友林语堂这番话，是“痛心话”，而不是不尊敬的“兜玩笑的话”，所以他在《回语堂的信》（4月13日）里说：

　　“革命这个名词，‘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恶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据我看来，真是寻常而又寻常、当然而又当然的一件事，用不着这样瞎起恐慌。革命本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但是竟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岂非大奇！人们吃饭，本为养生，但若吃得太多，或吃了不消化的东西，或因别种缘故，以致胃肠中作起怪来，那便须吃蓖麻油、补丸、泻盐、硫黄这一类药品，使它泻泄，这就是革命。这种革命都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的。推而至于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彼此或是明约、或是默契，定了许多条目，如所谓道德彝伦礼乐刑政等等，拿来共同遵守，过了些时候，因为生活的改善和知识的进步，觉得这些条目有毛病了、不适用了，或更有独夫民贼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来欺侮大众，那便须用嘴、笔、枪、炮，把那些坑人的条目撕破、践踏、摧烧，这也是革命。这种革命就不免弄到‘圣人亦有所不知’了。中国近年来的革命实行家，唯孙中山先生深知此义。他自己的思想，是时时进步的。他的著作言论我所见过的为（1）1894年给李鸿章的信，（2）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的演说（见《民报》第十期），（3）1918年出版的《孙文学说》，（4）1924年出版的《三民主义的演讲录》。从这些文章里，很可考见孙先生在这三十年之中思想时时进步。因为他自己的思想时时进步，所以他能够以革命为终身的事业。这样以革命为终身事业的人，不是‘十足之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所能了解的，所以他们都认孙先生为敌，所以他们都痛恨革命，害怕革命，所以中国近年来虽有革命之名而丝毫没有收到革命之效，所以根本败类的民族依旧还是根本败类。

　　回到本题来说，根本败类当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谓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唯有爽爽快快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到赶上了，然后和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才是正办。万万不可三心两意，左顾右盼，以致误了前程，后悔无及。至于所谓‘复兴古人之精神’，我也持反对的态度；先生所说两个反对的理由我都完全同意。我以为若一定要找中国人做模范，与其找孔丘、墨翟等人，不如找孙文、吴敬恒、胡适、蔡元培等人。”

　　像上面这些深知孙中山伟大一面的言论，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旁证：1913年出版的《乱党之真相》小册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就有对孙中山“一完全外国人也”的了解；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出版的林百乐（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孙逸仙的政治学说》（The Political Doctrines of Sun Yat-sen）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认为孙中山“中国人的成分不够”（……and because he was not Chinese enough）。这些旁证，与其说是“訾议”孙中山，倒不如说是对孙中山伟大一面的真正了解。因为孙中山本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像被称为“最文明的英国人”（the most civilized Englishman）埃利斯（Havelock Ellis）—样的，可以被称为“最文明的‘西方人’”（受西方影响的人），这真是他的伟大！

1965年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

被歪曲的革命家

孙中山洋派作风实例

　　孙中山具有卓越西方人的风范，这些风范，固然从他的学历、游踪与著作方面看到许多，但在这些以外，还可以举一些孙中山的洋派作风实例，来证明孙中山“不来旧中国那一套”！

　　第一例——破除迷信

　　迷信是“中国人”难逃的把戏。起码问卜求签算命风水一类，许多人都很信。孙中山十九岁的时候，从国外回来，把家乡“北帝庙”的偶像毁坏，又把偶像旁边的“金花夫人”的手指切断，这是他最早破除迷信的事迹。民国元年他写《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通告各省都督议会书》，就指摘“迷信风水陋习”，他在这方面的科学态度，是非常明显的。孙中山死后，有中华圣公会会长段子恒的孙中山上帝论；有名伶潘月樵的扶乩时孙中山即明帝崇祯论；以及陈君佩的孙中山普陀志奇说……这些穿凿附会，全是扯淡。他们统统是孙中山的罪人，他们完全不了解孙中山的破除迷信的科学精神是什么——他们是纯粹的“中国人”。

　　第二例——反对小脚

　　孙中山小时候，曾劝妈妈不要为姐姐缠足，虽然格于习俗，未能成功。民国元年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立刻“饬内政部通饬各省劝令禁缠足”：“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切切此令。”这种作风，岂是中国“文人雅士”所能干得出来的？“中国人”传统的鉴赏把戏，是描写女人小脚的“香钩”“弓鞋”“莲步”“帘底纤纤月”，甚至还有辜鸿铭的“闻小脚癖”的一派，他们这种荒唐事，岂不要给“西方人”耻笑？

　　第三例——尊重妇女

　　“中国人”最不尊重妇女；“西方人”最尊重妇女。孙中山最尊重妇女。他在跟宋庆龄结婚后，公然宣布“我爱我国，我爱我妻”。女性地位的重要，情见乎辞。孙中山一生中，提倡女权的文献极多。早在同盟会政纲中，就有“男女平权”的规定；1925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也提出：“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此外在他《提倡女子教育》（民国元年）和《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1925年）等演说里，以及给廖奉恩等的信（1919年）里，我们也可看到这些西式尊重妇女的伟大精神。

　　第四例——通令剪辫

　　孙中山十五岁时候，在夏威夷念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剪掉小辫？孙中山答道：“此种陋俗，系满清强迫造成，须俟全体国民联合一致，一举而革除之。否则实无益也！”在说这话以后三十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了。孙中山立刻发出《饬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缁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罹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做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这种开明，一举洗掉近三百年中国辫发的耻辱。这种开明，又岂是终生留辫的“中国人”（如辜鸿铭、张勋之流）干得出来的？

　　第五例——严禁鸦片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曾颁布《严禁鸦片令》，令文中提到“方今民国成立，炫耀宇内，发愤为雄，斯正其时；若于旧染痼疾，不克拔涤净尽，虽有良法美制，岂能恃以图存？为此申告天下，须知保国存家，匹夫有责，束修自好，百姓与能，其有饮鸩自安，沉湎忘返者，不可为共和之民，当咨行参议院于立法时，剥夺其选举被选一切公权，示不与齐民齿，并由内务部转行各省都督，通饬所属官署，重申种吸各禁，勿任废弛。其有未尽事宜，仍随时筹划举办，尤望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做新民，永雪东亚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他又写信给伦敦各报，正式要求解除买卖鸦片之约。这些措施，又岂是烟枪式的“中国人”所能想象的？

　　第六例——不许打人

　　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有一天到参议院开会。因为穿的是粗布便服，又走路前往，以致被门警误会成工人，用步枪挡住他，说：“今日只有议员和大总统可以入内，你不过一区区小工，何以如此大胆？倘被大总统见了，必被打死。速去！速去！”孙中山笑道：“大总统不可打人，也未听见他打过一人！”说罢掏出名片，吓得那门警跪地求饶，孙中山把他扶起来，说：“你不要害怕，我绝不打你呢！”知道历史的人，都知道孙中山在这时候颁布了《饬内务司法两部通饬禁止体罚令》，宣告：“近世各国刑罚，对于罪人，或夺其自由、或绝其生命，从未有滥加刑威，虐及身体，如体罚之甚者。盖民事案件，有赔偿损害，回复原状之条；刑事案件，有罚金拘留，禁锢大辟之律，称情以施，方得其平。”因此他要求“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伽号及他项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这种决定，又岂是动不动就打人屁股的“中国人”想得出来的？

　　第七例——不准修理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除了不许体罚人外，还发布了禁止官方刑讯老百姓的命令。据《饬内务司法两部严令所属禁止刑讯令》，宣示：“本总统提倡人道，注重民生，奔走国难，二十余载，对于亡清虐政，曾申其罪状，布告中外人士，而于刑讯一端，尤深恶痛绝，中夜以思，情逾剥肤。今者光复大业，幸告成功，五族一家，声威远暨。亟当肃清吏治，休养民生，荡涤繁苛，咸与更始。为此令仰该部，转饬所属，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仍不时派员巡视，如有不肖官司，日久故态复萌，重煽亡清遗毒者，除褫夺官职外，付所司治以应得之罪。吁！人权神圣，岂容弁髦，刑期无刑，古有明训，布告所司，咸喻此意。此令。”这条令文，所表现的，也纯粹不是善用三木的“中国人”的作风。“中国人”传统的审案方式都是包公式的或刘瑾式的，不管有罪或无辜，总是先恫吓一阵、“来人哪”一阵再说。

　　第八例——不可卖人

　　孙中山小的时候，曾攻击村中的三家畜奴者。他后来做了临时大总统，一方面《饬外交部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令》，一方面又扩大禁止贩奴的范围，根本禁止买卖人口。他在《禁止买卖人口令》里，先引喻“西方人”的《人权宣言》，然后宣称：“今查民国开国之始，凡属国人，咸属平等，背此大义，与众共弃，为此令仰该部遵照，迅即编定暂行条例，通饬所属，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这件划时代的大令文，也是过去“中国人”所不能了解的。例如标榜“礼义廉耻”的中国大儒顾炎武（亭林），就干过活活把家奴淹死的惨事，你说这成什么话？

　　第九例——保障人权

　　“天赋人权胥属平等，自专制者设为种种无理之法制以凌轹斯民而自张其毒焰；于是人民之阶级以生。前清沿数千年专制之秕政，变本加厉，抑又甚焉。若闽粤之蜑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为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并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于民国耶？为此特令申示：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这是孙中山民国元年的《保障人权通令各省文》。这篇文字，根本推翻了五千年来“中国人”法律上的“一人蒙垢辱及子孙”的野蛮！

　　第十例——革除称呼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个月，就颁发了《革除前清官厅称呼令》，内文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慙，施之者失礼，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为此令仰该部遵照，速即通知各官署，并转饬所属咸喻。此令。”这种意见，纯纯粹粹是脱胎于西方的意见，纯纯粹粹是人人平等的意见。可是，七十年了，现在的“中国人”，又改善了多少呢？

　　第十一例——坚持旗帜

　　对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一直主张采用陆皓东创制的“青天白日旗”，而不赞成用“五色旗”。他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有复参议院论国旗的信，对把满清的五色官旗，当成民国旗来用，未免失礼。192310月，全国学生评议会在广州开会，孙中山被邀到会，看到挂的是五色旗，他很决绝，不向国旗敬礼，并且演说攻击：“比如五色旗，你们刚才向伊三鞠躬，我就不，你们一定以为我不敬国旗了。哪里晓得五色旗是清朝一品官的旗？我们革了皇帝的龙旗，却崇拜官僚的五色旗，成什么话！诸君要就弃去五色旗，要就用我们从前革命的旗帜，即现在海军的青天白日旗。”孙中山这种特立独行的作风，又绝不是一般随波逐流的“中国人”办得到的。

　　第十二例——整饬官规

　　“满清末年，仕途腐败，已达极点，亲贵以财贿招诱于上，士夫以利禄市易于下，奔竞弋谋，相师成风，脂韦突梯，恬不知耻，以致君子在野，自好不为，事无与治，民不聊生，踵循不悛，以底灭亡。民国成立，万端更始，旧日城社，扫除殆尽，肃整吏治，时不可失；然而法制未颁，考试未行，干进者存乘时窃取之心，用人者有高下随心之便，一或不慎，弊将有甚于满清之季者。”——这是临时大总统《整饬官方慎重铨选令》的第一段。当时孙中山就怕民国的官常“一或不慎，弊将有甚于满清之季者”，这是他独到的眼光。他又说：“又查××荐任各员，每有以一人而兼两职者，殊非慎重职务之道，荐者不知，是为失察；受者不白，是为冒利，胥无取焉。”这种他所指摘的风气，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人”，又进步了多少？

　　第十三例——不用亲人

　　孙中山的哥哥孙德彰，赞助弟弟革命，出钱出力，功劳很大。民国元年，广东各界团体，公推孙德彰做广东都督，不料孙中山反对，他通电给他哥哥说：“粤中有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人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此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同时他又复电广东各界说：“连接各界请举家兄为粤督之电文，未作答，非避嫌也。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督任重，才浅肆应，绝非所宜。若为事择人，则安置民军，办理实业，家兄当能为之。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悚，何如慎之于始。知兄者莫若弟，文爱吾粤，即以爱兄也。”上面这个故事，充分表示了孙中山“西方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跟“一人得道，鸡犬同升”的“中国人”作风完全不同的。

　　第十四例——辞受勋位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以后，特地送给孙中山年金和大勋位，可是孙中山谢绝了。他去电说：“北京袁大总统鉴：奉真电，特授文大勋位，无任悚惶！去岁民军起义，东南十余省已次第光复，文甫归自海外，其时因国内同胞感情尚有隔阂，须急谋统一，组织临时政府，勉从众议，承乏南都。后赖我公以救国决心，力全大局，几经艰苦，乃有今日。文始终因依其间，实无功可述。今承大命，特采殊荣，中夜扪心，适以滋愧！且文十余年来，素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务乞鉴兹微悃，收回成命，实深感荷！”可是袁世凯还是要送，他派叶恭绰到上海，带来了勋位证书。于是孙中山又写信回绝：“顷叶君恭绰自京来沪，携有阁下惠赐之大勋位证书。此件文始终不敢领受，其理由既于前次电文内详之，今尤有不能已于言者。赏位固国家应行之典，唯当今国家基本未固，尚非国人言功邀赏之时。国家所认以为功者，个人方将认为一己对于祖国所当尽之义务，而无丝毫邀赏希荣之心，文不敏，窃愿以此主义为海内倡，此文不欲受此勋位之故也。”孙中山这种精神，这种“国家所认以为功”而个人只“认为一己对于祖国所当尽之义务”的精神，都是西方的精神。

　　第十五例——指摘伪善

　　前面“辞受勋位”的例子，是孙中山高一层次的自处标准，他并没有“律之于人人”。相反的，他对一般人，反倒很考究“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关系。这由民国三年给吴稚晖的《论草定元勋公民意义书》里可以看出来：“……意以为今度之革命，由政治问题而起，政治问题大抵以权利为基础。言政治而不言权利，不可通之说也，故薄权利而不言者，亦当兼废言政治……然则今日救中国不能不言政治，既不能不言政治，即不能不言权利，亦甚明矣。若曰：心虽欲之，而不可以明言。是则中国数千年伪善者之习惯，吾辈当力矫而正之也。以革命党人而论，其真能绝对高尚，不好权利者，为至少数，固不能以此至少数之思想，律之于人人。于是有犯百难、冒十死之士，幸观革命之成，乃欲其掉弃一切权利，实无以平其心。”上面这种对“权利”“义务”观点的明确，对“中国数千年伪善”的指摘，都属于孙中山西方的观察角度。

　　第十六例——蠲除畛域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太重，由于太重的乡土观念，造成了不少地域上的偏见。大自江南江北关外西南、小自一省一城一乡一镇，都在“桑梓”的狭窄观念下被分割得一小再小。孙中山是广东人，但他却没有畛域的观念，他努力学习的官话国语，也比他的大同乡梁启超等说得好得多。民国元年2月，他以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布告要求“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增祖国之荣光，造全民之幸福。”这些观念，都是以全国全民为观点，而不是以一省一乡为观点的。由于观点的宽大，他在民国成立后，只有过一次“还乡”的机会。对广东全省，他也因奔走全国全民之事，“虽意不忘故乡，欲曲尽其维护之任，而力有所不能顾”（1918年《留别粤中父老昆弟电》）。这种胸怀，绝对不是整天搞“同乡会”的“中国人”所具有的。

　　第十七例——取消报禁

　　孙中山是极力主张言论自由的。当然根本反对任何形式的什么“报律”、什么“出版法”。在全部《总理遗教》中，我们不但找不出这些钳制言论自由的法意，正相反的，我们倒可找出反对报禁的文献。民国元年3月9号，孙中山发布《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正表示了他如何在给钳制言论自由的“内务部”（内政部）的警告：“昨据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各报馆电称：接内务部电，详定暂行报律三章，报界全体万难承认，请转饬部知照等语。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又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请看这是何等重视言论自由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的是源自西方的近代自由论。

　　第十八例——热爱自由

　　曲解“总理遗教”的人，他们最爱引申三民主义中中国人自由太多的意思，而作为压迫自由的借口。殊不知这完全是曲解孙中山的原意。孙中山明明演说过：“我国自有历史以来，人民屈服于专制政府之下，我祖我宗，以至于我之一身，皆为专制之奴隶，受君主之压制，一切不能自由。”（《群策群力尽心国事》）也明明演说过：“我国革命以前，专制严酷，人无自由之权。”（《求建设之学问为全国人民负责任》）这些铁证，都证明了在孙中山眼中，“中国人”政治上人权上自由的缺乏。孙中山本人，早已说他是“爱自由若命者”（《为讨伐曹锟贿选总统告国人文》），这种“爱自由若命”的精神，岂不正正是西方诗人雪莱的精神吗？

　　第十九例——阻止暗杀

　　热爱自由的人了解自由的人，必然同时是尊重别人自由的人。一个人的最后自由是人身的自由、存在的自由，这一点尤其该被起码的尊重。在革命时代，革命党人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曾有暗杀之举，这本是一时的权宜。民国成立以后，当革命党人再提出暗杀的办法来的时候，孙中山立刻表示反对。他在1919年7月1日，曾有答王鼎的信。当时王鼎认为：“救亡之策，鼎以为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可是孙中山却把来信批给秘书说：“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凡是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难看出春秋、战国、唐朝等时代的“暗杀”传统，而这种不光明的手法，传统的“中国人”固优为之，可是西化的孙中山却不为之。

　　第二十例——容忍异己

　　传统的“中国人”对付异己的方法，总是孔夫子仗势“诛少正卯”的方法；或是打小报告，告御状，挑得龙颜震怒，借刀杀人。饱受西方容忍异己训练的孙中山，对思想与他不合的人——尤其是“少年之辈”，不主张“用他种手段”，而主张“对付之法，最好与他辩论明白”。他在批某君的信中说：“无政府主义之说，乃发生于最黑暗之专制国；在欧洲往日之俄国、以国（敖按：指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人民多受政府之暴虐无道，故忿而为此过激之论；但今日各国陆续行宪政之制，而此等过激之论，亦渐消灭矣。乃有少年之辈，矜奇立异，奉为神圣，不过一知半解，实无所谓也。对付之法，最好与他辩论明白。指明在今日世界国家之界限，既不可破，则政府为代国家执行法律，以限制恶人而保卫良善，为不可少。故无政府主义实不能行于今日，而使之化为平和，或可为吾党之助，较胜于用他种手段也！”这种风度，岂不值得爱扣别人——尤其是“少年之辈”——帽子的“中国人”想想吗？

　　第二十一例——不惜斥骂

　　正因为孙中山对付异己主张“最好与他辩论明白”，所以他于辩论之道，颇为讲求。辩论中的利器是文字。在文字表达方面，英文实在远胜中文。中文写出来的东西，诚如《孙文学说》所说：“中国之文章，富矣丽矣！”但是由于表达法不够细腻生动，抽象词汇太多，又竞附莫名其妙的高雅，所以常常是在“富矣丽矣”以外，洋洋万言，却不知道说些什么。孙中山的文字技术，是西方的，尤其具有西方词汇的爽快。他骂满洲，直斥为“野番贱种”；骂康梁，直斥为“禽兽不若”（均见《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骂北洋军阀，直斥为“无数强盗”（《孙文学说》自序）……凡此种种，都是爽爽快快的西方式的骂人法，一点没有“中国人”做文章的忸怩态。

　　第二十二例——主打官司

　　“中国人”的传统教训是“戒讼”。蒋梦麟曾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家乡还见过“莫打官司”的石碑。时兴打官司是西方人的态度。西方人为了一文被欺，往往千金兴讼；为了一句被诽谤，往往告进公庭，涉讼经年。在“中国人”看来是米米小的，可以马马虎虎的，西方人却为保障私权，勇于抵抗、认真的抵抗、斤斤计较的抵抗、不怕麻烦的抵抗。所以他们是进步的、有朝气的、信赖法治的民族。孙中山最能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因而支持他哥哥打官司，也支持林义顺打官司。他绝不主张采取“中国人”的忍气吞声的态度。

　　第二十三例——赞成陪审

　　在法庭上审判的时候，孙中山主张“法座无失平之谳”（《全国律师民刑新诉状汇览序言》），而使法庭得到公平定谳的方法，当然是实行西方的“陪审制”（主审制）。远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孙中山就写《致香港总督历数满清政府罪状并拟订平治章程请转商各国赞成书》。在这封信的“平治章程”方面，第五项曾主张“平其政刑”，呼吁“大小讼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在六十五年后的“中国人”，尤其是号称是他“信徒”的人，还不肯在中国“仿欧美之法”，行陪审制！

　　第二十四例——采行阳历

　　吴铁城在回忆录里曾记孙中山主张采行阳历的故事：“……颁订国历一事，总理主张正朔，废旧历，行阳历，以新天下耳目。代表中多有主张维旧历者，几经辩论，总理坚持，否则不允就职，一时颇成僵局。最后一次在代表会议中讨论，始获通过；那天正是阳历1911年除夕，讨论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并请即莅京就职。”孙中山就职后，第二天，就拍出了《改历改元通电》，电文很清新，内容是：“各省都督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订定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请布告。孙文。”于是，行了五千年的中国旧历法，终被推翻。

　　第二十五例——抨击祀孔

　　孔夫子并不是孙中山最佩服的人。民国前十五年，孙中山写自传给英国汉学家翟尔斯，就说他自己“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Darwinism）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对于孔夫子，连提都不提。民国元年他在广东省议会演说《治粤方针》，也提到“即以孔子复生，处于今日，亦必有人非之者”的话。可见孔夫子在他眼中，到底处的是什么地位。孙中山偶尔提到孔子，大都是因引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段而引起的，但据清朝朴学家以来的考证，这段最伟大的话，却又极难是“孔夫子之言”。此外，孙中山对中国传统上“祀孔”“祭孔”的把戏，极表痛恶。他在民国五年《讨袁檄文》里，曾骂袁世凯“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氏之心路人皆见”！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反对“祀孔”的文献吗？

　　第二十六例——不靠祖宗

　　“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是靠祖宗吃饭，这是“西方人”绝对不屑于干的事。“西方人”甚至有的全部不要祖先的遗产，甘心白手起家。电影明星嘉露贝克就是一例。西化论者孙中山当然是反对靠祖宗吃饭的人。民国七八年间，他住在上海，曾嘱秘书回信给一个要靠祖宗吃饭的人：“答以先生云：即知彼为鼻祖，汝为后裔，则当以后裔供祖宗，未有祖宗养后裔也。俗云：十人养一人肥，若一人养千百人，则虽尧舜犹病也。汝等须各执事业以自许，不可立心做革命一日，则要人养汝一世，则鼻祖乃易为也。若人要依赖，则先生亦愿为汝之后裔，奉汝各人为鼻，请汝给钱也！”这封信不但具有“西方人”的精神，也具有“西方人”的高级幽默感。

　　第二十七例——反附古说

　　孙中山青年学习过西方科学方法的训练，所以他对一切不科学的附会，一概反对。1918年1月，一个四川的中医罗仁普写信问孙中山：“仆于先生之说而有请教焉者数事：科学家所谓元子者，是否为先天真一之炁？元子之知，有无等级？太极动而生电子，科学家能否把太极收服来看？道家烧炼，究竟所烧炼者何物？方士所创之烧炼，究竟到底能否得长生药？道家烧炼与方士烧炼有无分别？”这些问题，是从易经道藏胡乱附会出来的混问题。孙中山叫秘书的答语极为明白有力，那就是：“代答欲知此种新理，须从物理化学用功，不得从古说附会！”这种见地，哪里是今天整天要易经道藏堪舆风水的“中国人”所能想象呢？

　　第二十八例——不肯品题

　　中国的要人名人们，尤其是一二所谓工于书法的“党国元老”们，最喜欢给人题字署检，附骥者也求之若骛。殊不知这种风气，不是西方的，也是孙中山最反对的。当林正煊等十四个人，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为他们的朋友何慨之著《全国兵工总厂调查改革》一书品题的时候，孙中山却叫秘书爽快的答道：“代答以此等实用之书，当以内容之切实为贵，不当以品题文藻为贵。甚欲一见其书，如果适用，当力为介绍于军界。至于品题，不敢附和！”请看这是何等新精神！若写他“我武维扬”等四个字，明明“省事”，可是孙中山却不肯，他一定要不怕“得罪人”，不怕麻烦的写上四十三个字，来指导他的同胞而不敷衍他的同胞。所以，像“爱德乐佛”一类的笑剧，孙中山是绝对不会参加的。

　　第二十九例——慎于写序

　　在前一例的基本观念下，孙中山对来请他写序的人，当然也绝不轻易“乐为之序”。例如1920年5月，天津的罗鉴龙写信给他，要求为《子女唯心法稿》写序。罗鉴龙说他自己“之于求序于人，尤加审慎”。殊不知孙中山比他还“审慎”。孙中山命秘书的答话是：“代答以先生虽曾习医，然荒日久，故对此种专门之研究，非有心得，莫敢赞一辞。求序当谢不敏。”孙中山在他本行上的立言，都如此审慎，这又是多么认真的西方态度！

　　第三十例——不收门生

　　爱收门生或广纳私淑，也是“中国人”的病态之一，孙中山不兴这一套。1919年，一个热心国是的黄孝愚，写信给他，说：“热禽恋燠，代马欣飙，蓄志多年，愿列高足。先生道周中外，谅必葑菲不遗，正如子舆设科，来归定受，倘幸宫墙得入，铭感靡涯。希赐学说一部，奉为圭臬。便否邮掷，合并呈恳，不胜祷盼待命之至。”孙中山在信上批道：“代答以先生现非设帐，无收门生之事；学说即寄一册，如能实力奉行，则胜形式多矣！”

　　第三十一例——向不荐人

　　“中国人”的另一法宝是乱写八行书，到处推荐人。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蔡元培。但蔡元培爱推荐人是奖掖后进，并非徇私情，所以还算是好的，虽然荐书写得太多，往往失效。孙中山在这一方面的认真态度全是洋派的。有刘季谋者，写信给他，盼能帮助进航空学校：“兹查京中及沪上人云：但得有力之人介绍，随时可入校云。因此恳求先生介绍，附入南苑航空学校。且鄙人所求航空者始因在八日市及潍县等处苦学数月，若中途，殊深可叹。万望出力介绍，念勿枉费日前之苦学。如蒙承诺，恳乞赐示，幸甚幸甚。”在原信上，孙中山批道：“代答先生向不荐人；此事则早知无效，已劝同志另作别图。”这种不含糊办事、不受私情牵扯的态度，溯其本源，也是西方的。

　　第三十二例——不信中医

　　在《国父年谱初稿》1925年2月18日条下，有这样一段：“是日，先生离协和医院，乘医院特备汽车，缓驶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家属及友好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乃推李煜瀛（石曾）赴天津访胡（胡时适有事赴津），告以来意，约其同归。胡初以推荐医生责任太重，有难色。后抵京见汪兆铭等，力言侍疾者均惶急万状，莫不以挽救先生生命为第一，且因先生平时对胡甚客气，换一生人来说，或可采纳。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段故事，充分表示了孙中山临终前的笃信西方科学的态度。

　　从“曲解化”到“八股化”

　　看了上面我随手所举的三十二个例子，头脑明白的人，都会恍然了解孙中山的西化表现的一部分，了解他是如何在受西方的熏陶以后，予以潜移默化，再外铄出来，影响保守的、落伍的、敷衍的、迷信的、俗套的、伪善的、残忍的“中国人”。他这种苦心焦思、这种细心感化，我总觉得今天若不由我李敖提出来，标榜出来，一般“中国人”总是不能有通盘的了解。如果再长久下去，真未免对不起孙中山。

　　我这里写“中国人”对不起孙中山，心中实在不好过，可是不得不说。我是学历史的人，我仔细研究孙中山一生的历史，竟忍不住感到他是一个“孤独”的人。所谓“孤独”，并不是说缺乏人拥护他，缺乏“信徒”和“同志”，或缺乏盲目崇拜他的人。相反的，在“中国人”中，这些人极多极多，甚至全国皆是。我所谓的“孤独”，乃是孙中山的全部的伟大面和深刻面，不能为一般人所全部了解。他们了解的，至多只是枝枝节节，甚至还误解丛生、附会丛生。这种情形，即使以他“嫡系信徒”自居的人也不例外。为了表示我这话不是乱说，我可以举例。

　　在孙中山死后，以他“嫡系信徒”自命的人，开始曲解他的遗教，可分八派：

　　一、左派转俄派——他们的代表人多是共产党，他们借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历史，借着民生主义的演说，硬把孙中山附会成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绝口不提孙中山批评马克思的话，也绝口不提“孙越宣言”中“共产组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话，也绝口不提孙中山论及俄国侵略的话，也绝口不提孙中山赞扬美国的话，他们只是瞪着眼睛硬说：“孙中山先生是左派！”

　　二、左派转日派——他们的代表人多是汪精卫伪政府的汉奸派，他们的手法是把死后的孙中山“带往东洋”“带往扶桑”“带往‘大亚洲主义’”。这些人中，他们多曾脱胎于左派，如汪精卫、如陈公博、如周佛海。后两者且是共产党的“元勋”。汪精卫在伪组织下，也印行《总理全集》，他还在上面写上“汪精卫敬题”字样；周佛海更是号称“三民主义理论权威”，他在1921年写《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1928年写《三民主义理论之体系》，都不脱左派的观点。到了他投靠日本，做了汉奸，无异又硬把死后的孙中山，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和服！

　　三、左派放脚派——这一派是曾迷恋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曾醉心过唯物史观的人，后来迷途知返，或躯壳上至少“反正”、被枪决未死而“重新做人”的人，他们自告奋勇，俨然以“总理遗教”的诠释者自命，结果等于女人小脚放大，骨子里，还是不脱马克思的马尾和唯物史观的观点。“迷途知返”的人，如曾大倡过唯物论的胡汉民，他后来的表现还算不失为一个勇者，他开始攻击“拉孙中山先生与马克思同坐”的现象了。最可恨的是那些躯壳上“反正”、被枪毙未死而“重新做人”的人，他们竟还宣扬胡汉民的“以唯物史观的方法之运用”，并呼号应该取法。这批人，一脑袋马克思的残余毒素，一脚丫子唯物史观的残余碎骨，精神上完全没有“反正”、没有“重新做人”。不但如此，他们在手段上还完全是布尔塞维克式的，残忍、阴险、猜忌、借刀杀人。在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中曾有清除“布尔塞维克毒素”的运动，就是针对渗入国民党的这类分子而发的。

　　四、左派孔子派——这一派也是曾经在左派漩涡里浮沉过的人，上岸以后，仍旧澳气未脱，于是糊里糊涂，抱住孔夫子的僵尸，妄想分点热气。若追究此派代表人，则是大名鼎鼎的戴传贤。戴传贤忠于国家和孙中山，举世公认，我也承认。但是他的头脑的返于保守，实在不可饶恕。他除了捧中医、捧和尚、捧毛笔、捧古墓、捧经书、捧孔圣后人、捧贞节烈妇以外，居然写《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山先生年表序》等文字，硬把孙中山朝孔庙里推。关于这一点，国民党胡汉民曾有批评，他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里说：“假如孙中山先生的要求、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只是在继承尧舜以至孔孟，使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复活，那么孙中山先生便够不上是一个革命家或政治家，他的革命理论的内容，便不会有这样的深厚与博大，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伦理道德家或一个普通学问家而已。”国民党甘乃光在《孙文主义研究》中也批评说：“近来曲解孙文主义的人太多了！有人以为中山先生为孔子以后继承道统的大圣，以为其哲学的基础是仁爱。不错，什么改造社会的思想，哪一种不是从仁爱做出发点？思想的派别，哪一种能别乎救世救社会的目标？故以目的来论，什么改造思想，都是以仁爱为基点，千篇一律。若要分别，还在其观察某一时代的背景而定出的策略。孔子是一个改良派；中山先生是一个革命党。怎能拿他们合在一起？”国民党孙镜亚在《对于〈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之商榷》中也批评说：“我们若拘泥‘继承’两个字，倒会把（孙）先生的意思弄错了！”这些批评，都说明了孔丘是孔丘、孙中山是孙中山，孙中山比孔丘伟大得多，何必“继承”孔丘？

　　五、右派孔子派——这一派的代表者，大都是只会读读四书五经线装书的村夫子，根本不晓得近代西方思潮是怎么回事，硬从本位主义国粹主义上拉孙中山。这一派的手法，跟前一派不同的是：前一派在把孙中山朝上推，直推到“孙中山先生与孔子同坐”；这一派则是把孙中山从下提，直提到“孙中山先生与孔子同坐”，故其结果，则殊途同归。此派若推今日之代表人，请看“今之朱子”钱穆便是。

　　六、右派释迦派——这是更荒谬的一派。这派的做法是把孙中山“神化”。胡汉民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里说：“因为见了班禅，更把孙中山先生去比附到释迦一路去，这种因袭的、崇拜偶像的、不革命的心理，实在是要不得。”他又说：“这几年来，运动的方向似乎已有了转变。转变到认识孙中山与马克思之不同，但同一的厄运，变了孙中山先生的孔子化与释迦化。……同时，‘时轮金刚法会’‘西天班禅活佛’，都可以‘护国’、‘宣化’、救灾、息难。政府里的官员——大概还自承为中国国民党的同志，都奔走骇汗，磕头礼拜。我因心疑：有了法会、有了活佛，必定可以感召祥和；格顽寇之心，绝侵略之迹！所以制礼作乐的呼声，不但宣诸口舌，甚至形诸笔墨了。我看看新闻纸，使我感觉到现在不是民国二十二年，尤其不是日本夺我东北侵我华北的一年，而是至少退转到了三千年以后，五百年以上。”胡汉民这种指摘，显然是指那些想把孙中山“神化”的人说的。由于想“神化”这个革命者，所以流风所及，一切落伍的、迷信的把戏，都全部出笼。到了台湾，《中央日报》还有比附“释迦耶稣穆罕默德孔子与孙中山”的言论出现；教育厅长还有命令小学教员“朝国父遗像发誓不再恶补”的妙举；而民间的“万国道德会”中，也填列了孙中山的“神位”！

　　七、右派唯生派——这是故意窄化的“孙文主义”的一派，可以陈立夫做代表。陈立夫硬说孙中山主张“唯生论”，并说：“总理从前说过‘生是宇宙的中心，民生是人类历史的中心’。”其实，我翻遍了孙中山的遗著，也看不到孙中山说过这些话或做过类似的说法。所以，陈立夫之流全是造谣。此外，戴传贤在陈立夫以前，也曾把“孙文主义”做过“唯民生”方向的狭窄解释，孙镜亚在《对于〈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之商榷》里，批评戴传贤说：“因为他是一个相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人（不是进过了共产党，请阅者万勿误会），又是一个发明中国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都是经济革命的人。而今不说三民主义的全部著作和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唯物哲学或经济哲学，而说是民生哲学，这是他很忠于先生的表示。可惜他的脑球里还先横着‘民生哲学’四个字，就往往借了先生的话之半面去成就他自己的主张。”这种右派“唯生派”，今天大倡大行者还有很多。

　　八、右派发青派（右派法西斯派）——这一派是一群激烈的国家主义者，硬拉死后的孙中山来比附。甘乃光在《孙文主义研究》里曾批评说：“更有人说，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实在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同是救国主义。不错，孙文主义是救国主义。但孙文主义并不只是救国主义，不过以救国为其实现最初之步骤，孙文主义主张民族自决，更主张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且进而扶植其他弱小民族以自求解放。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安能与孙文主义相比？”属于这一派的人多属青年党，尤其是早期的青年党。早期的青年党并不是什么自由民主的党胎子，而是“法西斯”。这一点，稍知现代中国历史的人都明白。青年党常常自诩他们是“反共先觉”，反共反得比国民党还早，同时埋怨国民党曾经容共。其实在青年党方面，这并不足神气，并且“大哥莫话小弟”。因为反共并不就是给了人民自由民主，反共也并不就是黑暗统治的护符。用法西斯主义和做法来反共的人，那只是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等人的把戏。试问希特勒反斯大林，不是“王八蛋打龟儿子”是什么？中国不该这样子反共，也不该由这种人反共，如果有的话，那么早期青年党将是始作俑者。（我这里特别用“早期青年党”的字样，是基于后来的青年党中，有一部分人已有自由民主的修养；至于在台湾的一部分人，在他们机关报《醒狮》上鼓吹要借国民党的刀来杀李敖的，似乎“法西斯”的余味还健在！）

　　以上八派“曲解”孙中山的大派，当然，还有一些流派，如胡汉民所指摘的“术士化”“流氓化”等小派，不过这些不算重要，我也不再多说。先就这八派来论，他们之不能了解孙中山思想的全面性，是很显然的。当然这八派之中，有的是由于无知（如“右派释迦派”）；有的是由于歪曲（如“左派转俄派”），动机的良窳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由“曲解化”而导致最后整天嚷嚷，一变而为“八股化”（包括“口号化”“党义化”“教条化”“考试化”等等），则是普遍的事实。由于这些事实的弥漫，遂使真正的孙中山和他的西化思想不能直接跟国人接触——不受干扰的密切接触，也使国人不能深入了解真正的孙中山，这真是一出大悲剧！在这出大悲剧里头，孙中山被陷于“孤独”的地位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说：孙中山是一个“孤独”的人。

　　从“思想之变化”着手

　　真正了解孙中山的人，真正想了解孙中山的人，必须彻底认清孙中山给他国人“以笔墨奋斗”的伟大指示，他在五十五年前，就向舆论界呼吁“发挥与笔墨之权威”，因为只有发挥“笔墨之权威”，才能达到“思想之变化”、才能达到革命成功的果实，这个逻辑关系叫做“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不但思想要变化，同时要变化出“新思想”。孙中山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写信给四川的蔡冰若，就说：

　　“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

　　正因为需要得到“新思想鼓荡之功”，所以对一切旧思想，我们不得不予以排斥。今天谈“孙文主义”的人，他们多半受了戴传贤的影响，故意强调孙中山论及固有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的，很不了解“孙文主义”中的重要面——西化面的。孙中山一生中，对固有文化的论及，当然有一些，不过大部分是用来举举例，如孔明阿斗之类，伯夷、叔齐、叔孙通之类，并没有用来建立他的现代化建国理论与思想变化的体系，这一点重要性，我今天不得不加以点破，以供本位主义者的参考。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胡适在《再论信心与反省》一文中，曾说得很详细。胡适说：

　　“子固先生也特别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特别颂扬他能‘在当时一班知识阶级盲目崇拜欧、美文化的狂流中，巍然不动地指示我们救国必须恢复我们固有文化，同时学习欧、美科学。’但他如果留心细读中山先生的讲演，就可以看出他当时说那话时是很费力的，很不容易自圆其说的。例如讲‘修身’，中山先生很明白的说：

　　但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国人一举一动都欠检点，只要和中国人来往过一次，便看得很清楚。（《三民主义》六）

　　他还对我们说：

　　所以今天讲到修身，诸位新青年便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三民主义》六）

　　可是他一会儿又回过去颂扬固有的旧道德了。本来有保守性的读者只记得中山先生颂扬旧道德的话，却不会细想他所颂扬的旧道德都只是几个人类共有的理想，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实行最力的道德。例如他说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哪一件不是东西哲人共同提倡的理想？除了割股治病、卧冰求鲤一类不近人情的行动之外，哪一件不是世界文明人类公有的理想？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

　　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人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同上书）

　　在这短短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未尝不明白在仁爱的“实行”上，我们实在远不如人。所谓“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者，只是那个道德的名称罢了，中山先生很明白的教人：修身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仁爱也“要学外国”。但这些话中的话都是一般人不注意的。

　　在这些方面，吴稚晖先生比孙中山先生彻底多了。吴先生在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里，很大胆的说中国民族的“总和道德是低浅的”；同时他又指出西洋民族：

　　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阿拉伯、印度、中国）的人较有做法、较有热心……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

　　这是很公允的评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有文化的民族共有的理想；在文字理论上，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讲得头头是道。所不同者，全在吴先生说的“有做法、有热心”两点。若没有切实的办法，没有真挚的热心，虽然有整千万册的理学书，终无救于道德的低浅。宋、明的理学圣贤，谈性谈心，谈居敬，谈致良知，终因为没有做法，只能走上“终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上去。

　　我所以要特别提出子固先生的论点，只因为他的悲愤是可敬的，而他的解决方案还是无补于他的悲愤。他的方案，一面讲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致糟到这步田地了。况且没有那科学工业的现代文化基础，是无法发扬什么文化的“伟大精神”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永远存在书本子里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只会把这些好听的名词都写作八股文章，画作太极图，编作理学语录，所以那些好听的名词都不能变成有做法有热心的事实。西洋人跳出了经院时代之后，努力做征服自然的事业，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空气电气、征服了不少的原质、征服了不少的微生物——这都不是什么“保存国粹”“发扬固有文化”的口号所能包括的工作，然而科学与工业发达的自然结果，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类的幸福、提高了各个参加国家的文化。结果就是吴稚晖先生说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

　　这一段四十五年前的文字，我如今不嫌冗复的重引起来，为的不外是借它来做一点澄清的工作。我这篇文章本身，做得也全是澄清的工作。在近代的先知先觉中，孙中山不但不是排斥西方的人，并且还是接受西方最有成绩、火候最够的一个伟大人物。这个伟大人物，我感到在他死后五十六年来，未能被他的国人全面了解，深入了解，这是很可悲的现象。因此，我决定站出来，由我出面做一点彻底澄清，点破什么人在歪曲他，恢复这伟大革命家的真面目。

1965年原作，1981年订正。

wjm_tcy（不自由的自由）与Jeff Ao联合制作！